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臺灣網7月11日長沙消息 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于11日在湖南長沙舉行，兩岸經貿合作座談會在下午召開，臺灣醒吾技術學院講座教授周添城做了題為《兩岸氣象暨環保合作與交流》的演講。 以下為演講全文：
摘要
中部六省過去受限于交通設施的不足，致使在經濟發展上處于中段班的位置。但透過四兆人民幣的擴大內需方案，一次性地將交通基礎設施布建完成后，未來將與沿海地區形成一個4小時的經濟圈與生活圈。透過擴大內需方案改善基礎建設與騰籠換鳥政策的一拉一推，中部六省吸引外人投資的誘因大增，且將有效釋放農村地區的勞動力與資產收入，進而刺激內需市場的消費力道，成為大陸經濟成長的新動能。面對此一全新情勢，兩岸在此一地區的經貿合作，勢必要朝向全新的思維模
式去發展。臺商必須摒棄過去依賴獨資，透過制造而加工出口的經營型態，配合內需市場的興起，轉向以制造、服務兼顧，出口、內需并行的方向發展，并進而尋求與當地企業尋求策略合作、結盟，甚至交叉持股或合資的機會。如此一來，不但可以配合大陸從“世界工廠”到“世界市場”的角色轉換，也能修正臺商過去偏制造、偏出口，以及偏獨資的三種偏頗，將兩岸企業競爭力透過融合而加以提升，并攜手走向國際，屆時將是華人經濟實力的另一大突破。最后，本文列舉四項政策建議，希能促進中部六省與臺灣更緊密的合作，讓臺商與當地企業共創雙贏。
第一節 中部六省經濟發展現況
中部六省指的是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山西以及江西六省。從表一可以發現，就GDP總值來看，共有河南、湖北以及湖南三個兆元省分，安徽則可望是下一個進入兆元大關的省分，至于山西與江西則相對較低。不過由于人口數以山西為最少，因此就人均GDP而言，山西反而是最高的，且達兩萬元以上；湖南、安徽與江西則相對較低，僅約一萬五千元上下。就總值成長率而言，除了山西低于10%，其余都為12%左右。就三級產業的比例來看，除了山西外，其它省分的農業比例都還有一成五到兩成間，顯示經濟發展仍以農業為主，且服務業的比例偏低。至于各省的人口數，除了河南接近億人大關外，湖北、湖南與安徽屬中等約六千萬人上下，山西與江西較少約四千萬人左右。
在大陸22個省、5個自治區、4個直轄市共31個省市當中，總值的排名僅有河南進入前10名（位居第5），其余都在10至20名間，可算是中段班。就人均GDP而言，六省都低于全國的數值，僅有山西較為接近；事實上，就六省約占全國31省市的五分之一比例來看，其GDP總值也差不多是五分之一，但人口數卻接近三成，因而整個中部六省的人均GDP為一萬七千元，僅占全國的八成不到，經
濟的發展相對尚有很大空間。
再就三級產業的產值來看，也可以發現中部六省確實是以農業為主的區域，其農業產值占全國近三成；相對的，服務業的產值卻占全國不到二成的比例，以省市數或GDP總值占全國五分之一的比例來對照，可以看出服務業的產值是明顯低于全國比重的。
不過，就總值成長率來看，中部六省六省當中，僅有山西低于大陸平均水平，其余五個省分都高于平均水平，顯示雖然整個中部六省的發展，相較于其它省分是位居中段，但其發展潛力無窮，頗有急起直追、后來居上之勢。若再加上整個服務業在中部六省有廣大的發展空間，更可以說明中部六省未來的高度成長是可以預期的。這樣的態勢，充分展現出華中崛起的趨勢，也為兩岸在此一地區的經貿合作，提供了多采多姿的可能性。
表一 中部六省國民經濟現況，2008
注：資料來源為2008年大陸各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均為初估值），人口為常住人口。
第二節 四兆擴大內需方案在中部六省
為因應金融海嘯，大陸在2008年底就宣布了首批高達四兆人民幣的擴大內需方案，速度之快與金額之龐大，都展現了大陸積極救市的決心。但大陸的目的還不僅于此，攤開這四兆的擴大內需方案，可以發現對于內陸地區的鐵、公路等交通建設的投資，占了相當大的比例，顯示大陸還想藉這一次機會，將內陸地區的基礎建設一步到位地完成。如此一來，過去限制內陸地區發展的交通因素將全面改觀，取而代之的是無窮的發展潛力，而這正是中部六省格外受到矚目的原因。
表二 大陸四兆振興經濟計劃之重大交通建設
資料來源：臺灣商業周刊1113期（2009.03.23-03.29），頁97
在這四兆擴大內需方案中，中部六省的交通建設是重點中的重點，包括將交會于武漢的兩條南北高速鐵路—新京廣與滬漢蓉，通過南昌的京福高鐵，以及連結中部六省各省會的京港澳國家高速公路長沙連接線等等。一條又一條的鐵公路所構成的網絡，未來將打通華中六省的任督二脈，縮短中部六省到沿海地區的交通時間，打造出4小時內的經濟圈與生活圈。（見圖一）
圖一 中部六省交通建設及臺商、外商投資
資料來源：臺灣商業周刊1113期（2009.03.23-03.29），頁96
第三節 中部六省的新經營戰略
大陸如此大手筆的交通建設，正顯現其對中部六省經營上的新戰略與新思維。事實上，其背后是有一套完整的邏輯存在。
（一）透過交通投資達成區域平衡
大陸改革開放30年，很重要的一項戰略思考是來自鄧小平的“讓局部的人先富起來”。此一想法與區域經濟理論中“成長極”（growthpole）相符，亦即先發展特定地區，再透過擴散效應，促進其它地區的成長。
因此，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的區域發展戰略不斷在進行調整。由初期的沿海開放，到沿江、沿邊開放，再到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乃至于2006年后由《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若干意見》所正式揭橥的中部崛起。
大陸區域發展的落差乃是此種非均衡發展戰略的必然結果，但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還潛藏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在經濟獲得一定程度的成長之后，如何進一步縮小內陸與沿海區域的差距，漸次發展各個區域，就成為經濟結構調整的重點。這也是2008年大陸之所以在勞工權益、環保標準上大幅提高，同時對外銷與外資企業的稅賦減免優惠予以取消的重要原因。透過集中且大幅度的政策調整，試圖把過去30多年帶動沿海地區發展的加工出口產業趕向中西部，一方面帶動內地發展，一方面強迫沿海地區朝高科技或服務業發展，此即所謂的“騰籠換鳥”政策。
是故，配合整個中部崛起工作的推展，大陸在中部六省所投入的大量交通建設投資，可視為達成區域平衡的一項重要作為。有“騰籠換鳥”的政策在前，再加上未來交通改善之后，中部六省包括土地、勞動力等成本的優勢便得以展現出來，一推一拉之間，對臺商與國際企業的吸引力便出現了，這也是已有許多臺商紛紛從沿海地區轉到中部六省最主要的原因。待諸多投資到位后，屆時中部六省快速的成長將可以預期，與沿海地區的差距也可望進一步縮小。
（二）透過城鄉平衡達成和諧社會
此外，對于大陸經濟崛起的這三十年，可以從各式各樣角度來評價。有人以撼動世界來形容，有人以世界工廠來描述，但也有人以“血汗工廠”來說明發展過程中勞方的辛酸，更以“低價大陸”（ChinaPrice）來總結大陸的對外競爭力。這使得經濟發展過程與經濟發展結果間出現了高度矛盾，也就是快速發展的成果，在分配上出現了尖銳的局面，城鄉差距逐漸惡化。
前述的非均衡發展戰略，使大陸得以擺脫貧窮，快速改革開放。但由于相當依賴外向型的發展策略，低價大陸的基礎就是要勞力、土地價格便宜，因此來自農村的龐大勞力之價格長期壓縮在較低水平，這不但威脅到和諧社會的來臨，也抑制大陸內需市場購買力的成長。
這種城鄉的失衡必然同時與內外失衡并存，即生產制造之商品以外國人使用居多，本地人（尤其是農村人）反而無法使用，這正是大陸雖然獲得大量外貿順差、外匯存底之積累，但也同時反應大陸人對稀有資源的低度利用，多數資源透過加工出口的型態供外國人使用。這使得城鄉的失衡成為經濟發展過程中，另一個重要矛盾。這是由于尚未搭上開放列車的農村地區，自然是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如果不在體制上作大幅度的更動，那么農村地區就會成為產業化、經濟發展中獲益較小，甚或相對受剝奪的一方。
要解決這種失衡的問題，真正有利于結構調整的需求增加應該落在民間消費，特別是購買力相對較低的農村人口上。而要讓農村人口有較高的購買力，經濟的發展是一個重要的關鍵。交通建設能帶來更多的外人投資，并進而釋放區域經濟成長的動能，此時一方面來自農村的勞動力其收入可以增加；另一方面透過農地流轉制度可以讓廣大農民分享土地因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增值利益，最后再透過財富效果來提高農民消費力。這樣不但可以縮短城鄉差距，促進和諧社會及分配平均化，也是提高內需市場購買力，擺脫經濟發展后種種社會問題的長期根本之道。
（三）從世界工廠到世界市場
面對百年難得一見的金融海嘯，過去長期倚賴的海外市場如美國已經自身難保，迫使大陸重新調整自身的定位。從區域均衡到城鄉均衡，整個擴大內需方案最終的目標還是刺激內需市場，亦即所開發的不僅是內陸地區的生產能量，還要開發內陸地區的消費能量。因此改善交通建設以吸引外人投資是第一步，讓農村居民提高勞動生產與土地資產的收入是第二步，加上水電的基本設施的建設到位，整個農村的消費潛力就會被調動出來，屆時不只是基本的民生必需品，還能夠向上采購家電、汽車等產品，從而產生消費的乘數效果，于是不斷擴散出來的正向循環，便會成為大陸未來經濟成長的新動能。
此一定位，表示大陸已逐漸從過去以廉價土地與廉價勞工所構筑起來的世界工廠角色，轉而成為擁有豐沛購買力的世界市場；亦即從出口導向經濟轉成內需型經濟結構。角色的轉換若能經由這一波的擴大內需方案而順利完成，那么“局部人富起來”就能擴展到“多數人富起來”，使更多人民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也能讓大陸極富潛力的內需市場具體深化。
當然，這也會改變生產要素價格，致使廠商的生產成本調整，將導致大陸在世界工廠與世界市場間的定位須要有一個新的均衡。但無論如何，大陸的角色的轉變，將會使其在全球經濟成長上占據更關鍵的地位。
第四節 兩岸在中部六省的新合作風貌
如上所述，大陸對中部六省經濟戰略的布局，就是借著龐大交通設施的投入，使沿海地區部分制造業內移，培養中部六省龐大的薪資勞工階層，再加上推升農業購買力的措施，搭配通路的布建、服務業的培養，綜合起來就是一個未來可逐漸取代歐美的龐大亞洲、大陸的內需市場。這也使得中部六省成為臺商或國際企業設立或轉移基地時的新選擇對象。面對此一新的布局，以及大陸政策的轉變，臺商應當體認到，原先在沿海地區的發展模式，將很難繼續維持下去，必須配合發展的趨勢，重新調整與之相對應的營運策略。
過去一二十年，就臺灣對大陸之投資與貿易來看，金額龐大似乎已有相當成果。不過，仔細研析可以發現臺灣對大陸的經貿互動有三種偏頗的傾斜：偏出口、偏制造、偏獨資。事實上，這三種偏頗是相互影響與糾結的，其核心正是以臺商利用大陸具競爭力的勞力與土地等要素為本，配合大陸改革開放的政策，把臺灣過去“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搬到大陸，因而得以形塑出加工出口產業優勢，也幫助大陸成為著名的世界工廠。
過去這樣的模式在大陸異地復制，固然取得相當成果，但在這次金融海嘯下卻也暴露了弱點。同時隨著上述大陸政策的轉變，臺商在隨之移轉基地到中部六省的同時，已不能僅考慮如何維持加工出口的優勢，而必須將大陸內需市場的興起納入考慮來進行策略轉變。
事實上，有別于過去沿海地區（尤其是珠三角）對臺商的吸引力，主要是以廉價勞力與廉價土地為出發點的成本優勢，中部六省還有龐大內需市場作為依托，這正是其獨特之處，也將使兩岸企業在這個地區有可能出現新的合作型態。當臺商到中部六省可能不是以加工出口為唯一的考慮，還要以進占當地市場作為戰略目標時，那么臺商的選擇有二：一是以大陸廠商取代歐美廠商的采購。
二是從生產拉長至銷售來攻取大陸市場。前者是臺商的傳統優勢，即在研發、生產上勝出；后者則進一步跨入通路。
如果臺商想擺脫過去低毛利的代工困境，那么重視通路與營銷利益是勢在必為。部分食品加工產業一開始就以大陸內地市場為主，如今已卓然有成，例如康師傅的頂新與旺旺就是成功的案例。如此一來臺商在當地的投資也就不會僅以制造業為限，而會在通路及相關服務業上著墨。這就有別于過去臺商在大陸，大多向制造、出口傾斜的現象，而逐漸以制造、服務兼顧，出口、內需并行的方向發展。
到了這種相對較平衡的產業與市場取向后，臺商也可能與當地企業由過去上下游垂直分工而進入新的競合關系。尤其在進軍大陸內地市場時，通路、品牌、營銷、服務等都需要面臨選擇，究竟是要與當地企業合作或競爭？
此時，可以有另一種策略選擇，那就是與陸資企業合作，包括在營銷、研發甚至生產上進行業務合作。如果一旦采取合作策略，那么兩岸企業就可能出現業務合作、策略聯盟、交叉持股、入股與合資等新的合作型態。如此一來，也會使過去臺商在大陸習慣以獨資的經營型態產生變化，朝向合資的可能性演進。到了這個階段，兩岸當然就可以攜手共同面向國際市場。一旦合作共同經營大陸與海外市場，臺商就會由出口轉為內需，由制造業轉而跨入服務業，同時也由獨資進入合資。這就使三種偏頗得以修正，也是兩岸產業整合的進一步深化了。而這種兩岸產業整合的深化，其實也正配合大陸由“世界工廠”轉為“世界市場”的大趨勢。
因此，中部六省將有機會成為兩岸新合作風貌的試點。特別是在合資成為一種可能選項后，兩岸企業文化的融合、法律、會計、組織的調整，乃至兩岸企業競爭力透過融合而提升等都將是新的課題與挑戰。通過這一關卡的檢驗，兩岸企業才有可能攜手走向國際，那就是華人經濟實力的另一大突破了。
第五節 政策建議
中部崛起不但標示著大陸經濟發展進到另一個新臺階，同時也是大陸經濟逐漸由“世界工廠”轉向“世界市場”的一大步，使大陸內需市場逐漸承擔起全球經濟發展的引擎功能，并達成區域平衡與城鄉平衡的目標。這樣的戰略布局，使我們對中部崛起有高度期待，同時也可以預想到中部六省在未來的快速成長過程中，將一并進行激烈的產業結構轉變。在這樣的機遇下，臺商在中部六省的發展，也會由偏重制造轉向制造、服務兼顧；由偏重出口轉向出口、內需并重；以及由偏向獨資的型態轉向獨資、合資并行的發展。為了加速兩岸利用中部崛起的機會來推進上述新的合作風貌，在政策上試作以下之建議：
1．大陸在交通基礎建設上不論技術或財務均有相當實力或競爭力，臺灣廠商不一定能有參與的機會。不過，臺灣在軌道系統上結合安控、通訊、信息、無線或互動網絡等的加值系統之規劃或建置頗有經驗，這方面兩岸可以有一新的合作領域。
2．中部崛起除了交通基礎設施外，還要使農村富裕起來，所以“三農問題”的對策是一個伴隨而來的問題。臺灣在這方面有一定之經驗，可以引進作為中部六省的參考。
3．中部崛起的另一個重點在于通路、物流與相關服務業的搭配。在家電下鄉的政策推動中，已可以發現這個部分須要有更多的投入，這個領域如何透過政策或補貼，來鼓勵臺商或與大陸企業合作進行投資，為內需市場的開發提供重要“基礎建設”，也是一新的合作領域。
4．既然兩岸企業的合資或合作是一種新的可能性，稅賦、金融、勞工政策上給予一定之鼓勵，甚至在利用資本市場上給予若干指標，也是政策上可以構思的方向。
總之，中部崛起讓兩岸合作更深化、更廣化。廣化方面包括工業、農業和服務業，市場包括出口與內需；深化方面包括兩岸企業在國內業務合作、策略聯盟、相互持股，甚至連手赴海外發展。既然如此，兩岸政府應該視兩岸企業為一體，不分彼此，塑環境、給政策。這與現實當然有距離，這個距離恰恰就是政策該填補的地方。上述四點只是列舉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