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新中國從根本上保障了西藏人民的生存權和發(fā)展權。只有在西藏和平解放后，翻身做了社會主人的廣大藏族人民才真正擁有了政治自主權、社會經濟發(fā)展權、繼承發(fā)展文化和宗教自由信仰權。
舊西藏的歷史是一部血淋淋的罪惡史
“為達賴喇嘛念經祝壽，下密院全體人員需念忿怒十五施回遮法，為切實完成此事，需當時拋食，急需濕腸一付、頭顱兩個、各種血、人皮一整張，望即送來。”
這封散發(fā)著血腥氣的信件，是上世紀50年代初舊西藏地方政府有關部門致熱不典頭目的，至今保存在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里。
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歷史處從事檔案研究近30年的索朗旺堆說，檔案館內保存下來的大量近代史檔案表明，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前，用人體器官進行宗教活動的情況經常出現。在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農奴的人身為領主所占有，農奴主可以把農奴用于租讓、轉讓、賭博、抵押，贈送或出賣給其他領主。
西藏檔案館的一份檔案中寫道，和平解放前，日喀則仁布縣的貴族噶德娃擅自提高差稅，強行霸占土地；農奴告狀到達賴政府，卻無人理睬。當時因為要支付重稅而破產的差巴（農奴）比比皆是，貴族之間相互用奴隸抵債的現象屢見不鮮。
另一份檔案記載：經森貢莊園代理與魯多莊園代理共同協(xié)商決定，居住在哲蚌寺屬魯多莊園內的森貢喇章女差民多吉旺姆、卓瑪拉宗、布赤、拉宗等人及其后代與居住在哲蚌寺屬森貢莊園內的男差民白措、洛桑、多吉三人及其后代進行交換。
一份建立于1914年的檔案記載：卑職吉康巴前日從貴族燃巴先生處所貸軍餉基金本利，現無力償還，將以卑職屬民曲增卓瑪母女四人抵債。母女四人從今以后歸燃巴所屬，若有反悔，甘愿受罰。
史料記載，處在封建農奴制度下的西藏，占總人口不到5％的官家、貴族、上層寺院幾乎占有了西藏全部的土地、草原、山林和絕大部分牲畜。一份歷史檔案記載，1950年的西藏有100萬人口，其中沒有住房的就達90萬人。當時的拉薩城區(qū)只有2萬人，而露宿街頭的貧民和乞丐就達1000多人。
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歷史處處長索南加說，50多年前的西藏，在封建農奴制度下，居住在世界最高處的廣大農奴生活在世界的最底層。當時的西藏社會，剜眼、砍手、斷足、剝皮等刑法極為野蠻和殘酷。藏族民諺中描寫道，“農奴身上三把刀，差多、租重、利錢高；農奴面前三條路，逃荒、為奴和乞討”。
索南加說：“西藏歷史檔案里保存的大量資料，足以證明西藏封建農牧制社會殘酷、黑暗的本質及惡劣的人權狀況。”
昔日農奴當家作主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xié)議”，西藏獲得和平解放。1959年，西藏實行民主改革，廢除了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和把人分為三級九等的《十三法典》《十六法典》等封建法律。
著名藏學家、藏文古籍出版社社長格桑益西研究員說，西藏民主改革近50年來，中國政府始終在圍繞提高藏族人民的政治自主權、經濟社會發(fā)展權、文化發(fā)展繼承權和宗教自由信仰權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1959年的民主改革使西藏百萬農奴第一次獲得做人的權利，擁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牲畜，他們因而迸發(fā)出前所未有的生產熱情。據歷史統(tǒng)計數據，1965年比1959年，西藏的牲畜總頭數增加了77.9％，達到了1701萬頭（只）。
1965年西藏自治區(qū)的成立，標志著西藏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體制得以確立，中國憲法賦予少數民族人民享有民族區(qū)域自治的權利在西藏得以實現。
西藏和平解放50多年來，中央政府和全國各族人民十分關注和支持西藏的發(fā)展進步。中央政府對西藏實施了持續(xù)不斷的財政援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西藏農村實行了“土地歸戶使用、自主經營、長期不變”和“牲畜歸戶、私有私養(yǎng)、自主經營、長期不變”的政策，并在西藏農牧區(qū)兩次豁免銀行貸款。這些特殊優(yōu)惠的政策，極大地激發(fā)了西藏人民發(fā)展生產的積極性，使西藏經濟充滿活力。改革開放以后，中央政府又連續(xù)4次召開西藏工作會議，每次都給西藏巨大的財力和政策支持。
新世紀以來，西藏經濟社會發(fā)展進入最快的時期。2007年西藏國內生產總值超300億元人民幣，人均達到1.2萬元人民幣。西藏經濟增長速度已多年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目前已實現了糧油肉基本自給，絕大多數貧困人口解決了溫飽問題，部分群眾的生活達到小康水平。
西藏自治區(qū)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共確降措說，西藏由于長期處于封建農奴制社會，語言的傳承和發(fā)展、文字的使用和傳播受到嚴重影響。新中國成立以來，政府加大了藏語文推廣工作，使得藏語文在政治、經濟、法律等社會各個領域得到廣泛應用。以前只有極少數僧侶和貴族階層掌握藏文，如今，隨著教育的普及，越來越多的百姓開始使用藏文，藏語言文字的發(fā)展進入歷史最好時期。
西藏自治區(qū)統(tǒng)計局的資料顯示，1959年前的舊西藏沒有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學校，青壯年文盲率高達95％，現在西藏有各類學校1011所，在校學生45萬多人，小學入學率達到92％以上。
西藏孕產婦的死亡率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十萬分之五千降至現在的十萬分之三百九十九；人均壽命由解放初期的35.5歲，提高到現在的67歲；西藏藏族人口則從1964年的120多萬增加到現在的250多萬，占西藏總人口的95％以上。
拉薩市城關區(qū)奪底鄉(xiāng)洛歐村村民桑丹說，達賴為西藏人民做過什么？就連一條小路都沒修過，還鼓吹什么為了西藏人民的幸福生活，他是夢想讓我們回到舊西藏萬惡的農奴社會。
拉薩市城關區(qū)納金北路的居民德央說：“我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那時候我們農奴跟牲畜一樣，沒有生命的尊嚴。這幾十年來，在政府領導下，我們靠自己的雙手，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我們有沒有人權，讓幸福生活來說話。
西藏人權得到充分保障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以來，西藏人民始終依法享有平等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同時享有自主管理本地區(qū)和本民族事務的自治權利。
2008年，在西藏的自治區(qū)、地（市）、縣、鄉(xiāng)（鎮(zhèn)）四級換屆選舉中，全區(qū)有95％以上的選民參加了縣級直接選舉，有些地方選民參選率達到100％。在選舉出的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代表所占的比例，在自治區(qū)和地市兩級達80％以上，在縣、鄉(xiāng)(鎮(zhèn))兩級達90％以上。
目前，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公民占自治區(qū)、地（市）、縣三級國家機關組成人員的 77.97％，分別占三級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干部總數的69.82％和82.25％。
近年來，國家根據西藏的特點和需要，努力幫助西藏經濟社會快速發(fā)展，讓普通西藏群眾成為經濟發(fā)展最大的受惠者。在稅收方面，全國只有西藏一直執(zhí)行比全國低3個百分點的稅收優(yōu)惠政策，而且對農牧民一直免收各種稅費；在金融方面，西藏一直實行比全國低兩個百分點的優(yōu)惠貸款利率和低保險費率政策。政府還對農牧民實行免費醫(yī)療，農牧民子女上學實行免交學雜費和免費吃住等政策。近日西藏還全面調高了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近幾年，西藏百姓擁有私產住房是歷史上增長最快的時期，目前城鎮(zhèn)干部職工人均住房建筑面積已達到25.5平方米，農牧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達到36.4平方米。從今年起，西藏還將建設4560套廉租住房，并在今年內完成16.4萬戶農牧民的安居住房工程建設。
格桑益西介紹說，近50年來，西藏人民始終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西藏自治區(qū)的絕大部分藏族和門巴、珞巴、納西族群眾等信奉藏傳佛教，同時還有不少群眾信奉伊斯蘭教和天主教。
1980年以后，中央政府向西藏地區(qū)撥款7億多元用于落實宗教政策和文物保護，先后維修了大昭寺、桑耶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薩迦寺、拉薩清真寺、昌都芒康天主教堂等不同宗教、不同教派的重要寺廟，并兩次投巨資全方位地維修了舉世聞名的布達拉宮。布達拉宮和大昭寺已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目前，西藏自治區(qū)共有1700多處藏傳佛教活動場所，住寺僧尼約4.6萬人；清真寺4座，伊斯蘭教信徒3000余人；天主教堂一座，信徒700余人。各種宗教活動正常進行，信教群眾的宗教需求得到充分滿足，信教自由得到充分尊重。
西藏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后，西藏人民能夠充分行使憲法和民族區(qū)域自治法賦予的權利，保護、傳承和發(fā)展自己的民族文化。西藏目前全面實行以藏文為主的雙語教學，教育系統(tǒng)編譯有從小學到高中的所有藏語教材和教輔書籍。自治區(qū)各種文件和發(fā)布的各種公告，各種公共場所標牌，以及法律訴訟案件，均使用藏漢兩種語言文字。西藏自治區(qū)人大還頒布了一系列法規(guī)，保護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歷史文物、自然生活環(huán)境和生產生活習俗。
目前在西藏自治區(qū)，除執(zhí)行國家法定節(jié)假日外，“藏歷新年”“雪頓節(jié)”等藏民族傳統(tǒng)節(jié)日也被列為假日。根據《西藏自治區(qū)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變通條例》規(guī)定，自治區(qū)將國家婚姻法規(guī)定的男女法定婚齡降低了兩歲。這些措施有效維護了西藏人民的特殊利益。
西藏正在以嶄新的面貌跨入新的歷史時期。西藏近50年來滄桑巨變的歷史告訴世界：廢除達賴統(tǒng)治下政教合一政治制度和封建農奴社會制度，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是西藏社會經濟取得巨大發(fā)展的根本保證，也是西藏廣大人民獲得充分生存權、發(fā)展權的根本保證。人們有理由相信，只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西藏的明天會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