中華歷史文化精神綿延五千年乃至七千余年，前后至少經歷了五次大的和合交融。總體而言，中國文化精神首先通過先秦諸子百家的交融匯歸而奠基，這是一次內部交融的時代，促成了興盛的漢代文明；漢代的經學開啟了魏晉南北朝的玄學，并與外來的印度佛學交融，匯成隋唐佛學體系；印度佛教與中國古典智慧內外相結合完成了中國本土化，產生了氣勢恢弘、包羅萬象的中國特有的禪文化體系，形成了輝煌的唐代文明；后又經儒釋道合成之禪文化、與理學及心學等內部相互交融，一直到現代東漸之西學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交相輝映，并與新經濟時代西方科學文明及商業文明再一次內外融合，最終將促成今天以及未來百年間的中國文明新的復興和光大。
內容提要：
中華歷史文化精神綿延五千年乃至七千余年，前后至少經歷了五次大的和合交融。
第一次是諸子百家―荀子―漢代經學之間的內部交融時期，從春秋到西漢，約570年時間。
中國文化精神通過先秦諸子百家的交融匯歸而奠基。春秋戰國時期，道、儒、墨、名、法、陰陽等諸家思想百花齊放，異彩紛呈；最富生命力的智慧，極其燦爛的文化都在這個時期繁榮昌盛，爭奇斗妍；各種思想、各種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最后歸結于荀子。荀子在戰國末期的學術思想中“最為老師”，集先秦諸子思想之大成，并深刻影響了西漢經學的形成和導向，也深遠地影響了中國二千年。劉向、董仲舒等漢代經師提倡獨尊儒學，并由各家學術與之互補的文化政策，促成了興盛的漢代文明。
第二次是經學―玄學―佛學之間的內外交融，從東漢到南北朝，約564年。
漢代的經學開啟了魏晉南北朝的玄學，并與西來的印度佛學交融，匯成隋唐佛學體系，形成了輝煌的唐代文明。
第三次是佛學—儒、道—禪文化之間的內外交融，從隋代到北宋約546年。
從唐代到五代，印度佛教與中國古典智慧相結合完成了中國本土化，誕生了中國文化史上最璀璨的奇葩---禪宗，并進而超越了佛教、融合儒釋道三家為主的文化精神，形成了氣勢恢弘、包羅萬象的中國特有的禪文化體系；中國文化的特質在禪，禪是中國先賢心髓的結晶。后傳至日本，影響了日本幾代文明，終而形成了日本民族的實質精神―武士道大和魂。
第四次是禪文化—儒、道—理學、心學之間的內部交融，從北宋到明代，約520年。
理學早在唐代李翱和韓愈之時已透露消息，一直到北宋五子時才開始真正形成。理學以繼承先秦儒家為招牌，同時吸收了道、禪的概念（此時的佛學體系已全歸入到了禪文化的體系中，甚至連道家也都包含了禪文化的內義），建立了自己的體系。先秦儒家早已失去其本來面目，實質上，理學是以荀子延續的儒家為主的。理學而后繼起的是深受禪文化影響的陸王心學。有明一代，陽明心學被時人冠以“陽儒陰禪”之譏。朱熹的“道問學”，即是所謂唐代禪門“漸學”的縮影。陸王的“尊德性”，即是所謂唐代禪門“頓學”的體現。朱陸之爭，在根本意義上，其實都是圍繞在禪門的入手處（方法論）對本體（實相）的“認識論”之間的論爭。
第五次是禪文化（理學、心學）－西學東漸－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新經濟時代西方科學文明及商業文明之間的內外交融，及中國文化復興和光大的時代從1644年到2144年，約500年。
西學東漸自明代晚期，西方的傳教士來華伊始。從清代立國以來，到民國年間（尤其是清代末期），中國文化思想界，就一直是西方各種文化思想的實驗區。新中國成立前后，由馬克思主義本土化而產生的毛澤東思想，即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精華的結合；猶如唐代禪的革命，由此形成了中國文化思想再一次質的飛躍。
進入WTO之后，又是中國新經濟文化千載難逢的時機；它使得當代中國無論在體制上、觀念上還是社會行為上都得到徹底的解放和開放。這種解放和開放正是第五次內外交融的真正之契機。今后百年之內，正是以“知本”和“資本”結合為一體的“企業家”為主，全面承當復興和整合（吸取西方當代科技和商業文明）中國新經濟文化使命和任務。并由此促成了中國文化的真正復興。中國文化的新生，將為人類和世界繼續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進而領導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文化走向智慧、和諧與幸福之途。
中國文化精神發展的五個時代以及引領人類未來文明的契機
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伏羲畫卦以來，歷經三皇五帝，通過夏商匯萬川而成巨流，始成于周朝。周公旦備萬法于一身，使得周朝文化蔚為大觀，而后孔子又“從周”集當時各種思想文化之大成，淵淵如海，與其師從過的老子一起，為中國文化思想的發展路向奠定了萬年基調。中華歷史文化精神綿延五千年乃至七千余年，前后至少經歷了五次大的和合交融。總體而言，先有諸子百家爭鳴而內部交融，中有本土文化與外來佛學內外交融，后又經儒釋道合成之禪文化、與理學及心學等內部相互交融，一直到現代東漸之西學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交相輝映，并與新經濟時代西方科學文明及商業文明內外融和，最終將促成今天以及未來百年間的中國文化新的復興和光大。
第一次內部交融時代：諸子百家 荀子 漢代經學
中華文化第一次大融合是內部交融時期，大致時間為公元前770（春秋）至公元前206（西漢），約570年左右。
中國文化精神發展的首次高峰階段，是通過先秦諸子百家的交融匯歸而奠基。春秋戰國時期，道、儒、墨、名、法、陰陽等諸家思想百花齊放，異彩紛呈；最富生命力的智慧，極其燦爛的文化都在這個時期繁榮昌盛，爭奇斗妍；各種思想、各種學術相互碰撞、相互沖突、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最后歸結于荀子；又從荀子學問的傳承演變與漢代經學接軌，實際影響了中國兩千年。
先秦諸子之首老子與孔子的出世，既開啟了諸子百家的先河，又創造了百家融會的契機。自此以后，道、儒、墨、名、法、陰陽等各家思想和學問相繼而起，蓬勃發展，其中莊子、孟子又各自繼承孔老之學，從不同的角度合會貫通，并從而發揚光大。到了荀子，又聚萬流于一體，融百家為一道。
荀子在戰國末期的學術思想中“最為老師”，集先秦諸子思想之大成，并深刻影響了西漢經學的形成和導向，也深遠地影響了中國二千年。真正代表孔子的是荀子，而非孟子。荀子是真正儒家的傳承，甚至有些荀子的學生曾贊嘆說，荀子超過孔子。我在《心的回歸》一書中，已經把荀子的精神寫出來了。我們需要還原百家之學的本來面目，才能看清楚各家之間的相互融合和發展。
在中國文化歷史上，無論是人為的還是歷史特定的作弄，孔子畢竟擁有過無比的輝煌和非常的名譽，雖然在他生平之世，不那么如意自在，幾乎顛沛半生。“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這是后世今文經學家對他的贊嘆；“六經皆史，孔子述而不作”，這是古文經學家對他的評價。
然而三百年后，真能繼承和發揚這股萬代“光和熱”的思想體系的荀子，卻沒有他先輩的幸運和榮耀。這位在齊襄王時稷下學宮中最為老師的名世之士、王者之師，他所著的書“陳王道甚易行”，但“卻疾世莫能用”；他所說的話“凄愴可痛”；他為人的一生“卒終于閭巷而功業不得見于世。”
他的門下弟子更為其抱不平，甚至贊頌他德高智勝于孔子：“孫卿不及孔子，是不然。”“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余教，足以為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非圣人，奈何！”
西漢之世，雖有劉向、董仲舒等美言推崇，但在后世更悠長的年代中，尤以宋明之世，荀子始終被歧視為異端，擯斥于道統之外。
殆至近代，譚嗣同更倡言：“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雖為直言，稍嫌牢騷過甚，有失史實，且比之秦政，殊失公允。然雖如此，卻也道出了荀學的深刻影響及重要性一面。
其實，幾千年來，在中國文化的歷史舞臺上獨領風騷的，真正做到莊子所說的“內圣外王之道”，并為統治帝王所奉行的，不是所謂的“孔孟之道”，也不是常說的“外示儒術，內用黃老”，而是“儒術誠行，天下大富”的鐘鼓之節——－荀子之學。
失落的荀子，當有其時代背景與歷史因素，我們也可由劉向、楊倞等人的序言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看到一點精湛智慧的本來面目。孔子而后五百年，西漢劉向校對《孫卿書》時，改名為《孫卿書書錄》，其序言說：“孫卿善為詩、書、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為祭酒焉。”“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及韓非，又浮丘伯，皆受業，為名儒。”“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孫卿卒不用于世，老于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璣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
“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乎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凄愴，甚可痛也。嗚乎！使斯人卒終閭巷而功業不得見于世。哀哉！可為零涕。其書比于傳記，可以為法?”
劉向在序言中，盡情傾瀉了對于荀子的推崇和贊許，毫無掩飾毫無保留地流露出對于荀子的感嘆和遺憾，同時也給后世留下了整理完好的、閃爍著智慧光芒的《荀子》。
七百年后，唐代楊倞改《孫卿書》為《荀卿子》，其序言中說：“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后三代遺風馳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為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于前，荀卿振其后。但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當世，拔亂興理，易于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三綱馳絕，斯道竟不墜矣。”
楊倞乃真知荀子者，真得荀子精旨者。尤有甚者，他敢于揭露孔子在唐以前所處的歷史文化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無時無位，但門人傳述而已。”以及“陵夷至戰國，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完全道出了孔子之學敗落與蕭條的景象。這是一般尊崇孔子者無法接受的真實情況，他們何曾想過孔子的智慧事業也曾有如此不濟和無奈之時，孔子的風光是在元代才得以提高。
在這種前提之下，楊倞對于荀子的認同和肯定，無寧說他是中興孔門心傳智慧的圣者，因而才稱荀子為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后人無暇讀此序言，更蔽于所知，昧于道統，茍從世論，猶以孔孟之學為中國文化薪傳之道統，遂使荀子之名千百年落寞至今，也無怪乎有識前賢嗟嘆不已。
現代學者朱維錚先生說：真正的荀卿之學，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諸經。我以為此說近于事實。真正的秦漢儒生所學習的五經及其解說，大多本自荀子，是為經學史家們共同承認。戰國時期的儒家學說，發展到荀子而作了一次大的綜合。后人尤其是宋明理學把他摒于道統之外，遂使荀子在儒學的地位不及孟子顯赫，并因此引起后人對荀子學說的種種誤解。可是，他實為孔子以后儒家的傳經大師，實為戰國末期的儒家學說的集大成者，實為秦漢時期為中央集權的一統政權準備了理論基礎的儒家先驅人物，則是無法否定的。
漢初廢挾書律，百家重新活躍，漢代經學融合了齊、魯學術文化的精神而興起。漢代中葉漢武帝時，劉向、董仲舒等漢代經師提倡獨尊儒學，并由各家學術與之互補的文化政策，促成了興盛的漢代文明。
其實，整個中國文化一開始就是由齊魯、荊楚、吳越、秦晉、燕趙等地域文化交匯而成的綜合體，是諸子百家的總匯。思想的碰撞、交流和融合，是文化生生不息、與時偕進的命脈所在。
博極六經的荀子學說，通過董仲舒等人的創造性闡釋及“天人三策”的政策性轉化，成為兩千年來的中國古代社會統治的思想基礎。因此，對于什么是真正的儒家，我們應以批判的精神審視。孟子屬于霸道，荀子屬于王道，中國兩千年來都是荀學，荀子之學是王者之師。中國文化里面的儒家六經都是荀子傳承下來的，因而才有漢代所謂的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
第二次內外交融時代：經學 玄學 佛學
中華文化第二次大融合是內外初步交融時期，大致時間為公元25（東漢）至公元589（南北朝），大約564年左右。
漢代的經學的繁瑣導致了魏晉南北朝的玄學產生，并與西來的印度佛學相碰撞。魏晉南北朝時期，儒道佛三家鼎立而紛爭不已，并由此得到了新的融合和發展，終而匯成隋唐佛學體系，為唐代文明的輝煌準備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漢代經學隨漢代的統治衰微以后，玄學在魏晉時代興起，以王弼、何晏的正始之音發其端，老莊易“三玄”隨之盛行于學術思想界。援道入儒的玄學是對漢代煩瑣經解的一種反動，是以道家簡明的思想改造儒學而致用。實際上，煩瑣經解在儒學內部一開始就受到批判，如東漢中晚期的名理學識鑒人物、辨名析理，以其簡單、抽象的名言抓住核心原理及原則，同時也為政治人事提供一種形而上的依據，名理學的興起也是導致玄學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時，另一股學術思潮即外來佛教興起。據史書記載，佛教于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傳入我國內地。東漢初期，漢明帝曾經派人去印度求法。東漢末年以后，我國西域和印度的佛學大師來內地弘教者絡繹不絕，西行求法的國內高僧也層出不窮，翻譯出大量佛教經典，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同時被介紹到中國。佛教的傳入既是對儒學發展的一次重大考驗，也為中國文化的巨流注入了強大的新生力量。
佛教傳入中國不久，便與道家思想合流，而與儒學思想發生沖突。儒道紛爭所要解決的，是正統儒學與本土異端思想的沖突與融合，而儒佛紛爭則是中華本土文化第一次面對域外文化的挑戰而作出的回應。在士人的心目中，極易將這種域外文明視為與本土文化的思想異端即道家之學相類似。從佛教的傳入到魏晉時期的流行這一階段，已不是儒學的黃金時代。因而儒佛紛爭對儒學的發展至關重大，儒學如不能有效地回應域外佛教文明的挑戰，便無法繼續存在和發展，更不會有儒學的再生與輝煌。
儒學此時除了陷入玄學化的危機外，其自身也面臨著深刻的信仰危機。因此，儒佛之間的沖突并不僅僅是夷夏之辯問題，而是佛道合流共同推進了儒學的玄學化過程。另一面，玄學與佛學也在論爭中相互融合并取得獨立發展。
儒佛這兩個世界上巨大的學派相遇時，在思想理論方面由于互有異同及交涉點，既產生了相互碰撞、沖突與斗爭，同時也造成了兩者相互調和、融會與合一。魏晉時期佛教佛學進一步發展，至南北朝時期佛教興盛。其間因將儒家思想引入佛教義理，促進了佛學的中國化和儒教化，從此佛教在中國扎了根，成為中國社會上層建筑和民族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思想上、經濟上都為隋唐時期佛教的鼎盛、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準備了條件，而且儒佛雙方各自獨特的價值也在融合和沖突中顯現出來，共同成為繼往開來的有生力量。將佛教的一些思想引入儒學，使傳統儒學在佛教思想的影響下也發生一些本質性的變化，為后來的儒佛合一作了理論上的鋪墊和準備。
中國的思想文化結構，從兩漢儒術獨尊，到魏晉南北朝儒釋道三教并存，是一次大的轉換。上層統治集團及思想家對于這種變動有一個適應和認識的過程，內部發生過多次的辯論，各朝實行過不同的文化政策，進行過調整思想信仰的各種試驗。
隋朝結束了南北紛爭的局面，統一了全國，但國運短促，不久唐朝便取而代之。唐朝初建，吸取前車之鑒，自覺實行三教并重政策，確立了三教共存的局面。一面用行政手段統一儒家經典的文字和注疏，由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至高宗時頒行，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課本，天下士子奉為圭臬，加強了儒家經學的主導地位；一面又禮敬道教，扶持佛教，使兩教在此期間得到迅速發展。
到了盛唐，佛教進入鼎盛時期。與佛教相比，儒家經學遇到了不景氣的難題。自漢末經學衰落以后，儒家文化就缺少有力的哲學層面，內部結構呈傾斜和不完整狀態，它只能在政治、禮俗上占有傳統的優勢，卻拿不出新的高水平的哲學理論來同佛學對話。
第三次內外交融時代：佛學 儒道 禪文化
中華文化第三次大融合是內外完全交融時期，大致時間為公元581（隋）至公元1127（北宋），大約546年左右。
隋唐時期，佛教達到鼎盛，出現天臺、法相、華嚴、禪宗、凈土、律宗等若干大的宗派，高僧大德輩出，人才濟濟，理論學說異彩紛呈，一片繁榮景象；佛學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和權設方便的普及性說教，從士人到百姓皆蒙熏習，信徒不斷增多，迅速遍及中國社會；尤其從唐代到五代，印度佛教與中國古典智慧相結合完成了中國本土化，形成了中國式佛教，而慧能大師又把這種中國式佛教進一步轉化為禪宗。從此，中國大地上誕生了中國思想文化史中最璀璨的奇葩―――禪。禪超越了原有的佛教，融合了以儒釋道三家為主的文化精神，進而形成了氣勢恢弘、包羅萬象的中國特有的禪文化體系；中國文化的特質在禪，禪是地地道道的中國先賢心髓的結晶。
由于當時佛教的世俗化和大量知識者的參與，佛教走向了鼎盛，但因此也使佛學學風上重視繁瑣的義疏和注解，使佛教各宗派和論疏日益浩繁，逐漸失去了人心和創新能力，加之僧侶因被推崇和生活優裕而走向了奢侈和腐化，佛教的革命就勢所難免了。
六祖慧能大師順應了儒佛道合流的總趨勢，倡導眾生皆有佛性、皆可頓悟成佛，對傳統佛教的教理、儀式和修行方式等進行了徹底的變革，使佛教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進而也在思想文化領域引發了一系列意義重大的變革和突破，真正完成了中印文化的交融，使佛教徹底簡易化、完全中國化了。嚴格的說，六祖慧能是把中國化的佛教又變成了禪宗，而不是把印度佛教變成中國的佛教。禪宗成了中國佛教與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寶庫中最燦爛、最迷人、最有富有意義的思想，也成了后世思想家、文藝家、改革家等有志之士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形成了具有無窮活力的禪文化系統，這是中國文化史上又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
中國學問的高峰和精髓都體現在佛學中，而禪更是佛學精髓中的神髓。李翱深深意識到，儒學要再度興起，必須尋找新的歷史契機。他問道于禪師，自覺地以禪理證心，即用佛家的方法來修養儒家的心性。其《復性書》三篇，本于孟子性善說和《中庸》性命說，融于禪宗“見性成佛”思想和“無念為宗”修習方法，創造性地從思想理論上援佛入儒、以儒融佛，形成了與佛相通的“去情復性”之說。認為《中庸》是“性命之書”，其“天命之謂性”揭明性命之源。“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人皆有其圣之性而不能成圣，乃在于為七情所掩蔽，要想成圣不必他求，只需去情復性就是了。《復性書》雖只是融佛入儒的初步，但宋明理學幾乎呼之欲出。
從韓愈排佛、柳宗元融佛到李翱援禪入儒，即可窺見唐時儒釋道三家爭論與融合的大致情形。他們各自都為儒學的復興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為宋代理學的興起，作了一定的思想準備。思想的開放與創新意味著中庸精神的蘇醒和貫徹，意味著對立面的涉入和融通，意味著新生和出路。中華民族的包容性、開放性、創造性一旦獲得解放，新的生命、新的激情、新的智慧、新的思想就會如天河傾瀉，奔涌而流，滔滔不絕，一瀉千里。
從文化整體上來說，禪文化是中印思想精華的結晶，兩大民族的精蘊共同演變成了中國的禪文化。歷史上禪文化有這種作用，到了現在還應由禪文化擔當主角，因為這是足以代表我們民族的文化精神的，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智慧體系。禪是我們中華文明的產兒，是我們的無價寶藏，是我們的文化之魂，是我們永久的生命和自豪，是我們民族無堅不摧的智慧之劍，是我們鼎立于世界文明之巔的擎天之柱。從隋唐以后佛教都以禪宗為主，一談到佛教那就是禪，一談宋明理學那就是禪，一談中國文化那就是禪。
禪文化更影響了我們周邊的國家，現在隨著世界經濟的互融互利，即將再次影響和帶動周邊國家并進而影響到整個世界。請看，日本那不是禪是什么？鈴木大拙作為一個日本的國寶，就是因為這個禪。唐朝鑒真和尚將佛教輸入日本，可是沒有太大影響，只有等到禪宗傳入了日本，道元禪師、榮西禪師將禪宗日本化，從此禪宗精神融到了日本人的內心深處。特別是蒙古人推翻了宋朝，很多人不愿意伺候蒙古人，都去了日本，宋朝的精英包括朱舜水把儒家的東西、王陽明的東西，全部帶到日本。朱舜水、朱熹的東西通通都是禪的加工品。這樣日本人擁有了中國文化的精旨，最后到了德川家康架空了天皇，德川幕府統一日本。明末清初東渡的隱元禪師更具影響力，使得經過戰國以來遭到破壞的日本文化得以復興，整個把禪作為它們文化的生命力流傳了下來，影響了日本江戶文明，進而形成了日本民族的實質精神―――武士道大和魂，終而開啟了明治維新時代，日本自茲沖出亞洲，邁入世界。
我們有必要在此簡述一下禪的實踐。我們談禪，脫離不開它的方法。不能像一般學者那樣，僅只討論其現成的禪學思想，而忽視這種思想的來源，并有意貶低它的方法。禪宗講過：“見與師齊，減師半德。”學生和老師一樣的見地，學生就輸給老師了。“見過于師，方堪傳授。”學生必須要超過老師，智慧心法才能傳到學生手上，否則，將是一代不如一代了。還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為往圣繼絕學”，這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而是要有方法去實踐的。實驗室只能證明出一個方法論，公式就是方法論。那么，有什么辦法把理論來實踐，這就要靠方法。如果沒有方法，只有方法論，那就是學者的理論，一個“論”字就是理論。一切本自具足，西方式的客觀、主觀，那是一種分裂的理論。什么叫客觀？還有一個客、還有一個主嗎？西方文明靠著船堅炮利征服世界、侵略世界的時候，真正的思想文明就斷滅掉了。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禪文化，而禪的主要精神就是真修實證，也就是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不只是空談公案理論，更重要是參悟實證，禪門有句話：“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說的就是禪文化的實證精神。目前幾乎所有談禪的學者都對禪蘊無知卻大談特談，反而因此遺失了禪文化真正的旨意。
什么是為天地立心？那就是說要解決人類生存問題，解決人類的生存環境。日本人都可以在美國開辦研究懷特海的國際會議，促使天主教、基督教借用佛教的東西，來呼吁深層的環保，就是我們生存的環境，這個也就是為自己立命！我們的生存環境就是人心，最大的污染源就是來自心靈污染。上帝能解決人心的問題嗎？西洋文明、科技文明、現代物理學、化學能夠解決人心的問題嗎？那么解決人心的問題只有禪，禪本身就是科學，是廣義的科學―――再現的可能。解決污染的關鍵問題就是人心的問題，真正的人心，就是天地之心。
第四次內部交融時代：禪文化 儒道 理學 心學
中華文化第四次大融合是內部交融時期，大致時間為公元1127（北宋）至公元1644（明代）大約520年左右。
理學雖早在唐代韓愈和李翱之時已透露消息，一直到北宋五子時才開始真正形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為往圣繼絕學”豪邁之語即誕生此時；理學以繼承先秦儒家為招牌，同時吸收了禪道的概念（此時的佛學體系已全歸入到了禪文化的體系中，甚至連道家也都包含了禪文化的內義），建立了自己的體系。不過，先秦儒家早已失去了它的本來面目，實質上，理學是以荀子延續的儒家為主的。而早于理學的宋學如王安石等人，更受到禪文化的影響，其本人晚年追隨真凈禪師學禪悉為人知。
《大學》、《中庸》在宋朝以前還沒多少人去讀，雖然“大中”首倡之功應在唐時的韓愈李翱，如清人全祖望說：“退之之作《原道》，實闡正心誠意之旨，以推本之于《大學》；而習之論復性，則專以羽翼《中庸》。”（《李習之論》）但在當朝，《中庸》則是宋朝智圓禪師提倡出來的。正是受到韓愈、李翱的啟示，以及宋代禪師的實際倡導，因為禪宗的影響，宋明理學才把《大學》、《中庸》列入四書之中，用以闡發心性之學，《四書》從此取得了與五經等同的地位，成為儒家經典著作而風行天下。朱熹畢生之著《四書集注》，影響極深極廣。元代延佑年間復行科舉，以《四書集注》試士子，明、清兩代沿習不變。
宋明理學把論孟學庸作為經典之書提倡，在思想目標上是承接韓愈復興儒學的事業，而在具體思維中則是沿著柳宗元李翱的儒佛互滲這條路而通往新儒學的。宋明理學的核心內容都是禪宗的東西，這都是有據可查的。我們知道，后世朱熹被捧成了圣人，那么朱熹是如何成就的？
一方面，《朱熹年譜長編》揭穿了其中的秘密，書里記載了朱熹十七歲時，便向大慧杲禪師的弟子道謙開善等高僧問道學禪。在南宋的時候，宋明理學是儒釋道三教合一、援佛入儒的產物，整個根柢以禪為主。朱熹在祭道謙開善禪師文中說：我開始學的是《易經》、《論語》、《孟子》，究觀古人之所以為圣，學習圣人之道，并感慨說：孔子那么了不起，我怎么學呀？于是開始從道謙開善禪師學道，天天跟他學禪。老師告訴他說真理不是言談的，始知平生浪自苦心，去道日遠，然后那個時候開始參禪，就是參話頭。朱熹確實是了不起，一個十七歲的小鬼頭就敢參個話頭。禪宗的參話頭是中外思想家自覺不自覺普用的方法，參究明白事情的真相之后，各種理論和學說就誕生了，而人們對這個方法卻往往缺乏反思和自覺。
另方面，朱熹幼承家學，其父朱松是楊時弟子羅從彥的門人，少時又遵其父遺命，師從屬于“洛學”一派的胡憲、劉勉之、劉子翚。他早年為學博雜，泛濫詞章，出入佛老，從二十四歲起，他受學于羅從彥門人延平李侗，才開始真正走上理學的發展道路。在經過了長期的刻苦研究之后，朱熹終于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影響最大的哲學家、經學家。朱喜的學問淵博，興趣極為廣泛，于學幾乎無所不窺，在許多方面都有相當深入的研究和突出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朱熹以繼承二程“洛學”為己任，廣泛吸收了周敦頤、張載、邵雍等北宋理學家的思想養分，成為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的學說構建起一個規模龐雜而又不失縝密精致的思想體系。
以上兩方面正是禪宗“實際理地不染一塵，萬行門中不舍一法”精神的體現。同時，理學家雖然主要采用了諸如“性”、“理”、“氣”等思想概念，但他們的思想體系的根本內容還是吸收了早經禪所涵化的道、釋兩家的內蘊，這也是確鑿無疑的史實。諸如二程夫子更出入佛老數十年，見人靜坐，便道好學。
理學而后繼起的是深受禪文化影響的陸王心學。有明一代，陽明心學被時人冠以“陽儒陰禪”之譏。
朱熹的“道問學”，即是所謂唐代禪門“漸學”的縮影。陸王的“尊德性”，即是所謂唐代禪門“頓學”的體現。朱陸之爭，在根本意義上，其實都是圍繞在禪門的入手處（方法論）對本體（實相）的“認識論”之間的論爭。
宋明理學家大都貶斥佛老，這或許是為了維護儒學的正宗和門戶，不能不制造這樣的輿論，而事實上他們相當熟悉佛學、老莊和道教，能夠將經過禪化的佛老的思維方式與修養方法運用于儒家之學，既保持了儒學原有的優點，又兼有了禪化的佛老在理論上的長處，所以能夠創建儒家的理學及心學體系。
第五次內外交融時代：禪文化 西學 毛澤東思想與中國文化的復興
中華文化第五次大融合是內外交融時期，大致時間為公元1644年至公元2144，大約500年左右。
在人類文明的天空中，中華文化的復興如東方的太陽，正在冉冉升起，光芒四射，無可抵擋，百家之學包括儒家之學也都乘時而興，重啟新機、超越輝煌。從而中國禪文化、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西方的科學文明及商業文化在中國大地上交相輝映、交互融合，匯成了中國文化全面興盛的大合唱。
西學東漸自明代晚期，西方的傳教士來華伊始。從清代立國以來，到民國年間（尤其是清代末期），中國文化思想界，就一直是西方各種文化思想的實驗區。
五四時期，先進的知識者表現出寬闊的眼界和宏偉的氣魄，他們所解決的問題不僅在文化層面，而且還要救國，要“再造中華”。新文化運動是由尊孔復古、帝制復辟的社會現實引發的愛國救亡運動，也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主要反對將孔教列入憲法、批判封建綱常名教，其倡導者并沒有完全否定孔子及其學說。如陳獨秀肯定孔子的歷史地位和孔學的歷史價值，表示“反對孔教，并不是反對孔子個人，也不是說他在古代社會無價值。”李大釗更說：“余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孔子的微言大義隨著被打倒的僵化的教條而消失，其負面影響是使明代以前的中國文化腰斬，自此喪失了民族精神和自信自尊。直到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之后，中國的民族精神與民族自信和自尊才得以復蘇。
在五四運動后，由于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并逐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流，而得到了繼承和發展。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思想，繼承和發展了五四提倡的科學和民主精神，毛澤東指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在這里，毛澤東對從五四運動后開始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特點作了概括，這就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紅軍過雪山就是一個悲壯的奇跡，這是中國現代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嚴格說起來，蔣介石僅懂傳統文化的一半，他只了解王陽明，是宋明理學的信徒，蔣介石對付那些軍閥什么的綽綽有余，可是碰到毛澤東這個大禪師非失敗不可。蔣介石雖有王陽明的心學，可是面對智慧和激情的大禪師，他也沒有辦法超越，當代中國尤須培養智慧和激情結合的人。
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心志，到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胸襟，處處體現了毛澤東一生的心愿和追求。從他的一生功過（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和所完成的主要事業來看，我們不難找出毛澤東思想中最根本、最精華的精神即《老三篇》的精神。當我們掌握了毛澤東思想中最根本的精神所在，對于他一生奮斗（與天、地、人斗，其樂無窮）的目標和經歷，乃至對于他的人和思想，也就不容易產生過分的歪曲和誤解。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精華相結合的產物，集內圣外王之學的大成；由馬克思主義本土化而產生的毛澤東思想，猶如唐代禪的革命，由此形成了中國文化思想再一次質的飛躍。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智慧地總結了許多古人未曾總結的思想、完成了許多古人未曾完成的事業。這種智慧決非來自天才，而是通過毛澤東一生之中的實踐和實證所完成的。所謂天才只不過是九十九分的努力加上一分的靈光。毛澤東的一生成就是激情與智慧的結合。毛澤東的秘書說：毛主席自比六祖慧能，也就是他把馬列中國化，這個把馬列中國化就是禪的精神。
林克回憶說：“我感覺毛澤東對禪宗更為關注，對六世慧能尤其欣賞，《六祖壇經》一書，他經常帶在身邊。我對慧能及禪宗的微薄知識，都是得自毛澤東的‘灌輸’。他說慧能主張人人皆有佛性，創頓悟成佛說，一方面使繁瑣的佛教簡易化，一方面使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在他的影響下，印度佛教在中國至高無上的地位動搖了，甚至可以呵佛罵祖。
“慧能不屈尊于至高無上的偶像，敢于否定傳統的規范教條，勇于創新的精神，以及把外來的宗教中國化，使之符合中國國情，為大眾所接受的特征，在這方面與毛澤東一生追求變革，把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性格、思想、行為，頗多相通之處，所以為毛澤東稱道。毛澤東談吐幽默詼諧，有些話含蘊頗深，很值得回味，不能說與禪宗無涉。”
毛澤東具有禪師的風范，有史以來沒有一個軍隊叫解放軍，他把人民軍隊稱之為“人民解放軍”，把人民戰爭，稱之為“解放戰爭”，最能說明他的激情和智慧。把來自佛學中含有“解脫自在”之義的“解放”二字，用于人民戰爭和國家軍隊的命名，簡直是創世杰作，更是絕妙的構思；沒有偉大深遠的激情和智慧，絕不可能創造出這么偉大深遠的名稱。同時，毛澤東為“人民英雄紀念碑”的題詞碑文，更像一個頂天立地的千古禪師，對中國人民的英雄們以最高最美、簡潔有力的贊頌。
毛澤東的激情和智慧，并非如黃河之水天上來，而是從幼小到成年之時，終生致學的凝聚所成。他自幼博資群書，熔經鑄史，繼承傳統文化的精華，博古通今，致經國濟世之學。他的讀書范圍涉及到史學、哲學、文學等各個領域，且均具敏銳的洞察力。他在書海中暢游，汲取前人智慧，形成自己的見識和思想，顯現了卓異的人格和精神力量，這是一種智慧的挑戰。正因為毛澤東有如此的興趣，即使他不是一個政治領袖，也會是個在學術界頗有識見聲譽的學人。
毛澤東對待歷史的鑒古通今精神，更為深刻而又辯證地體現在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觀點與方法上。在《毛澤東選集》中多次談到要批判地繼承歷史文化遺產，其中最為扼要、醒目并為人們熟知的兩段話：“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中國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須將古代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區別開來，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的，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地位，是尊重歷史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毒素。對于群眾和青年學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導他向后看，而是要引導他們向前看。”
毛澤東一生的理想：一直在探求歷史變遷的藍圖。把這種崇高的理想藍圖盡早、盡快地付諸實施。
毛澤東的激情和智慧所致，所引發的那些歷史事件，正像是一個打著油傘走在蒼茫古道中的大禪師，向群巒峰下無盡的眾生，展示著他至情的棒喝和深遠的機鋒，昭示他們呼喚不回頭，牢籠不肯住，通向萬里無寸草處行，變大地為黃金，轉長河為酥酪，為千秋萬代造福人類而盡心。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吸取和超越幾乎無所不包，從《毛澤東的智源》一書可見毛澤東的激情智慧之所來有自，從《毛澤東矚目的人物》一書中，更可能觸及到他智慧的脈搏。
毛澤東少年時學習孔子，成年時運用孔子，晚年時批判孔子，他的一生與孔子結下不解之緣。毛澤東的思想是匯聚了中國歷史文化的精華，從中體取并融會貫通。因此說他是中國文化的兒子一點也不為過。正如前文所說，毛主席所繼承的，不僅有中國古代文化精英，還有近代以來西方的先進文化。正是這兩方面的承前，才造就了現時代這位偉大的思想家，并開啟了中國文化的新時代。
經過那么多的事例，可以說明，毛澤東始終把學習中國的文化傳統，作為自己生命的重要部分。而他之所以能夠承繼中國古代文化的深蘊，理解其精神，一在廣讀博覽，二在精思聯想。在讀古書時，注重古今貫通，以古證今，以今論古。他又堅持“厚今博古”，認為學習古文化，要在“古為今用”，絕不是眼睛向后看，以古非今。繼承與批判，有機地統一起來了。
正是對中國古代文化傳統的批判繼承，使毛澤東得以深入地掌握中國國情。他對中國文化的掌握，不僅在于讀書，而在于讀了幾乎所有中國的書：經、史、子、詩、詞、散文、小說、戲劇等，還注意“無字的書，即向社會學習，向群眾學習。”正是這種讀無字書和有字書的結合，他本人的思想，首先也就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化的精華。
“毛澤東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奇跡。他的思想卻已注入了中國和人類思想的總體；他是一個階段的歷史，也是一種文化，永遠地存在于中國和世界。當我們驚嘆于毛澤東那偉大、深邃而又超越歷史的洞察力和想象力時，更可以體會到他的無所不在的奮斗精神，和無所不為的創新意志。
當前，進入WTO之后，又是中國新經濟文化千載難逢的時機；它使得當代中國無論在體制上、觀念上還是社會行為上都得到徹底的解放和開放。這種解放和開放正是第五次內外交融的真正之契機。現在是國泰民安的時候，我們中華民族欣欣向榮，而且國內已很開放了，可以公開談禪了，中國人應該有所作為了。今后百年之內，正是以“知本”和“資本”結合為一體的“企業家”為主，全面承當復興和整合（吸取西方當代科技和商業文明）中國新經濟文化使命和任務。并由此促成了中國文化的真正復興。
中國文化的新生，將為人類和世界繼續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進而引領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文化走向智慧、和諧與幸福之路。
參考書目：
1、《禮記 檀公上》
2、楊倞：《荀卿子》
3、司馬遷：《史記》
4、班固：《漢書 董仲舒傳》
5、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
6、王紹璠編著：《呼喚企業家：心的回歸》
7、中國孔子研究院：《儒佛導言》
8、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
9、瞿汝稷：《指月錄》
10、班班多杰：《藏傳佛教史綱》
11、崔大華：《莊學研究》、《儒學引論》
12、成林編著：《毛澤東的智源》
13、趙吉惠等：《中國儒學史》
14、佚名：《儒學發展史》
15、陳晉：《毛澤東之魂》）
（本文作者：旅美臺灣學者 王紹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