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自然就是公眾人物,其言行風范、個性,總為世人矚目。人們總會掂量掂量,把他們定格在心中的某個位置。但官位高低,從來不等同于人們心中位置的高低。有人在百姓心中位置遠遠高于他的官位,長久記住他,懷念他。汪道涵就是這樣一位人民公仆。
他海納百川,胸有大氣。在工作中,聽到一些尖銳的意見,他不輕易駁斥;聽到明顯帶有迎合意味的話,也不表示欣賞。他總是胸有成竹,遇事處世從容不驚。改革開放,他主政上海,對經濟大勢清醒而敏銳。指導經濟建設,常常引經據典。幾乎所有接觸過汪道涵的經濟學者,無不驚服于他的知識精博,又嘆服于他的實事求是。
汪道涵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又的確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
1991年12月起,汪道涵擔任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會長。在宣傳我們的方針政策方面,他不允許有半句空話、假話、廢話。有人在給他的工作報告中稱,“我們要做好臺灣民眾工作”。汪老毫不客氣地問,中央要聽你說這種套話嗎?臺灣民眾能聽得進嗎?汪道涵在對臺工作中就“從未對臺灣同胞講過一句重話”,說理總是“寓情、寓理、寓利”。他請上海著名的臺灣問題專家章念馳到香港去辦一份刊物,明確辦刊方針是“擺事實,講道理,明是非,求共識”,讓所有人在上面都有機會說話,大陸、港臺甚至民進黨的文章,都可以在同一期上發表,要兩岸同胞都能接受。這就是以后在香港創刊的《中國評論》雜志,它成了唯一能在臺灣島內發行并受到廣泛尊重的刊物(06.1.4)。
1991年,汪道涵76歲出任海協會會長。他高瞻遠矚面對未來,以寬闊的胸懷向前看。1993年4月著名的“汪辜會談”,沖破了海峽兩岸40多年的堅冰,為海峽兩岸走向和解作出歷史性的突破。在會談中,他的慈祥眼神,他的謙謙君子的儀態,他的學者風度,他的胸襟,他的“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情意濃濃,尤其給臺灣同胞極為深刻的印象。人們無不為這位高級干部身上的“大知識分子的儒雅風范”所折服。
武將而有武略又有文韜,決勝于千里之外,人謂之儒將。商人而不唯利,不耀富,以詩書圣賢之教,取財有道而明義,人謂之儒商。筆者以為,為官不專橫,不跋扈,學者風度,親民愛民,和諧施政,當謂之“儒官”。大概自古就是“學而優則仕”,當官的本來就應是讀書讀得多,讀得好,也就沒有“儒官”之謂了。汪道涵確是一個并不多見的儒雅公仆。
汪道涵的修養和儒雅不是天降于斯人。他從小就在現代教育體系中受到良好的教育,又從他父親那里獲得了中國儒學典籍和古典詩歌的熏陶。最后,他考進上海交通大學,接受了正規的中西文化教育。在他成為一個職業革命家之后,也始終不忘讀書,從文學評論、歷史專著、名人傳略、音樂、美術,到科技專著、經濟理論等,古今中外,無所不包。書籍使他如此儒雅,如此高尚,如此魅力無窮。
詩人臧克家有著名詩句,“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汪道涵逝去了,因為他的魅力,他將永遠活在人民心中,以其高大形象活在人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