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的"湖廣填四川"移民大潮中，麻城的孝感鄉是一個舉世聞名的地方。從那里源源不斷遷出的人眾，幾乎填充到了四川省的每一個角落。 在西部：
民國《簡陽縣志》卷17"氏族表"中載，麻城孝感鄉胡彪等人"明洪武初移民實川，彪與虎、群二人同入川，至簡（州）正教鄉定水寺插業同居"。
民國《榮縣志》："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動稱是年由麻城孝感鄉入川，人人言然。"
仁壽《李氏族譜》："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陳逆之亂，鄉人明玉珍據成都，招撫鄉里，吾祖兄弟七人遷蜀，因與祖一公籍壽焉。"
在南部：
民國《瀘縣志》："自外省移實者，十之六七為湖廣籍（麻城縣孝感鄉），廣東、江西、福建次之。"
民國《南溪縣志》："今蜀南來自湖廣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縣孝感鄉。"
瀘州《王氏族譜》："予思我父諱九，母雷氏，亦歷風塵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隨祖諱久祿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內，至湖廣麻城縣孝感鄉復陽村居住，新舊未滿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有憑可據。由陜西至川北，洪武四年辛亥歲八月十四日至瀘州安賢鄉安十四圖大佛坎下居住。共計老幼男婦二十二名。"
在東部：
新修《南川縣志》："湖廣移民，尤以麻城孝感鄉鵝掌大丘人為多。"
咸豐《云陽縣志》卷2："邑分南北兩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時由湖廣麻城孝感奉敕徙來者，北岸民則康熙、雍正間外來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較多。"
忠縣新修《葉氏宗族譜》："明洪武二年，葉端祥之子葉根一偕弟根二，同丁、陳、王、潘、肖、張、毛、莫九姓一道，從湖廣省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高干堰銅鼓灘入川落跡（籍）忠縣。"
在北部：
光緒《李元仁墓碑》："本籍湖廣麻城孝感李家大土坎高階,緣于元末入蜀，插占巴州。嗣世祖因賊匪擾逆，始建修樓房，后因號樓房上下營。"
在中部：
民國《資中縣志》："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二楚省，三粵省，四閩省，五贛省。本省當元之季，偽夏明玉珍據蜀，盡有川東之地，蜀號長安。玉珍為楚北隨州人，其鄉里多歸之，逮今五百余年，生齒甚繁。考其原籍，通曰湖廣麻城孝感人為多。"
光緒資中《徐氏族譜》："吾徐氏，麻城縣孝感籍也，妙洪祖避徐壽輝亂遷蜀……。"
江津《幸氏族譜》："宋末年間，仲式祖由江西遷楚麻城孝感鄉。因徐壽輝兵起，復自楚避亂入蜀，攜祖*王氏及三子寓江津筍里梅村幸家灣數年。"
誰也無法統計，從孝感鄉到底遷出了多少人口；誰也無法相信，區區一個小鄉，為何竟有如此不可思議的人口輸出量；誰也無法推算，現在的四川人中到底有多少非孝感鄉人的后裔！
難以相信的最好辦法就是不相信！
早在近一個世紀以前，就有人對此提出懷疑："核其人數，即使盡鄉以行，亦不應有若是這多；且湘楚州縣與蜀鄰比者盡人皆可以移住，何以獨適孝感一鄉？"
最近而又最典型的有鄧經武、雷兵的結論：""湖北省麻城縣孝感鄉"只是一個子虛烏有的虛構地名,其背景是假造"移民潮"運動。"
但是，質疑一個定論固然需要非凡的勇氣，而否定一個史實卻顯得過于草率，歷史的真實并不因為有人質疑而虛無化！
下面，我們通過史料的搜尋來看看麻城縣孝感鄉到底隱藏著多少歷史的秘密。
一 明初的麻城四鄉
明初麻城的區劃情況在清康熙9年的《麻城縣志》中可以找到清楚的記載：
①初分四鄉，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統一百三十里，里各有圖。成化八年（1472），以戶口消耗，并為九十四里。復并孝感一鄉入仙居，為三鄉。嘉靖四十二年（1563），建置黃安縣，復析太平、仙居二鄉二十里入黃安，止七十四里。
太平鄉原額五十八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仙居鄉原額五十四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亭川鄉原額二十五里,后并作二十四里。國朝因之。
② 所謂 "初分四鄉"當然是指明初已分全縣為四鄉。也就是說，孝感鄉在明朝277年的歷史中，存在了105年。但這并不等于說，孝感鄉的壽命只有105年。元代麻城的基層區劃情況，由于資料的缺乏而不甚了了。不過，據北宋王存的《元豐九域志》記載："中，麻城。（黃）州北一百七十五里。四鄉。歧亭、故縣、白沙、永泰、桑林、永寧六鎮。有**山、永泰河。"③則北宋時麻城即為四鄉區劃。最近在網上讀到周啟志的《尋根圣地：湖北麻城孝感鄉》，周先生引《石柱廳鄉土志》說："有陳氏于"宋高宗時由楚北麻城孝感鄉同馬氏同來"之說。"證明麻城的四鄉劃分和孝感鄉的存在,歷宋元而明并無變化。我們相信,在中國歷史上，"鄉"這一級組織相對于州縣的頻繁撤并省廢來說，其穩定性要大得多。這與它們在政權割據和攻城略地中無足輕重的地位是一致的。成化八年麻城改為三鄉以后，至清代"國朝因之"，直到清末鄉之設置再無變化，就是最好的證明。
關于明初四鄉的位置，尤其是孝感鄉的方位，是很多人非常關心的問題。弘治《黃州府志》記載合并后三鄉的位置為："太平鄉在縣東,領四十三里；亭川鄉在縣南,領一十二里；仙居鄉在縣西，領三十九里。"（卷1）我們認為，初分四鄉時，四鄉鄉界如"十"字形。孝感鄉的位置應該在西南,而仙居鄉在西北。孝感鄉的范圍當包括現在的白果鎮北部、鐵門崗鄉、歧亭鎮、宋埠鎮、中館驛鎮、順河集鎮南部、南湖街道辦事處、龍池橋街道辦事處南部、鼓樓街道辦事處南部，以及今紅安的城關鎮、兩道橋鄉、杏花鄉南部、桃花鄉、葉河鄉、永家河鎮、八里和太平兩鄉鎮的河東部分。(附圖一)需要指出的是，四鄉中其他三鄉均為高山丘陵，只有孝感鄉位于舉水沖積平原上。
這樣確定孝感鄉位置的理由有三點：
第一，麻城西北光山州曾有仙居縣，至宋南渡始廢。西北境有仙居山 ，黃安建縣時劃入轄境。應為仙居鄉得名之源。又麻城縣城西北十里亦有仙居山（今名五腦山），因麻姑在此成仙飛升而得名。城北還有仙居坊。
第二，孝感鄉并入仙居鄉，而仙居鄉既在縣西北,再往東是太平鄉，則 孝感鄉只能在縣西南；
第三，眾多來麻尋根的四川人提供的地名中，我們只找到了寥寥幾個歷近700年滄桑仍未改變的故址，但已足夠我們重現明初四鄉，尤其是孝感鄉的地理位置了。四川仁壽《李氏族譜》稱："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陳逆之亂，鄉人明玉珍據成都，招撫鄉里，吾祖兄弟七人遷蜀，因與祖一公籍壽焉。"這里所說的"青山"，就在縣西今順河集鎮南部，現在的麻城行政區劃圖上就可輕易找到，我們相信它已*近孝感鄉的北部邊界。另據重慶忠縣新修《葉氏宗族譜》稱："2002年9月10-12日葉國村帶妻專程去麻城考察：……據現歧亭鎮葉家大灣村的一些年歲高的人講，孝感鄉就是現在的歧亭鎮一帶,和仙居相近。……但歧亭鎮葉家大灣村（葉姓1000多人）人們的風俗稱呼與我縣葉姓一樣,如叫祖父稱"爹爹"少稱"爺爺"；對外公外婆稱"噶噶"（ga）。"
需要指出的是，曹樹基先生認為，"黃安位于麻城之西部，孝感鄉極可 能并入了黃安。"曹先生用 "極可能"一詞表示了謹慎地猜測，但這個猜測只對了一半，因為孝感鄉并入黃安的范圍只有將近一半。乾隆《麻城縣志》有一幅三鄉區劃圖（附圖二）,鄉界恰如一個"丫"字，只是下面一豎有一個先向右后向左的彎曲。"丫"字的上部是太平鄉，左邊是仙居鄉，右邊是亭川鄉。說明當時鄉界劃分均呈由城區向周圍輻射型，除城區（明時稱關廂）劃入亭川鄉外，其他各鄉均與城廂接壤。可以想象，孝感并入仙居鄉以后，面積占總版圖的二分之一，幅員過廣，于是將縣仙居鄉北部若干里甲劃入太平鄉，使三鄉面積大體相當（附圖三）。于是，太平鄉轄區從麻東北擴展到麻西北，與黃陂接壤，鄉界終于形成上面所說的"丫"字形狀。也只有這樣,才能解釋嘉靖42年設置黃安縣時，從麻城劃入的20里甲中，也包括太平鄉部分里甲的原因。
二 孝感鄉的里戶數和人口
按照明朝的規定,在鄉村中,人戶被編成里甲。每110戶為1里，推丁糧多者10戶為長,余下百戶為10甲，每甲有10戶。這個規定到洪武14年（1381）開始規范化推行，同時規定每十年重新冊定一次人口。前引康熙《麻城縣志》有一個令很多人費解的問題，即原額分鄉里數加起來超過了總數，等于137里，而不應是130里。其實，這兩個數字也不矛盾，成書于天順年間的《大明一統志》和弘治《黃州府志》均記載麻城為135里。而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又記麻城為120里。這些不同時期的不同記載，正可以說明明朝初年麻城人口減少的速度之快。
上述引文中還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一是按原額全縣137里，亭川鄉只占總里數的22.3%。成化8年由25里并為24里，只減少1里，故其轄境亦應較為穩定。而太平、仙居兩鄉由112里并為50里，減少62里，說明兩鄉為麻城人口主要輸出地。二是太平、仙居的原額112里中，包括了孝感鄉的里數。那么，即使按三鄉平均算，孝感鄉也應有37里，何況孝感鄉位于人口稠密的麻西南平原地區。因此，明初的孝感鄉，當至少有4000余戶，約2.5萬人。
我們知道，朱元璋是在洪武14年（1381）開始在全國通過編制賦役黃冊推行里甲制度的。前引康熙《麻城縣志》所說的130里,應該是這時編定，并且是嚴格按照110戶為一里編定的。因此我們可以據此推算出當時麻城的總戶數為14300戶,總人口約為8.5萬（按戶均6人計算）。即使按照6‰的人口自然增長率計算，明初至洪武14年，麻城人口應有90760以上。也就是說,14年時間，麻城人口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減少4000多人。這4000多人的消失，唯一的解釋就是遷出了麻城。其中，孝感鄉人至少在2000人左右。
表1：明代麻城戶口表
年 代 鄉數 里 數 戶 數 口 數 說 明
明 初 4 137 約15000 約90000
洪武14年（1381）4 130 約14300 約85800
洪武24年（1391）4 130 16252 122349 戶均7.5人
成化8年（1472） 3 94 約10340 約72400
弘治5年（1492） 3 94 13423 131493 戶均9.8人
注：洪武24年、弘治5年戶口數均據弘治《黃州府志》卷3。康熙《麻城縣志》記洪武24年戶15809，口105112。我們認為前者更準確。
三 “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與孝感鄉人口的動態平衡
我們以明初麻城的9萬人為基數，以6‰的遞增率計算，到成化8年，麻城總人口應該約有9.6萬人。據表1知麻城成化8年實際約有7.2萬人。也就是說，麻城全縣人口輸出能力只有約2.4萬人。那么，孝感鄉大量輸出的人口是從那兒來的呢？
下面，我們再來討論一下有關麻城和孝感鄉的人口來源問題。
元末明初，江淮之間陷入長達十余年的戰亂當中。西有陳友諒，中有朱元璋，東部則有張士誠，各路英豪崛起，相互廝殺火并。人口的急劇減少，使這一區域成為戰后移民充實的主要地區。
麻城縣位于大別山與長江之間，境內多高山丘陵，只孝感鄉全部為土地肥沃的平原，自然成為移民們定居的理想選擇。
民國麻城《陳氏宗譜》稱：“我始祖陳太大人，系江右饒州府人氏也。饒州生齒繁庶，穿木為田，難容耕鑿。開科擢起，有文、武二公，乃太祖同胞昆弟也。始祖意欲各立門戶，聞紅頭巾作亂，殺戮甚眾，土曠人稀。太祖乃拋棄故里，自饒歷鄱陽風濤，經歷險阻，至湖省黃州府，訪黃麻二縣界地，名黃泥畈落釵河古剎天齊廟一帶，此處人心醇而風俗厚，遂以旅人寓焉。”
乾隆麻城《胡氏族譜序》則稱：“始祖勝三公生元順帝年間，原籍江西南昌府豐城縣，羅塘乃其居址。爾時初被徐兵兇毒，繼而友諒肆虐，而江州豫章之地，日無寧所，草木皆驚。一時望風遠走者，正不止我祖矣。及洪武定鼎遷麻，其偕來胞兄榮一榮二，各居一處，我祖勝三公始析居茲土。”
民國《馮氏族譜序》曰：“我族始祖念三公,由江右遷麻，至德榮公，乃念三公之次孫，即我分三世分支祖也。”又載舊譜（順治元年）敘曰：“馮氏自宋元以來，歷世二十，經年四百余矣。記始祖念三公，五世而有月潭公，元季隨父避兵，迨至有明平定而后復業。”
光緒《凌氏宗譜》:“吾祖自始祖受輔公肇基于麻邑也久矣。緬維故都，則江西南昌府南昌縣劉伶衛大栗樹白石嘴。于明洪武六年偕*而來。”
民國《彭氏族譜》：“（本邑）外籍不一，而江右獨多。以余所見，逮余所聞者，皆各言江西云。夫邑之來江西者不止萬族。”
乾隆《鄒氏族譜》：“自始祖遷八公以元進士由江西來守于黃，因卜宅麻城之西北點兵。”
光緒《鄧氏宗譜》：“至元明遞嬗之際，流離轉徙，喪亂初平，我祖南坡公始由南昌寄籍于麻城。”
宣統《黃安鄉土志》記載的35個氏族中，有23個是從江西遷來，占65.7%。
其中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周氏家族，因為曹樹基先生以為：“在麻城縣志中，該家族中有40人名列其中，考中進士者竟有15人,是當地一赫赫有名的大家族，其來歷不詳,亦極可能為土著。”但光緒《麻城縣志》卷33有一篇王世貞的《周魯山先生墓志銘》,對周氏家族的來歷記得非常清楚：“周之先不及考也，考自元末而有受七公者，從饒之鄱陽徙于黃，遂為黃麻城人。”
這樣的例子我們同樣可以舉出很多，你如果在麻城隨便問起誰的祖籍地,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會告訴你是江西,就象四川移民都說祖籍麻城一樣。
正是由于這些源源不斷來到麻城的移民，使麻城的人口不斷得到補充。以至全縣總人口不僅不見減少，有時甚至有所增加（見表1）。
曹樹基先生在詳細分析江西遷入黃州府的人口情況后說：“洪武年間的黃州府有64.2萬民籍人口，加上黃州衛和蘄春衛的二衛軍人及其家屬，折算之共有軍籍移民3.4萬人口，合計全府人口總數為67.6萬。……民籍人口中至少有5萬人口遷往毗鄰的德安府，因為路近，他們不大可能馬上在新地取得戶籍，而實際上他們以不在戶籍所在地生活。所以減去5萬人口，全府人口為62.6萬。其中移民人口占其62%，共有38.8萬，移民人口中江西移民共有33.8萬。……而民籍移民為30.4萬。”這30.4萬人口，至少有10萬人遷入麻城（不包括占移民人數13%的從江西以外遷入麻城的人口），而入居孝感鄉的人口當在6萬以上。
江西師大方志遠教授認為,“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首先“填”的都是平原及丘陵區，而“湖廣填四川”幾乎是與“江西填湖廣”同時發生的。大規模遷入的人口，保證了孝感鄉人口的動態平衡和巨大的人口輸出能力。
至于江西民眾大量涌入江北地區的原因，我們贊同主要是逃避重賦的觀點。江西在元末屬于陳友諒的勢力范圍，即使在朱元璋統一全國以后，其殘余勢力仍然對明政權構成威脅。因此，江西地區長期遭受著明朝統治者的“重賦”待遇。
朱元璋在洪武4年（1371）曾下詔曰：
朕起布衣，深知民間疾苦。及親率六師，南征北伐，……朕以中國精銳駐守遐荒，豈但風俗之殊，亦有寒暑之異，艱難萬狀，朕不忍言。然欲鎮安吾民，必資守邊之力，其于科征轉運，未免勞民，理勢相須，蓋不得已。念爾江西之民，未歸附時豪強割據，狼驅蠶食，資財空匱。及歸附之后，供億更繁，今已九年，其為困苦，朕甚愍焉。今年秋糧盡行蠲免，以濟民難。……事有緩急，故恩有先后。咨爾人民，其體朕懷。②
所謂“豪強割據”即是指陳友諒，陳友諒于至正23年（1363）為朱元璋所滅，至洪武4年正好九年。這個詔書明確說江西“歸附之后，供億更繁”，這正說明朱元璋在消滅陳友諒后，盡管江西“資財空匱”，還要加重江西的賦稅負擔，以至到洪武四年尚“其為困苦”。江西的這種情況，與江南一樣，實際都是朱元璋對原先敵對勢力占領區實行重賦政策的結果。
然朱元璋僅減免了一年秋糧，并未降低江西的賦稅科則。洪武21年（1388），南昌府豐城縣民反映賦稅太重，朱元璋才降低江西的科則。《明太祖實錄》卷190記載：
南昌府豐城縣民言：農民佃管田一畝歲輸五斗，誠為太重，愿減額以惠小民。戶部定議一畝輸四斗。上曰：“兩浙及京畿土壤饒沃，輸四斗；江西群（？郡）縣地土頗磽瘠者，止令輸三斗，著為令。”①
但每畝3斗的賦稅，對土地瘠薄的當地來說，仍然是屬于重賦。事實也正是如此，南昌府在明代始終存在重賦問題。同樣的情況還存在于江西的瑞州（今高安、上高、宜豐三縣地）、袁州（今萍鄉、宜春、分宜、新余等市縣地）二府。這與麻城移民大多來自這幾個地方的記載是一致的。
我們再來看看黃州府的情況，弘治《黃州府志》：
洪武24年,官民田地塘三萬五千三百四十三頃七十九畝三分五厘，夏稅小麥三千五百五十石二斗三升三合四勺，大麥八斤九兩九錢六分……。秋糧米二十一萬六千九百五十四石三斗九升三合九勺。（卷3）
按上述稅額計算，黃州府平均每畝稅賦僅6.2升，只相當于南昌府的五分之一。在這種情況下，江西人口大量涌入麻城地區是勢所必然的。
事實上，麻城已成為一個移民中轉站，既有麻城孝感鄉人遷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稍作停留后向四川遷移。最典型的如瀘州《王氏族譜》序言所說：“予思我父諱九，母雷氏，亦歷風塵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隨祖諱久祿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內，至湖廣麻城縣孝感鄉復陽村居住，新舊未滿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有憑可據。由陜西至川北，洪武四年辛亥歲八月十四日至瀘州安賢鄉安十四圖大佛坎下居住。共計老幼男婦二十二名。”在麻城居留的時間才兩年多。
遺憾的是，孝感鄉的人口輸入量最終沒有趕得上輸出量的增長。到成化8年，動態平衡終于難以維持，孝感鄉結束了自己輸出和中轉人口的任務，在麻城的歷史上永遠消失了！
下面是明朝三個時點江西、湖廣、四川三省的戶口變化表，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孝感鄉必然消亡的趨勢。
表2：
年 代 江 西 湖 廣 四 川
洪武14年（1381） 1553924戶 785549戶 214900戶
8982481口 4593070口 1464515口
弘治15年（1502） 1363629戶 504870戶 253803戶
6549800口 3781714口 2598460口
萬歷6年 （1578） 1341005戶 541310戶 262694戶
5859026口 4398785口 3102073口
資料來源：洪武14年《太祖實錄》，弘治15年、萬歷6年轉引自方志遠《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表2-7”。
從上表可以看出，江西的人口持續下降。湖廣的戶口數大幅下降后，直到萬歷初仍未能恢復。而四川的戶口則持續上升，洪武14年到弘治15年的121年間，增長幅度達77.4%。這樣，孝感鄉于成化8年被撤并也就沒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四 麻城至四川遷徙路線
麻城移民入川的路線分水、陸兩途。據四川省圖書館藏《湖北麻城王友山馮氏巴縣譜系拾略》：“明末，王應熊以英年洪識，佐命燕京，后值蜀亂，奉詔赴川鎮撫，在荊襄摒擋就緒后，由麻城攜祖公友山、祖婆馮氏，暨諸兄嫂子侄全家男女溯江而上，至渝城駐蹕。”此為水路入川。又石柱縣《秦氏繁衍史傳記》：“秦公諱安司逸其字，湖廣麻城縣孝感鄉人也。……元季遭徐壽輝亂，安司公偕兄弟七人入蜀，自荊州石碼頭分袂，俱散處蜀中。”此為先由水路入川，到荊州后水陸并進者。《萬縣何氏家族史料匯編》：“子孫世居湖北麻城孝感高家堰、洗腳河、太平壩、千家村、鳳凰山一帶，皆其族也。傳至二十余世，至元末明初洪武二年己酉歲，松、柏、梓三人品投來川。……因岳母隆（龍）氏年邁隨后岳父楊仕虎。行至長溪河，丈婿二人騎馬過河，以姓氏更名曰楊何溪。”此為陸路乘馬入川。
根據明人黃汴《天下水陸路程》、程春生《士商類要》、明清兩代官書及地方志書，我們可以大略勾勒出入川的道路里程。水路為：麻城至湖廣武昌240里、武昌府夏口驛至荊州府荊南驛965里，荊南驛至四川夔州府永寧驛860里，永寧驛至重慶府巴縣朝天驛1360里，朝天驛至成都府錦官驛2235里，全程5660里。陸路為：麻城至黃安90里，黃安至黃陂120里，黃陂至孝感縣120里，孝感至云夢縣40里，云夢至德安府60里，德安至隨州130里，隨州至棗陽130里，棗陽至襄陽140里，襄陽至巴東縣930里，巴東至四川巫山縣120里，巫山至成都府城1620里，全程3500里。
五 孝感鄉遷川人口辨正
綜上所述，元末明初，麻城孝感鄉遷川人口主要由三部分組成。一是元末隨明玉珍入川的軍人及其家屬；二是明初入川的麻城土著；三是江西移民在麻城居住數代或數年后入川的人口。這當然是一個龐大的移民群體。但我們并不否認這個龐大的群體里面存在著誤籍與冒籍的情況。下面試作粗略辨正：
第一，孝感縣誤籍為孝感鄉。元至正17年（1357），隨明玉珍入川的部隊和隨軍家屬，據曹樹基先生估計有40多萬人。①這40萬人中有相當一部分麻城人，也有相當一部分孝感縣人。這部分孝感縣人的后代或口耳誤傳，或家譜中僅記祖籍為“湖北孝感”，就極可能誤為麻城孝感鄉人。但需要說明的是，這部分人數量十分有限。因為入明以后，孝感縣是沒有人口輸出能力的。明初，孝感縣與安陸、云夢、應城和隨州同屬德安府管轄。由于元末戰爭的破壞，使這一地區的人口消耗極大。查《明史？地理志》，洪武初年，德安轄區僅有云夢縣未被省廢，其余各州縣皆是洪武13年復置的，而德安府也降為州，從屬黃州或武昌府，至洪武13年才復為府。康熙《安陸縣志》作者說：“聞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得城東老戶灣數戶而無其人，烏兔山之陰空土以處者幾人而無其舍，徙黃麻人實之，合老婦孺子僅二千人，編七里。”①明確指出遷入的移民為黃州府之麻城人。孝感縣《夏氏族譜》在談到自己的祖籍時說：“榮二祖，其先麻城太平鄉古井巷人，明洪武初遷徙天下富民充伍，公偕李孺子徙居孝感縣。”
又據廣水市政府網站《歷史述要;明初江西移民應山》介紹：“就保留下來的姓氏族譜看，應山現有十之八九的姓氏，均為明朝初年至明朝中葉從江西、安徽、麻城過來的移民，而以麻城移民為多，所謂‘麻城過籍’便由此而來。”又據麻城市第一中學教師鄭重建先生說：“1984年元月，筆者在省參加《布谷鳥》編輯部舉辦的全省業余骨干作者培訓班學習期間，邂逅原孝感縣文化館館長宋虎先生（此人為楚劇《雙教子》的編劇，湖北省民間文學研究會理事）。先生年齡60開外。其時，宋先生見我來自麻城，甚為高興，他親切地稱我為‘小老鄉’。我覺得很新奇，便問：‘先生何以稱晚輩為老鄉呀？’答曰：‘我們孝感民間有一種民俗，把睡覺說作是回麻城去了，因為老輩有許多人自稱原來的祖籍便是麻城’。”
第二、本縣移民冒籍孝感鄉。這又有兩種情況，一是來自麻城其他鄉的移民冒籍孝感鄉；二是成化8年孝感鄉撤消以后，來自原孝感鄉轄區的移民仍自稱祖籍孝感鄉（甚至還有自稱是明末清初遷自孝感鄉的）。這兩種情況歷明清兩代而不衰，但這種冒籍無關弘旨，因為他們冒的是“鄉籍”而非“縣籍”，他們畢竟是真正的麻城人。
第三、外地移民冒籍孝感鄉。這種情況的發生，主要是因為四川移民中麻城孝感人在各地的勢力都很大，為優化自己的生存環境而冒籍孝感鄉人。也就是民國《南溪縣志》所說的“（孝感鄉）人眾勢強，土民或他兵冒籍以自求庇”。曹樹基先生在談到這個問題時，引民國《云陽縣志》所舉該縣向、何、譚、孫、于、張、賈、李、王諸大姓，都說是“明洪武年間自麻城遷入”的例子，然后說：“向氏是鄂西、湘西典型的蠻族大姓，是不可能遷自麻城的。”①實際上就是肯定向氏屬冒籍之列。但此論也略顯武斷，向氏為鄂西、湘西典型的蠻族大姓是事實，但他們可以先遷到麻城，取得麻城籍以后再遷四川。就如曹先生所說的“既有麻城孝感鄉人遷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在孝感鄉稍作停留后向四川遷移。有些外地移民在孝感鄉停留時間很短即入川，有的則定居數代成為土著后再遷移。”②麻城向氏正是后一種情況。據四川長壽《向氏支譜》載,其族于“元人入侵時,為避戰亂,文秀由湖南沅陵遷湖北麻城縣,生子爵祿,安居樂業。不知相傳數代,至本支始祖萬恩公住麻城縣孝感鄉向家坪、中壩、陳家溝一帶(現麻城市松鶴鄉)”。
上述誤籍和冒籍情況的存在，是客觀事實。對此，我們并不諱言。但如果因此而否定整個孝感鄉和那些孝感鄉先民的歷史存在，則未免以偏概全。
六 不要重演“大禹是條蟲”的鬧劇
最后，我們想談談鄧經武先生那篇大作到底是哪兒出了問題。
第一，沒有充分地占有資料。眾所周知，要想否定一個定論，除了必須掌握并否定所有支持這個定論的材料以外，還應盡可能的找到新的反證材料。可惜的是，這兩者鄧先生都沒能做到。我們注意到鄧先生沒有引用過《麻城縣志》，研究一地歷史而不研究其地史志，令人頗感奇怪。是不是清代三部《麻城縣志》鄧先生手頭都沒有呢？當然，鄧文引了譚其驤先生“地方史志不可偏廢，舊志資料不可輕信”的話，以否定族譜資料和地方史志的可信性。但譚先生強調的是要通過分析和研究后再加利用，這是稍有常識的人都能讀懂的話。不知怎么嚇得鄧先生連看都不敢看。
第二，邏輯推理錯誤。鄧先生先羅列了麻城縣和孝感縣的有關史料，證明了兩個地名的不相干，推論出“麻城縣和‘孝感鄉（縣）’是兩個互不隸屬而并行的同級行政地區”。并由此得出結論：“湖北省麻城縣孝感鄉”是一個純屬虛構的、子虛烏有的地名！我們且不說這個推理過程中將“孝感縣”偷換成“孝感鄉（縣）”
的問題（偷換概念也是邏輯錯誤），僅就這個“因為A與B無關，所以A與C必然無關”的推理公式，我們就不敢恭維。
第三，囿于先入之見不能自拔。因為只知道有個孝感縣，故陷入以證明孝感縣的存在來反證孝感鄉不存在的泥潭。
第四，史料為我所用。鄧文雖然對地方史志表現出一種令人費解的厭棄,甚至罵康熙版《成都府志》和《明清史料》“只是騙人的‘鬼話’”。但他也有連族譜資料都愿意使用的時候，當然，這就要看這些材料是否能為我所用了。如蜀州火井塘《楊氏家譜》、民國版《滎經縣志》，還有咸豐《云陽縣志》。最有意思的要數對《云陽縣志》的引用了。鄧先生在試圖證明四川土著多于移民時說：“咸豐版《云陽縣志》載：‘邑分南北兩岸，南岸民皆洪武時由湖北麻城孝感奉敕徙來者’，也透露出‘北岸’是土著原居地的信息。”但是，請讀者不要上當，《云陽縣志》緊接著說：“北岸民則康熙、雍正間外來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較多。”我們怎么也看不出哪里“透露出‘北岸’是土著原居地的信息”。學問做到這個份上，大家還能說什么呢！
總之，孝感鄉的存在是一個不容置疑的問題，孝感鄉作為全國八大移民基地之一的地位是無法動搖的。我們不敢想象：從600多年前直到現在，涉及數十代人；從湖北到四川，跨及數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大家都在共同“虛構”和編織著一個“子虛烏有”的孝感鄉的神話。據曾在網上與鄧先生討論過孝感鄉問題的周啟志先生寫信告訴我，說鄧先生祖籍也是麻城中館驛鎮的鄧家榜。我想，如果鄧先生的始祖是明成化八年以前遷川的話，那么準確的祖籍地也應該是孝感鄉！
二十世紀初，中國史學界曾出現了一股強烈的“疑古”思潮。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講，疑古是無可厚非的。在更多的情況下，疑古恰恰是學術進步的動力。但后來弄出一個“大禹是條蟲”的驚世之論出來，讓大家都目瞪口呆。我們希望，在移民史研究領域，不要重演這樣的鬧劇！
[主要參考文獻]
⒈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⒉康熙九年刻本《麻城縣志》，1999年影印本。
⒊方志遠《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⒋弘治13年《黃州府志》。
⒌萬歷《黃安初乘》，2005年影印本。
作者：凌禮潮 中共麻城市委辦公室
我從那里來，故鄉今何在？
尋根問祖是中國人、尤其是遷居他鄉或飄零異國的炎黃子孫們永遠割舍不斷的歷史情結。提到尋根，人們自然聯想到中國古代八大移民集散地——山西大槐樹、蘇州閶門外、江西瓦屑壩、麻城孝感鄉、山東棗林莊、廣東珠璣巷、福建石壁村、河北小興州。這八大移民圣地以其在歷史上移民規模大、影響深遠而聞名遐邇，或載于口碑，或書之典籍。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移民圣地之一的湖北孝感鄉幾乎被歷史湮沒，致使當今湖北人和四川人數典忘祖、鮮知其事。
何處尋蹤孝感鄉
如果你問四川人，他的祖輩從何處來？他們多會回答是從湖廣麻城縣或麻城孝感鄉而來。此說可征諸縣志。如民國《南溪縣志》稱：“今蜀南來自湖廣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孝感鄉。” 又如民國《榮縣志》曰：“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動稱是年由麻城孝感鄉入川，人人言然。” 又可見之家譜記載。如內江《周氏族譜》：“洪武出治，我圣祖仁皇帝遂下詔旨令湖廣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填實四川。我祖奉命襁負其子，入川于紅合鄉落業。” 又如隆昌《劉氏族譜》：“吾家起自湖廣麻城縣孝感鄉，明初入蜀。” 由此可見，麻城縣曾有過孝感鄉，其地名并非虛構。然而查檢當今麻城市行政區劃或鄉鎮名錄，是找不到孝感鄉這一建置和地名的，使得許多尋根者斷然否定曾經有過孝感鄉的歷史存在。
在當今麻城市版圖上找不到孝感鄉，并不意味著古麻城縣沒有孝感鄉。光緒《麻城縣志前編》之“疆域·鄉鎮” 載：麻城縣在“明初分四鄉，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統一百三十里。成化間并為九十四里，并孝感入仙居為三鄉。嘉靖間析太、仙二鄉二十里入黃安，止七十四里。”（注：此處之“里” 為里甲，110戶為里，里分10甲）孝感鄉在明初即見記載，至成化八年裁撤并入仙居鄉，作為建置和地名在明代雖只存在百余年，然其影響卻延綿數百年。
孝感鄉位于麻城縣西北，北境與河南省接壤。因地處偏僻，政令難施，嘉靖二十一年麻城縣監生李大夏等上書朝廷請求建縣：“本縣全場姜家畈，接壤黃岡、黃陂邊隅地，近信陽、光山、羅山等州縣，路通牛頭山、牢山等寨；地僻民頑，官難遙制，盜賊出沒，數被劫殺。乞于姜家畈設縣治，保障地方。”（《讀史方輿紀要》）李大夏等人的意見得到巡撫湖廣副都御使陸杰和巡撫湖廣監察御使史褒善的贊同。但建縣主張也受到地方官吏和鄉民阻撓，勘測地界亦無法進行，使建縣之事不得不暫中止。嘉靖二十六年，黃州知府郭鳳儀上書再陳建縣事，得到麻城籍戶部尚書耿定向的大力支持。特致函前湖廣右副都御使馮岳以爭取支持。嘉靖三十九年，耿定向在京城又與新任湖廣巡撫劉倫面商建縣事宜，劉倫很為重視，并即將建縣之事交麻城縣令蘇松籌辦。不久，劉倫離任，建縣事再被擱置。次年，耿定向奉命視察西夏，途中偶遇新任湖廣巡撫張雨，又與張雨洽談建縣問題。此際監生王國任聯絡了一批蓍宿聯名上書，于是巡撫張雨令下屬集議建縣事宜。黃州知府應明德、同知袁福徽、巡按湖廣監察御使唐際祿、布政使徐南奎、按察使劉斯潔均贊同建縣，建縣之議至此遂定。嘉靖四十一年，禮部尚書徐階竭力襄助，嘉靖四十二年春，經戶部復奏，朝廷批準正式建縣。擬析麻城縣太平、仙居二鄉二十里甲，黃陂縣灄源鄉八里甲，黃岡上中和鄉十二里甲為新建縣屬地，定名為新安縣，嗣后改名為黃安縣（今紅安縣）。此乃史有孝感鄉證據之一。
據《麻城縣志》、《紅安縣志》載：麻城縣原有版圖面積4500多平方公里，現約有3607平方公里，析出仙居鄉千余平方公里（原孝感鄉面積為千余平方公里，占麻城縣總面積的四分之一）；黃安縣原有版圖面積約1976平方公里（民國時期劃出180平方公里與河南新縣及湖北大悟縣，現版圖面積為1796平方公里）。由此可知，黃安縣有近半人口和土地是從麻城縣柝出，而孝感鄉為麻城縣邊隅，地接河南，相當于今紅安縣七里坪以及城關（姜家畈）一線東南的大部為原孝感鄉屬地。原孝感鄉小部屬地留在了麻城縣。如麻城《鄧氏宗譜》載其祖自江西遷來后世居孝感鄉鄧家磅村，而鄧家磅村自孝感鄉劃入黃安后一直屬麻城浮橋河鄉。此乃史有孝感鄉證據之二。
黃安縣自建縣至晚清，一直設置三鄉（亦稱為里）未曾更易，即沿用原鄉里之名-----太仙（太平鄉、仙居鄉的縮稱）、中和、灄源。民國時實行縣、區、會、甲建制，全縣設10區，笫五區名為仙居區；1929年5月紅七軍在黃安建立蘇維埃政權，全縣亦劃為10區，第五區仍名仙居區。1947年9月，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建立黃安解放區，全縣劃為7個區，其中有名太仙區者，乃沿襲明清舊稱。這里所稱之仙居鄉，實為原孝感鄉舊土，原孝感鄉已是有其地而無其名。此乃史有孝感鄉證據之三。
據上，可以確切地說，移民圣地孝感鄉地跨今紅安縣、麻城市，大部分在紅安縣境內。
孝感鄉移民與“湖廣填四川”
麻城孝感鄉向外移民起自何時于史缺載。據《石柱廳鄉土志》載，有陳氏于“宋高宗時由楚北麻城孝感鄉同馬氏同來”之說。它告訴我們二條重要信息，一是說明孝感鄉之名在宋代已有，二是說明至遲在南宋初孝感鄉己零星向外遷播。然而大規模向外移民，是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
大規模移民的要件是遷入地有足夠廣袤的地理空間容納眾多人口，四川在元明、明清之際具備了接納大規模移民的條件。
元、宋之戰曾使四川人口銳減。據《內江縣志·內江舊戶多楚人說》：“宋元爭蜀，資、內三得三失，殘民幾盡。迨元一統，則己地荒民散，無可設官。一時資州、內江、資陽、安岳、隆昌、威遠，州縣并省，終元代九十年未復，惟安岳復于順帝至正元年。” 這是說四川人被殺得無民可牧，故元朝廷無法設置地方官府。《潼川府志·九賢祠記》載元軍屠川云：“元法：軍所至，但有發一矢相應者，必盡屠之。蜀人如余玠……諸公堅守不下，故川中受禍獨慘。” 余［王介］守土抗戰八年之久，“使敵不近邊，歲則大稔。”（《宋史·余［王介］傳》）余［王介］遭權臣所忌，召回臨安奪職削權，［王介］郁憤而死，蜀事更無可為之人。于是蒙軍如破竹之勢攻占全川，所到之處，盡行“元法” 。各州縣百姓逃之不及，被捕獲者以五十人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積其尸至暮” ，日日如此，屠殺不止。僅在成都，“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袁桷《清容居士集·史母程氏傳》）漢州城破，元軍屠城，“血洗焚蕩，死者十余萬家。”（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4）以每家5口計，則為六十萬人左右！按此數計，元軍“屠成都，焚眉川，蹂踐邛蜀鼓漢簡池永康，而四川人十喪七八。”（楊士奇編《歷代名臣奏議·論救蜀四事疏》）又有欲乘舟避兵禍者，因擁擠落水“以數十萬計。”（佚名《昭忠錄》）據馬端臨《文獻通考·戶口二》資料，南宋嘉定十六年四川戶數達2590092戶，人口達6610831之多，到至元十九年僅為12萬戶，元朝數十年的恢復尚不足宋末的1/20，足見元蒙對四川屠戮之慘。洪武四年，湯和、傅友德等滅明升大夏政權，洪武五年統計戶數僅84000戶，知川人雪上加霜，又遭屠戮，稱四川人“十喪七八”是可信的。故向四川移民勢在必行。
大夏政權據川十一年，在明玉珍時已有孝感鄉民向四川移民。如內江《吳氏宗譜》：“因楚中紅巾之亂，奉旨來川落業。” 又如隆昌《韓氏族譜》：“吾祖肇自山東……遷……孝感鄉。明祖龍飛……元主北遁，遂將麻城著土之民，詔令入川。吾祖……于洪武元年入川。” 許多族譜中稱是“奉旨入川” ，然洪武五年之前四川屬明玉珍管轄，朱元璋政令怎能通行四川？想必大夏政權有過號召移民的“詔令”。此際有一定數量移民入川，其原因一是鄂東（今黃州市范圍）是紅巾軍根據地，明氏之兵多楚黃籍，故有招徠鄉人壯其勢之舉，明氏號召必有人響應之；二是紅巾軍與朱元璋爭鋒的主要戰場在鄂東、鄂北，居民為避戰亂亦愿遷徙四川；三是據《明氏實錄》載其所征賦稅“十取其一，農家無力之征。” 輕賦薄徭也吸引大批鄉民奔蜀。明氏偏安一隅，能使四川人口增至約15000戶左右（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年，134頁），也是很不容易的。
自明玉珍開移楚民實蜀之先河，洪武四年后明朝組織了更大規模的向四川移民。見諸當時族譜記載，比比皆是。如內江《周氏族譜》載：“明初，詔以湖廣世族安播四川，我明器祖遂偕至戚雷華輔偶行入川。” 又如內江《黃氏族譜》載：“明洪武初，以為四川乃近西隅夷地，非德化不能測也，惟孝感鄉人民可以化之。詔飭行專差逐遣。凡明初來者皆麻城孝感鄉人也。” 然查明代史籍，卻不見官方移民文告記載，惟民國《瀘縣志·藝文志》載崇禎時任瀘州分巡僉事吳登啟《招民榜文示》稱“迨我國初，亦移麻民孝感之民，以實富、榮二邑。” 指出朱元璋曾推行大規模移民措施。故明初朝廷詔令移民事當屬不謬。移民的成效是顯著的，洪武五年從明氏政權接手人戶84000戶，至洪武十四年的9年間，人戶增至214900戶，增長率為155.83%，且以麻城、孝感鄉人居多。或曰：麻城、孝感鄉幾乎是成建制遷移，何以鄉人遷之不絕？這主要是有人口源源不斷遷至麻城、孝感鄉之故，而遷入麻城、孝感鄉之民，又被不斷遷徙至四川。如簡陽《汪氏族譜》稱：“汪氏世居江南徽州府黔(黟)縣，地名豬市街竹林嘴。后遷湖廣黃州府黃岡縣高河坎汪家集，后又分遷麻城縣孝感鄉蒿枝壩大松樹。至明朝洪武四年，我遠祖兄弟四人奉旨入川。” 又如內江《張氏族譜》載：“大明宣德元年丙千歲，奉旨以江西填實湖廣，遂爾奔楚，既居黃州府孝感鄉……弘治即位，群臣云西蜀土廣人稀，皇上詔以楚民填實西蜀……” 說明孝感鄉民不斷被補充且又不斷移向四川，人口保持著一種動態平衡。如《湖北方志》1991年第1期鄒功勇“麻城遷民四川問題初探” 文中提供的數據：洪武二十四年全縣冊定人戶為15809戶，而永樂七年為15810戶，相隔18年僅增1戶，這足以說明人口的平衡狀態。
第二次大規模移民始于清初，仍是因戰爭致使四川人口劇減。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銳減的主兇是張獻忠，對此正史野史多有記載，甚至大西軍中外國傳教士也直書其事。如耶穌會士安文思的《中國新史》載：“叛匪張獻忠率領大軍向省城挺進，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大量的民眾為了躲避其暴虐而遁入深山藏身，神父們也隨之而逃。” “他們以各種刑法處死了不計其數的人，或被斬首，或被活活剝皮，或被凌遲碎剮，還有一些人則被折磨的半死不活。他還屠殺了十四萬川兵。因此，全省幾乎荒無人煙” 另一位傳教士衛匡國所著《韃靼戰記》中也有類似記載，證明《蜀碧》等野史記錄的張獻忠屠川事是可*的。張獻忠屠殺了多少人，難有確鑿統計。張獻忠死后，殘明官軍的互相爭殺、清軍的征剿，四川人口又處在歷史低谷。
據趙文林等著《中國人口史》資料，順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僅958196人丁，可知其時天府之國的四川己被摧殘得破敗不堪。因此，朝廷對重建四川十分重視，鼓勵外省移民四川是其政策重點。例如順治六年朝廷頒布了《墾荒令》，康熙二十九年平定三藩之亂后制定了《入籍四川例》。故填川之民又有“奉旨入蜀”之說。在此背景下，麻城、孝感鄉民也成為移民潮中的一部分。
麻城、孝感鄉移民四川，不能不談到張獻忠的“新營”。崇禎十六年四月，張獻忠在麻城收5萬7千人，別立一軍為“新營選勇”，這支新營隨張獻忠進川。張獻忠敗后，這些來自麻城的士卒大部落籍四川。如《中江縣志》載一新營老兵事：“楊可舉，字香吾。順治三年脫獻賊之禍。六年投效總督李國英標下……時邑境人稀地廣，朝夕與居者惟投誠數百人。” 這類人在入籍四川的麻城、孝感人中所占比例甚大。其他填川之民，如作家艾蕪（湯道耕），祖輩原籍麻城孝感鄉，康熙中葉入川定居成都附近。又如1991年版《南川縣志》稱該縣許多移民來自湖廣，尤以麻城孝感鄉鵝掌大丘人為多。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孝感鄉早已不復存在，而麻城填川之民或用舊名孝感鄉，或稱麻城縣，可見孝感鄉這一歷史地名影響之久遠。從移民史角度看，麻城和孝感鄉在明末清初興起的第二次“湖廣填四川”中多有混淆，然麻城還留有原孝感鄉一部分舊土，以懷舊之情而續用原籍之名或用麻城為祖籍都不為錯，故本文在梳理此階段時亦無意分其涇渭，而許多研究移民史家在據方志和族譜統計時，也將孝感鄉移民歸入麻城縣統計。如胡昭曦先生《張獻忠屠蜀與湖廣填四川考辨》一文便多作此種處理。據此，麻城（含孝感鄉）填川之民見于縣志所載者，如《廣安州新志》：“大率黃麻籍四之，永零籍五之，豫章籍二之……” ；《大邑鄉土志》：“全資二湖、江西、兩廣、山陜之人來邑墾荒生聚。麻城人較多，江西、山陜次之……” 又如《合川縣志》所載清初麻城籍鄉民遷入計17戶，仍占同期各地遷入移民數之首。可見在湖廣填四川的第二次大移民中，麻城、孝感鄉移民占有重要位置，對重建四川的貢獻當不其他地方移民之下！
閑話麻城孝感鄉移民
在撰寫本文時，欣悉重慶市在建“湖廣填四川博物館” 。川渝兩地的居民，絕大多數是湖廣填四川移民的后裔，在建的“湖廣填四川移民博物館”將重現當年移民遷徙的歷程，并展示先輩們的奮斗歷程。我以為麻城、孝感鄉移民不僅是“湖廣填四川博物館”中濃墨重彩的一筆，而且也為我們留下許多可資敘說的話題。
首先是麻城、孝感鄉移民可以作為“新客家”文化研究的課題。羅香林先生《客家源流考》一書被認為是1949年以前家客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書中明確指出，湖北有二個非純客住縣：紅安縣、麻城縣，總人口約15萬人，而對紅安縣、麻城縣的表述，總是割不開移民圣地孝感鄉的。紅安縣、麻城縣的這15萬客家人應是江西填湖廣時，從江西遷來的客家先民后裔。孝感鄉客家先民移居四川時，帶去了那些客家民俗文化？例如四川民間凡遇婚嫁喪壽或慶賀開業、請“滿月”等等，傳統席面多為備辦九種葷菜宴客，此即俗稱“九大碗”或“九斗碗”。此種“九碗”待客之俗即源于湖北麻城縣孝感鄉。除“九大碗” 習俗外還有那些風俗帶到四川？這方面的研究顯然還是空白。
麻城、孝感鄉民對四川是卓有貢獻的，這種貢獻從“麻鄉約”可見一斑。明永樂年間，麻城、孝感鄉被遷往四川開墾的移民，由于思念故鄉，相約每年推選同鄉代表回鄉幾次，來往帶送土特產和信件。久而久之就出現了由麻城人經營，替人們傳遞財物、書信的麻鄉約商行。這種形式也從成都、重慶等地，逐漸普及到了四川、云南、貴州等許多大中城市。麻鄉約極大地改善了當時民間的通信狀況，它在中國郵政史上占有很重要位置。這種惠及民眾的善舉正是他們的創造。
在四川的麻城、孝感鄉移民后裔中，還出現了不少杰出人士。
洪武四年從麻城、孝感鄉落籍四川隆昌的郭孟四，是隆昌郭氏的開山祖。家族繁衍人丁興旺，距今己有600余年，傳30余世，估計在世人口5000余，儼然一大家族。郭氏家族在明中葉已致富，至清嘉慶年間已是富甲一方。萬歷十三年，郭氏在瀘州興辦天成生曲酒廠，是馳名中外的曲酒“瀘州老窖”的原產地，曾獲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獎。隆昌郭氏笫十九世孫郭書池，光緒年間舉人，曾主持湖廣總督張之洞墾務，被張之洞視為干才。他在上海創辦了中國公學，又在隆昌開辦了知恥中學。長子郭蔚華乃辛亥革命之中堅，同盟會員；他在知恥中學、敘屬中學任教時，宣傳革命，當時四川革命黨人，多出其門下。郭蔚華有子女七人，長子郭堅白為留法理科碩士，歷任十余所大學教授，為教育界聞人；子郭士杰是早期共產黨員，曾任安慶地委書記、湖北省委委員，1927年在漢口被捕壯烈犧牲，時年23歲；子郭步陶是知名新聞記者，任《申報》、《新聞報》主編多年，著作頗豐；子郭彝主持鐵道部技術工作，貢獻卓越，授全國勞動模范，享有死葬八寶山的殊榮；子郭彥曾任國民黨軍裝甲司令，現居臺灣。郭氏子孫涉身黨政軍農工商文等屆別，人才代出，可稱為是麻城、孝感鄉移民中的典型。
如富順縣羅氏先祖羅尚鳳萬歷年間從麻城舉家入川居富順縣洪合鄉，順治初遷威遠縣羅田口。羅氏以耕讀為本，歷代均有進士、貢生、舉人；又涉鹽業開發經營，是一鹽業世家。傳至十二代世字輩，可謂人才薈萃了。如世字輩中人有：抗日烈士、少將羅世澤，中共四川地下省委書記、烈士羅世文，近代農學家羅世嶷，早年畢業于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學系，并在四川大學、云南大學任教的羅世齊等等。又如張愛萍將軍，作家艾蕪等，祖輩皆由麻城、孝感鄉移民至四川的。而尚未梳理出的賢良俊杰之士當會更多，這說明麻城、孝感鄉移民及其后裔對養育他們的四川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和回報。
那是一條延走了六百多年的悲壯鄉情路：回望大別山，泣別舉水河，溯長江，穿三峽，踏蜀道……凄風苦雨，拋別故土，他鄉繁衍。而那輩輩相傳的追親尋祖之念，更是至今綿綿無竟期！
3月11日至14日，重慶市政府副秘書長、重慶市歷史文化名城專委會主任、重慶湖廣會館修復領導小組組長何智亞率團赴湖北專題考察，探尋先祖足跡、搜集文物資料、豐富“湖廣填四川”移民博物館內涵。這次活動，引起了湖北方面的高度重視，湖北省委統戰部、工商聯作了周密的安排，有關市、縣的黨委、政府、政協、統戰部、工商聯熱情接待，在移民原發地——麻城市歧亭古鎮，鄉民還燃放鞭炮迎接來自重慶的尋根人。記者隨行，順江而下，走荊楚故道，攬江漢平原，直抵史稱中華“八大移民集散地”之一的麻城、孝感，探尋到“湖廣填四川”源頭的一些情況——
認祖必稱“麻城孝感”
地處神州腹心，峰連鄂、豫、皖三省的湖北麻城、孝感兩市，因其五關形勝、屏蔽江南、扼中原之咽喉，歷來成兵家必爭之地。而明清的大規模移民，麻城、孝感兩地又是最早的赴川之地。據《明太祖洪武實錄》載，洪武6年（1373年），太仆丞梁野仙帖木爾上書：“寧夏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土膏腴，宜招集流亡屯田”。太祖“從之”。《麻城縣志》也載，明洪武年間便開始向四川大批移民。近年麻城、孝感兩市文物工作者所搜集的大量民間族譜、家譜，屢見“……世祖明洪武年間入川”的記載。重慶市文物工作者搜集的大量古籍資料和家譜也有不少對接。有趣的是，歷年到湖北尋宗問祖的人，大都言稱祖籍是“湖廣麻城孝感人”，專家認為，這雖有移民從眾的傾向，但其中也不乏歷史依據，麻城孝感的地理位置，的確處在移民集散的水陸要道。多年研究“湖廣填四川”的何智亞副秘書長也證實，從目前已收集到家譜的記載，大都稱祖籍來自湖北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如江津幸氏族譜記載：“宋末年間，仲式祖由江西遷楚麻城孝感鄉。因徐壽輝兵起，復自楚避亂入蜀，攜祖*王氏及三子寓江津筍里梅村幸家灣數年。見風俗淳美，山川壯麗，遂采三山而居”；江北縣曹氏族譜記載：“初祖興王公，湖北黃州府麻城人也，明洪武初入蜀，卜居於渝北跳石河”；新修《南川縣志》“湖廣移民，尤以麻城孝感鄉鵝掌大丘人為多”；《南溪縣志》“今蜀人來自湖廣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孝感鄉”……
江西填湖廣 湖廣填四川
孝感市臺聯會的魯鋆，今年已86歲，多年研究“湖廣填四川”。1944年即在重慶和其他同鄉組織成立“孝感旅渝同鄉會”，聯絡4百余人。魯老近年多次接待四川、重慶各縣市以及**等地來孝感認祖尋宗人士，都提到祖輩留下“祖籍湖廣麻城孝感鄉”的遺言，其中還有不少追溯至源頭江西省。對此魯老表示，根據他多年搜集研究，證實麻城孝感居民確實多自江西遷來。他說，據《湖北通志》記載，唐朝末年，瘟疫流行，麻城孝感一帶人煙稀少，而臨近湖北的江西人有大批到麻城、孝感定居，從事農業手工業生產，并定居下來繁衍后代。湖北民間一向流傳著兩句話，叫“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也是明證。
四類遷徙人 不絕鄉情淚
麻城市委辦公室主任凌禮潮，也是多年研究“湖廣填四川”問題的專家，最近著有《李氏祖籍考》。他認為歷史上的湖廣移民，有以下四類情況：一是逃避賦稅自發移民，如明初皇帝報復藩王，導致江西賦稅過重，農民不堪其苦，于是向臨省又賦稅相對較輕的麻城孝感遷移，此后又向無賦稅的四川遷移；二是土著避移民而遷，如麻城孝感新遷移民勢力壯大，當地土著屢受欺壓，被迫遷移；三是政府組織、鼓勵動遷。明末清初，隨著四川連年戰亂人口銳減，政府即組織大規模移民，并鼓勵開荒，“插占為己，視為永業”，并免稅10——20年，獎勵耕牛、稻種，于是引發大規模移民；四是明玉珍、張獻忠招兵入川。據《湖北通志》和《孝感縣志》記載，元朝末年，明玉珍在家鄉（湖北應山縣）舉旗反元，應山、孝感、安陸、云夢等地農民投軍數十萬之多，元至正十八年，明玉珍統兵十萬西征，經巫山入川，先后攻克重慶、璧山、銅梁、德陽、成都等地，后在重慶稱帝，國號“夏”，明玉珍病逝后，其子明旻戰敗投降明朝，入川將士多流落重慶——成都沿途各縣。另據許鼐《小腆紀年卷》記載，明崇禎十六年（1627年）4月，張獻忠攻進麻城，一次征兵五萬七千余人，別立“新營”入川征戰，后大部軍籍改民籍，兵敗后，其將士也隱姓埋名，定居四川繁衍后代。
如今的川渝人，據說80％為移民后代，而麻城孝感較之其他地方移民，人數最多。不管是“奉旨入川”，還是被迫遷徙，回望熱土，誰不留下思親情，拋灑思鄉淚！
“麻鄉約”傳遞思親情
記者在麻城、孝感兩市，閱讀到不少描述民間郵政組織“麻鄉約”的文章，麻城市干部凌禮潮對此也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
明末清初湖廣填四川時，麻城大批遷徙農戶遠離故土，思鄉心切，每年推選不負眾望者回鄉探望，往返帶送家信和兩地土特產，以至于年年如此，相約成習，成為我國通信史上的一大創舉，也為明朝中葉民信局的產生奠定了基礎。到清代咸豐中葉（1855年左右），“麻鄉約”逐漸衍變為專業客運、貨運、送信的民間幫派組織“麻鄉約大幫信轎行”，創立者陳洪義（又名陳鴻仁），重慶綦江縣號坊鄉陳家壩人，陳抬轎子、滑桿出生，為人講信義，博得同行一致推崇。“麻鄉約大幫信轎行”后業務不斷擴大，在重慶、昆明等地都設立了分支機構，其業務不但近至西南三省的窮鄉僻壤，還遠至漢、滬、津、京、滇緬、滇越。
清末明初，“麻鄉約總行”設在重慶西二街口子上，外面招旗高懸，三開間的大門面，兩邊各為黑漆紅面柜臺，十分醒目氣派。雖然隨著歷史進程，“麻鄉約大幫信轎行”后來也消亡了，但由“麻鄉約”帶動的鄉情傳遞，至今綿綿不絕。
艱辛血淚遷徙路
在麻城市歧亭古鎮（過去屬孝感鄉）采訪，記者見鎮中民房多為石片壘砌，但飛檐翹角和窗欞雕飾，尚保留著明清的民居風格。特別是貫穿鎮中的那條斑駁光滑的石板路，有的還帶有“清康熙……年”的刻跡。
麻城市黨史地方史辦公室副編審李敏認為，當年麻城的移民，大部分應是踏著這條石板小路，或乘船順鎮邊的舉水下長江，又上溯長江入三峽進川；或走陸路，順“官道”驛站入川；或走山間小路，翻越“登天”蜀路棧道……
移民的具體入川路線，還有待專家進一步考證，但數千里蜀道遷徙跋涉，先人們歷經的艱險可想而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研究學者的文章屢屢提到，清朝第二次大規模移民，由于朝廷重視，“上諭”層出不窮，急如星火，又視招徠戶數為官員提拔依據，導致各級循吏急功近利，求官心切，朝廷只問到川數字，下面便層層加碼，于是暴力、捆綁、虐待以及沿途死傷枕藉情況不少，移民苦不堪言。那是一種怎樣的情景——千里鄂川道，瘴氣、酷陽、凍餒、寒夜、傷痛、倒斃……浩浩移民潮，或三五成伴，攀援于蠶叢山道，或官兵押解，跋涉于激流峽谷。至于川人愛纏頭巾的習俗，民間老人的解釋是，當年押解途中死人太多，經常頭纏孝布，天長日久，便逐步演變成多用途的頭巾了。
現代許多川渝人稱其祖籍為孝感，孝感譜牒中有許多關于鄉人遷川的記載。
《鄂澴青石橋胡氏宗譜》（明嘉靖10年本，清歷代續修，民國元年重修）：“元末劉福通之亂，孝邑子弟從軍入蜀”，洪武4年，三世“思貴公因訟入川”，遷四川簡州。
《澴西羅氏宗譜·雍睦堂序》（崇禎12年首修，光緒14年續修，民國25年重修）：“遺詩一首，敘其源流：平地干戈鬧若蛙，紅巾趕散各天涯。湖庥太守麒麟種，永合綦江丹桂花。一姓易為三兩姓，數家分出幾千家。吾今題筆留于后，唯愿兒孫讀五車。卿公生四子，一二三子皆徙于蜀之永勝，其后不詳”。 “永合綦江”，指遷居當年四川所屬永勝、合川（江）、綦江等州縣。從這首寓意深刻、對仗工整的七律詩透出的基本信息，顯然表明在元末明初羅卿先生的三個兒子隨明玉珍等紅巾軍入川了。
《澴東義門陳氏宗譜》（康熙36年刻本，同治、光緒年重修）：明朝，初年，（陳諗之三子）延廣遷成都；景德2年（1427年），宗全遷敘州；康熙4年，希遠遷南溪，知用遷金堂；鳳道落籍四川，官巡城都御。
《板橋梁氏宗譜》（光緒20年本，民國重修）：（以元初為始祖）：明代，十五世榮萬，遷居成都臥龍橋；十七世三房超元，遷移四川。
“又憶日寇投降第二年丙戌（1946年），有四川省碧水縣七塘鄉宗人來函寄梁橋，系后親來一人，共商起稿續譜……”。
《蘇氏宗譜》（道光25年、咸豐11年本，民國元年重修）：（以明初、1370年起始為一世祖）“因紅巾軍禍隙復起，……時真輩三公，其一潛逃麻邑，其二遠逃孝感，其三生死不明”。此老二老三，即暗指隨軍入川了。因而又說：自川“十四世懷飏偕三子雖因回籍省墓，嘉慶十六年但再無往來”，“與夫四川、江右、湖南等處，多未詳注地址，姑俟后議” 等語。
《湯氏宗譜》（康熙10年、乾隆15年刻本）：（奉明初為始祖）“三世仲寶公遷川”，“我族舊譜（由仲寶兒子）治恩公攜以歸蜀，全諜遂亡”（康熙10年十一世序）。
《澴東孫氏族譜》（光緒11年本）：（康熙朝三世三房）愛川遷川。 譜載嘉慶年有南江后人回籍事，“后嗣失查考者居多”。
《明氏宗譜·源流考》（光緒23年本，民國6年重修）：“或遷居西蜀”。此明氏即與元末入川稱帝的紅巾軍領袖明玉珍等為同宗。
《孝昌魯氏宗譜》（崇禎8年、康熙44年刻本，重修。孝昌即孝感古名）：“……明玉珍及至元末紅巾軍劉福通起兵，盡皆逃散。唯轔公與軫公存焉”。明朝庚子（1420）年，魯伯溶重慶長壽縣知縣，落籍四川；清初，（以明初為始祖）第十七世正貴，住成都府城內東門，門前有文廟。十八世鐘意、寶珊、竹珊、玉珊，遷成都縣。
《涂氏族譜》（小河溪支，光緒本）：元明之際，有諱務義公者，“遷夔州云陽”。
《孝感簡氏族譜》（明英宗正統4年、萬歷元年、清乾隆16年、咸豐7年本，民國6年重修）：（以明初為始祖）二世漢元、漢鼎二兄弟，正本 夫婦往四川敘寧；三世寅軾止于四川；十世凱侯遷新津。
《李氏宗譜》（康熙、同治、光緒本，民國年重修）：（以明初為始祖）太始祖季八，祖*熊太夫人，生谷中、玄中，入籍四川；三世振鐸、振剛遷川；省三支五世義甫，入成都。
《楊店楊氏宗譜》（民國6年本）：（始祖三十六世楊震）*邴氏葬成都府西門外黃龍洞，二弟楊霖遷成都，三弟楊霨遷萬縣；（六十世祖）楊巖，官至左丞相，*張氏葬成都府大西門外；（六十三世）楊淑，號文友，官刑部員外郎，*容氏，次子楊軾，遷居成都府。
明代，（孝感五世）楊濃，號春，字元之，遷居成都府新都縣，成化進士，歷官按察使，長子廷和，少師兼太子太書師，華蓋殿大學士，孫楊慎，殿試第一，官授翰林院修撰、兵部主事，文學家。（孝感六世）廷官、廷玉兄弟，遷居重慶府涪州；（孝感十世）楊洪功，號九謙，字惰石，崇禎年官四川遵義府知府。
清代，（孝感十世）洪茂，*王氏、子謨善，同（孝感十世）敦知，*黃氏、子五，悟知，*白氏、子二，遷居成都府崇慶州；明華，子宣琦，遷四川石橋鋪；（孝感十七世）中元、中墀二人遷居羅志縣。
另，族中口頭流傳，清朝初年，楊店鎮楊八灣西的垱子灣，因參加白蓮教農民起義軍，反清復明失敗，為避禍整體搬遷四川。
《董湖蕭氏宗譜》（康熙61年刻本，民國7年重修）：（以明初為始祖）十一世蕭耀，鄉魁，丁巳年會試副榜，中進士，梓潼、灌縣縣令、升天全署，特授直隸州丹棱、邛州、綿竹諸州縣。十一世君臣、君豹，遷居四川；十三世之望，遷四川楊柳龍潭。
《熊氏宗譜》（乾隆37年等本，民國11年重修）：（以明初為始祖）二世子藝，生于洪武四年三月十一日，永樂丁酉科副榜，任四川夾江知縣；立繩，遷重慶。
《孝感縣志》（康熙本、光緒9年重修）有關鄉民移川情況：（元至正）“12年，徐壽輝起兵蘄州（今浠水），招應山明玉珍為元帥，孝感人多附之。16年，玉珍率兵襲重慶，稱夏王，孝感人多隨之入蜀”。縣志也載有《楊店楊氏宗譜》所記楊春三代。《卷二十四》：明嘉靖進士、兵部尚書張佳應，其祖“孝感人，元末入蜀，舟泊黃陵廟，……比至銅梁，有地曰呂奉里，以土黃名黃泥壩，遂居焉”。還有原籍孝感的沈遠標，而由河南桐柏轉四川當了知縣。
有一點需要說明，方志乃封建王朝的產物，懾于專制主義的高壓統治和大興文字獄，如大清律規定，“一人反清，株連九族”、“殺無赦”；兼之捉筆者皆封建文人，他們依照正統宗法、典制慣例，凡造反者，誣之為“匪”、“賊”、“盜”，概不能明顯入譜。對于這些追隨農民起義、或因參加或避禍而逃往四川者，許多族譜采取了隱諱的辦法，即于分支欄填“外遷”、“出外未歸”、“下落不明”等，并不深說，在眾多族譜中較為普遍，尤須我們于解讀方志時，持實事求是和辨證客觀的態度。
孝感南鄉有一姓族譜曾談及當初移民情形有“依洪武法，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等語。從已掌握的史料可以看出，孝感先民移川的數量，明朝多于清朝，而清代主要集中在清初，乾隆年后即基本不見遷蜀的記載了。
木本源流，慎終追遠。上述所列舉的材料，盡管是隨機性，難免掛一漏百；雖囿于當時特定社會環境，但真實可信，仍可大補正史所闕，亦完全與川渝史志關于孝感大量移民的記載對榫，相互印證，具有寶貴的史料價值。
（來源：中原姓氏尋根網）
編輯：齊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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