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12月29日電 《光明日報》30日將刊登上海社會科學院黃仁偉悼念汪道涵的文章。文章全文如下：情系兩岸的赤子之心 超越時空的戰略思維━━悼念、追思、學習汪老
上海社會科學院 黃仁偉
國內外享有盛譽的戰略思想家、敬愛的前輩和導師汪道涵先生離開了我們。他走得太突然了。12月21日到23日我在他的病床旁，看著病情趨于平穩，大家還盼著能和他一起度過農歷春節。誰知24日清晨他就走了。至今我還是不能相信汪老真的離開我們了。他的音容笑貌還是那樣歷歷在目，他的獨特宏論還是那樣睿智深邃，他的諄諄教誨還是細潤透徹。可是一想到今后無法再面聆這位智者在關鍵時刻澄清混沌、點撥迷津，難以再借助于這位長者極其豐富的閱歷經驗，心中頓有巨大的失落，悲傷不禁陣陣涌來。吾等后輩只有以這篇短文來寄托哀思，告慰汪老。自1991年，我始有機會與汪老進行學術討論。1994年以后由于工作關系，同汪老的思想交流更加密切，有更多機會探討許多重大戰略問題。2000年以來，汪老的思維更加開闊更加深刻，他思考的重點也從現實的戰略問題延伸到人類的命運和價值觀等哲學問題。這15年正是冷戰后世界格局發生深刻變化，兩岸關系幾度起伏曲折發展，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展開許多歷史性課題，上海在中國和世界的連接中承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所有這些都納入汪老的視野和思考之中。他的許多戰略思維和創新觀點是經得起時間和實踐檢驗的。凡與汪老有過交談的海內外學者無不折服其九旬高齡，仍有如此敏銳的思維、寬容的胸襟、知識的渴求、人文的關懷。
汪老對祖國和平統一前景的苦苦追求，他為實現這個目標而投入的心血，是一般常人所難以想象的。汪老深知，兩岸統一是一個長期、曲折、漸進的過程。早在1994年，汪老就看到，兩岸同胞需要逐漸建立共同的利益基礎和民族認同。這就必須把兩岸經貿關系和人民往來置于兩岸關系的首位。在共同利益和認知尚未充分發展的情況下，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做臺灣人民的工作、寄希望于臺灣人民”。1996年以后，“臺獨”勢力甚囂塵上，其主要策略就是歪曲甚至閹割一個中國原則。針對這股逆流，汪老提出“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并在1998年“汪辜會晤”時提出了著名的“八十六個字”，其中對兩岸現狀的定義和“平等協商、共議統一”的愿景，都產生了重要影響。1999年李登輝拋出“兩國論”、2000年主張“臺獨”的民進黨在島內上臺，兩岸局勢極為嚴峻，汪老準備已久的赴臺計劃由此受阻。即便在這樣的形勢下，汪老仍然表現出超人的冷靜和毅力。汪老當時反復強調了幾點：一是做臺灣人民工作的著眼點不能變；二是推進兩岸經貿關系的勢頭不能變；三是堅持和平統一的根本方針不能變。現在證明，汪老的這些觀點是極有遠見的。然而，汪老也確實為局勢的危急而焦慮，有時到深夜12點還在修改研究報告，或者通過電話對形勢展開討論，有時后半夜起來思考對策。十五年臺灣海峽的驚濤駭浪，在一個身患重病的老人心中激蕩，這需要何等的智慧和境界才能夠承受！
汪老是富有戰略思維的縱橫家，又是才華橫溢的雄辯家，還是剛柔并濟的外交家。在這十五年中，汪老會見、交談、切磋的海內外友人不計其數，所涉人物包括各國政要、企業巨頭、文壇名人、國學大師、戰略高手等等。凡是與汪老見過談過的朋友，無不欽佩他的學識淵博，無不首肯他的虛懷若谷。汪老在任上海市長期間與舊金山市結下友好城市關系，對方市長法因斯坦女士對汪市長深為佩服。此后上海市的歷任市長都成為法因斯坦女士的好友。法因斯坦當選為美國國會參議員后，成為主張保持美中友好關系的議員之一，至今每年來到滬上敘舊。另一個例子是美國保守派思想庫的一位年輕“中國通”，他曾經為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在國會游說，但是后來為李登輝等人開脫。汪老對此并未聲色俱厲地指責，而是語重心長地說：“你這個小伙子不要讓我這個老頭子失望啊！”年輕的“中國通”頓時羞愧無言。臺灣朋友無論哪個黨派更是以面見汪老為榮幸，他們直到最近還在向往兩岸關系改善后汪老重啟訪臺計劃的情景。日本的朋友聽說“汪道涵”三個字，常常見不到本人也要深深鞠躬。至于汪老在許多重大場合舌戰群儒，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使許多持反面觀點的海外友人心服口服，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令人吃驚的是汪老可以完整地復述一些重要人物在幾年前講過的觀點，并且與這些人現在的言論加以比較，從中找出某些變化規律。如此強記博聞我們后生自愧不如。
汪老的思維空間遠不止于臺灣海峽，他的頭腦縱橫馳騁，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汪老在1980年代中期就組織人力研究上海產業結構調整和浦東開發問題。從1990年代初就強調要研究國際資金流向，一直到最近幾年研究國內金融結構和人民幣匯率問題。90年代中期開始，汪老就非常關注全球化的兩重性問題，并且在達沃斯世界論壇上就此發表重要演講，由此展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體系的戰略判斷和實證研究。汪老是最早主張在上海舉辦世界博覽會的市長，并提出通過世博會實現上海發展戰略的構想。到90年代末，汪老越來越關注國內的內需市場問題、“三農”問題和東西部不平衡問題，甚至把中西部的一些鎮長村長請到上海來交談。最近一、二年，汪老集中思考蘇聯解體的教訓，提出“利益集團從內部瓦解蘇聯國家”等重要觀點。我們似乎很難跟上汪老的思想步伐，他經常在考慮5至10年以后的問題，他的戰略判斷具有很高的準確性。如果說汪老經常提出的問題有哪些，這里可以舉出三個看似普通實際很艱難的問話。一是“最近在讀些什么書？”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對我們的檢驗和督促，可惜我讀的書不及汪老的十分之一。二是“怎么做”這是要我們在研究過程中給出的答案，可是大部分研究報告都不能拿出滿意的答卷。三是“為誰服務”，就是說學者專家出的政策建議究竟代表誰的利益，是不是把人民、國家和黨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上。這個問題是汪老在最后一年中提到頻率最高的問題，更是需要我們以畢生的行為來回答。如果我們能夠經常地記住汪老的這三個問題，不斷地努力去回答這三個問題，并且以一生的精力來回答好這三個問題，就可以告慰汪老，讓他老人家放心。
安息吧，汪老。您留下的精神財富將激勵我們奮斗，您為祖國統一而付出的心血將開花結果，您關心人類命運的歷程將不斷前進。您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