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新宿的西早稻田地區，一座樓房剛剛裝修完畢，其二樓正在搬家布展，這就是即將于8月1日開放的日本第一家“慰安婦”博物館，正式名稱叫做“戰爭與和平中的婦女資料館”（日文名“女たちの戦爭と平和資料?”，英文名“The Women's Active Museum on War and Peace”）。
模擬“性奴隸戰犯法庭”
館中主要以文件展示、影像資料放映等方式進行展覽，資料館開展后的第一個展覽，名為：“婦女國際戰犯法庭的一切——慰安婦的受害與加害責任”，展出時間自今年7月31日起，至11月20日結束。展出內容是2000年12月在東京召開的“審判日本軍性奴隸制度女性國際戰犯法庭”所收集的資料，以及這一模擬法庭進行裁決的過程。
西野瑠美子是這家資料館的負責人之一，她目前是“日本戰爭責任資料中心”“實現戰爭被害調查會法市民會議”“支援中國人‘慰安婦’裁決會”等多家民間組織的成員。根據她的介紹，資料館最主要的使命，是收集和展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強迫亞洲被占領區婦女充當隨軍“慰安婦”的相關罪證。
資料館同時也收集其它戰爭中出現的對婦女暴力和犯罪的資料。西野女士還說，“我們還將展出目前世界上其他沖突地區正在發生的、針對女性的戰爭暴力行為。”今后，資料館的正式展覽將分為三類：以二戰內容為主的歷史資料；目前世界上的研究狀況和新發生的暴力犯罪事件；面向未來的對策性研究。
“博物館”建立不易
日本“左翼人士”一向財政拮據。這家資料館的資金來源依靠社會捐贈，捐贈資金由民間組織“婦女戰爭與和平人權基金”負責籌集，從2002年資料館的計劃提出開始到2005年1月為止，資料館的發起者們共收到來自1500個團體或個人的捐款總計6800萬日元，折合人民幣約500萬元，雖然相對當初提出的“1億日元”的目標還有相當差距，但已是很難得了。當然，這筆錢在寸土寸金的東京，是蓋不起獨立的大房子的，所以只能是現在這樣，屈居于樓房一角。相比較而言，篡改歷史的右翼新編教科書“編纂會”，每年僅會員費收入就在6000萬日元以上，兩三年時間就得到了上百家企業、財團的5億日元贊助。
西野女士說，“我們擔心，日本二戰時的負面歷史會被抹殺，很多學校的教科書都已經削減了對日本戰時罪行的描述，包括慰安婦問題，以及戰后賠償問題。”“我們必須一代代牢記日本曾經做過的事情，否則就無法和亞洲人民相處。”她尤為強調日本政府的責任，“受害者都年事已高，我們強烈希望他們能看到日本政府承認自己的法律責任，并在政治和教育上有所措施，以讓受害者在有生之年略感寬慰。”她還透露，目前上海和漢城都在計劃建立類似的資料館，她將向中韓兩國資料館提供盡可能多的協助。
孤獨的斗爭
“戰爭與和平中的婦女資料館”的核心發起者，是已故的松井耶依女士，松井耶依在朝日新聞社工作，自20世紀70年代起，松井開始從事女性人權事業，她逐漸發現了二戰中日軍對亞洲婦女犯下的一系列驚人罪行，并開始搜集、整理相關的資料。2000年，松井女士發起了由數家國際NGO聯合成立的模擬法庭——“婦女國際戰犯法庭”，這個“法庭”“宣判”已故天皇裕仁有罪，并勸告目前的日本政府，應向受害婦女誠懇謝罪賠償。
2002年10月，松井女士在阿富汗訪問期間忽然覺得身體不適，回到日本后，醫生發現她已經罹患晚期肝癌。面對死亡，松井女士最關心的是，如何讓自己所從事的正義事業得以發揚廣大。她提出，建立一個資料館，將“婦女國際戰犯法庭”所搜集到的資料，以及1991年以后歷次“慰安婦”訴訟中積累的文件、照片、視頻資料都保存下來。
此外，資料館還應當負責搜集世界各地沖突與動亂中婦女受害的資料，為捍衛婦女的權益作一份貢獻。她為資料館制訂了五個基本原則：以戰爭中的性暴力為研究對象；一定要明確加害者責任；不僅要收集已有事件資料，還要面向未來進行研究；保持民間運動性質，避免國家資金資助影響資料館的獨立性；加強國際協作。
2002年12月，松井女士去世。《紐約時報》稱她是維護“亞洲婦女權利的斗士”“將被永遠懷念，永不會被忘記”。而松井女士的事業，則被西野瑠美子等人士繼承下來。
“慰安婦”問題，與勞工問題、日軍在華遺棄化學武器問題一起，被作為中日關系中的三大歷史遺留問題。這三個問題中，只有遺棄化武問題正在得以解決，而“慰安婦”問題與“勞工”問題，都陷入了漫長的訴訟過程中。當年的受害者們逐漸逝去，要為正義的伸張留下證據，就需要更多資料館這樣的機構，和更多的松井耶依、西井瑠美子這樣的熱心人士，為過去的歷史，留一份真相的記錄。（來源： 國際先驅導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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