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黨立學校到國辦學校——黃埔軍校校名變更探析
陸軍軍官學校是1924年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幫助下創辦的中國國民黨黨立軍事政治學校，后因形勢發展變化，校名多次變更，但因校址初設于廣州黃埔長洲島，故通稱黃埔軍校。它以“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危亡”為宗旨，為國共兩黨培養了大批軍事政治人才。軍校的革命師生在反帝反軍閥斗爭中涌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鑄造了統一國家、親愛精誠、團結合作、衛國愛民、犧牲奮斗的黃埔精神。軍校名將輩出，戰功顯赫，揚威中外，影響深遠，是世界著名軍校之一，在中國近代史和軍事史上占重要地位，對中國現代史發揮深遠影響。在黃埔軍校的發展歷程中，它由初創時期的中國國民黨黨立學校發展演變為廣州國民政府國辦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即1926年，廣州國民政府將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改為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本文將對這一演變做初步探析。
一、由黨立校是孫中山創校時的最佳選擇
黃埔軍校是孫中山創辦的一所新型的軍事政治學校，也是國民黨的第一所正規軍事學校。它開創的時候，“其系統不是隸屬于政府而是由黨來創辦的，所以在廣東時代本校的性質，是中國國民黨的軍官學校”[1]。孫中山之所以確定由黨立校，是由當時的歷史條件決定的。
首先，孫中山創建革命黨的歷史為由黨立校積累了經驗和教訓。
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籌建會黨，發動武裝起義，一生致力于中國民主革命，然而，得到的結果卻是慘痛的教訓，“由于我們革命，只有革命黨的奮斗，沒有革命軍的奮斗”，所以，“我們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2]。1894年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創立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興中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口號，并著手發動乙末廣州武裝起義，但由于起義泄密等原因而告失敗；1905年初，孫中山赴歐洲的布魯塞爾、倫敦、柏林、巴黎等城市，在中國留學生中組建革命團體，[3]8月，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隨后，成立同盟會分會，在南方各省發動反清武裝起義，但由于只有革命黨的奮斗，沒有革命軍的奮斗，起義全部失敗，直到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孫中山才享受到勝利帶來的喜悅，并于1912年1月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然而，由于孫大總統手中無兵，隨即讓位給手握重兵的袁世凱。1912年8月同盟會聯合統一黨等四個政團改組為國民黨，孫中山被選為理事長。1913年9月籌組中華革命黨，繼續開展革命，然而，革命“現在得到的結果，只有民國之年號，沒有民國之事實。”[4]
周恩來在回憶黃埔軍校時說到，“開辦黃埔軍校應該說是孫中山軍事投機失敗的結果。辛亥革命時，孫中山有兩個運動，一個是新軍運動，另一個是會黨運動。辛亥革命后，他的活動漸漸變成軍事投機，甚至完全成了與軍閥互相勾結，互相利用，其結果必然是可悲的破產。”[5]孫中山從辛亥革命到討袁護法運動，都是用聯絡軍閥的辦法進行軍事斗爭，但每次革命都因舊軍隊的反叛而中途夭折。特別是1922年陳炯明叛變，炮轟總統府，孫中山更是發出了“患禍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6]”的沉痛之言。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下，孫中山鑒于以往開展會黨活動積累的經驗和教訓，毅然改組國民黨，并于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決定成立“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7]”，期望“本著中國國民黨的黨綱和總理的指導去訓練武裝黨員，希望在這學校里養成一班有主義有紀律的下級干部，然后再來組織黨軍”[8]。
孫中山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這所黨立軍校的身上，他希望以軍校的學生作為骨干，從而建立一支革命黨掌握的軍隊，擔負起救國救民的責任。軍校開學以后，孫中山在日理萬機中仍十分關心軍校，充分肯定軍校的成績。他常對各軍領導人贊揚黃埔軍校有生氣，要各軍向軍校學習，并多次到軍校視察。
其次，俄國共產黨革命的成功為由黨立校提供了范例。
正當孫中山在開展護法護國運動時，1917年11月7日，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在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用暴力推翻了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10日，上海《民國日報》在要聞專欄以《突如其來之俄國大政變》為題對這一“俄國式革命”做了報道。[9]十月革命為世界許多國家提供了革命成功的范例。孫中山對俄國革命的成功深有感觸，在聽到俄國革命成功后，他決定與俄共聯系，1918年夏，致函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達林，表示了對俄國布爾什維克的親近態度，說俄共是中國革命的唯一實際的真誠的朋友，然后，又在上海《大公報》公開發表聲明，說他贊成中國采取與蘇俄親密接近的政策，接受蘇俄幫助，要與蘇俄建立合作關系。請求蘇俄政府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給予援助，派出代表團幫助中國革命。1923年，孫中山更是派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前往蘇聯考察軍政，特別是軍事院校的建設。在會見俄共中央書記魯祖塔克時，代表團團長蔣介石提出代表團主要是了解俄共及紅軍情況，說“俄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可能對國民黨在中國的工作很有益”[10]。在陸軍軍官學校開幕典禮上，孫中山詳盡地比較了中俄兩國的歷史，最后認為俄國革命能夠成功，“就是俄國發生革命的時候雖然是一般革命黨員做先鋒，去同俄皇奮斗，但是革命一經成功就馬上組織革命軍；后來因為有了革命軍做革命黨的后援，繼續去奮斗，所以就是遇到了許多障礙，還是能夠在短時間之內大告成功。”[11]“象俄國一樣，我們中國才可以同世界各國并駕齊驅，中國的民族才可以永遠的生存于世界。”[12]正如毛澤東所總結的：“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13]
次之，國共合作為由黨立校提供了條件。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積極援助中國的民族解放斗爭。中國共產黨十分關注孫中山和他領導的國民黨，敬重孫中山的革命精神及其偉大業績，并站在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把孫中山作為黨的盟友，把國民黨視為民主革命勢力，盡力幫助孫中山開展國民革命。1922年8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杭州西湖舉行會議專門討論國共合作問題，在會上，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傳達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令，要求國共兩黨合作，共同進行民族和民主革命。[14]1922年孫中山從廣州到達上海，中國共產黨派李大釗、林伯渠多次與孫中山討論中國革命問題，“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孫中山答應李大釗“盡管一面做第三國際黨員，盡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李大釗便第一個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此后，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也相繼加入國民黨。[15]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決定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統一戰線。會后，中國共產黨發布《中國共產黨通告十三號》，要求黨員積極執行會議決議。此后，中共黨員積極協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幫助國民黨創建黃埔軍校。李大釗受孫中山委派，“在北京進行國民黨黨務改組工作”，在廣州“幫助籌備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6]”，并擔任大會主席團成員。共產黨員參加了大會宣言、組織章程、組織宣傳、組織黨務等審查委員會的工作。李大釗、毛澤東還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在具體籌辦黃埔軍校時，毛澤東還負責上海地區考生復試。[17]黃埔軍校是國共合作的產物。共產國際的指導，國共合作的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有力幫助為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創建黃埔軍校提供了必要條件。
第四，新生的大元帥府尚不具備創建府辦革命軍校的能力。
1923年孫中山在廣州重建的大元帥府，雖然在名義上是廣東的領導政府，但由于楊希閔、劉震寰等軍閥帶著各自的目的隱蔽在孫中山的革命旗幟下，又各自為政，致使軍政不統一，財政被割據，大元帥府面臨著許多內憂外患，大元帥孫中山的許多命令成為一紙空文，大元帥府在艱難中與各反動勢力周旋。“因為在民國十三年，所有的軍隊，名義上雖是總理的軍隊，大元帥指揮的軍隊；實際上楊希閔、劉震寰．．．．．．等，他們各有各的目的，并沒有依照大元帥的計劃去做。”[18]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以大元帥府的名義來創立革命軍校顯然不合實際，況且陸海軍大元帥府是一個帶有明顯軍事性質的軍政府，政府職能部門設立不健全，創建直屬革命軍校也屬艱難。
由此可見，孫中山確定由中國國民黨來創辦黃埔軍校是在當時歷史條件的最佳選擇，正如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汪精衛在陸軍軍官學校開幕晚上酒會致詞所說的，“本黨創辦此校，實欲合理與力為一致。辦黨者為理，辦兵者為力。力以抵抗罪惡，鎮壓反革命，補理之所不及，故黨與兵實相依為命。兵出于黨，無黨即無兵，黨賴乎兵，無兵即無黨。國建于黨，無黨即無國。往者吾黨之失敗，由于黨自黨，兵自兵。此后吾人萬不可再蹈覆轍。”[19]國民黨創辦黃埔軍校的目的和緣由躍然紙上。
二、由黨立學校改為國辦學校是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和國民黨執政黨地位確立的必然結果。
首先，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和國民政府的成立迫切要求把黨立學校改為國辦學校。
孫中山創建黃埔軍校的目的是“建立革命軍，挽救中國的危亡”。軍校成立后，積極貫徹孫中山武力與民眾結合的宗旨，積極奉行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的命令，致力國民革命，武力統一廣東。1924年奉孫中山命令鎮壓商團叛亂后，1925年奉革命政府命令，組軍東征討伐叛賊陳炯明。
陳炯明原是孫中山的得力干將，自1922年背叛孫中山，退據東江后，一直和廣東革命政府為敵。1924年11月，他乘孫中山北上之機，自封為“救粵軍總司令”，并任命林虎為總指揮，洪兆麟為副總指揮、葉舉為各路總指揮，以7個軍約6萬兵力集中河源、興寧、惠州一線，企圖進攻廣州，恢復他在廣東的統治。廣東革命政府為消除這個隱患，保衛革命政權，決定由黃埔軍校校軍、粵軍、滇軍和建國軍組成聯軍，分三路出兵東征陳炯明。以黃埔軍校校軍和部分粵軍為右路，蔣介石任總指揮，進攻淡水、海陸豐及潮汕地區；以桂軍為中路，劉震寰任總指揮，進攻惠陽；以滇軍為左路，楊希閔任總指揮，進攻河源、五華、興寧一線。
按聯軍原來作戰計劃，黃埔軍校校軍并未列入作戰序列，校軍之所以參予作戰并作為主力，首先是因為孫中山北上商談國是后，軍校環境已發生很大變化，地方軍閥想乘機殲滅這支革命力量，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外出背水一戰以求生存。其次是軍校創辦的目的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出兵東征平定叛賊是軍校的職責所在。第三是軍校實行軍事與政治，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育方針，官兵有革命精神，不怕犧牲，作戰英勇，況且器械精良，餉彈充足，是一支頗具戰斗力的部隊。東征軍在人民群眾大力支持下，英勇作戰，連結皆捷。
正當東征軍準備揮師繼續討伐陳炯明時，滇桂軍閥楊希閔、劉震寰在廣州發動叛亂，陰謀推翻廣東革命政府，東征軍奉命回師平叛。第一次東征勝利結束。
第一次東征和平定楊、劉叛亂的勝利，使廣東革命政權得以鞏固。1925年6月15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通過“改組大元帥府為國民政府”；“建國軍、黨軍改稱為國民革命軍”等決議案。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正式成立。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后，便著手統一軍政，規范中央政府職能。8月3日，成立軍事委員會，直屬于國民政府。8月26日，將所轄軍隊統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黃埔軍校學生軍和一部分粵軍改稱為第1軍，以蔣介石兼任軍長；湘軍改稱為第2軍，以譚延 任軍長；滇軍改稱為第3軍，以朱培德任軍長；粵軍改稱為第4軍，以李濟深任軍長；福軍改稱為第5軍，以李福林任軍長；隨后，程潛所部援鄂軍、吳鐵城部一個師和一些零星部隊合編為第6軍，以程潛為軍長。各軍并先后建立了黨代表、政治部和政治工作制度。從此，軍政開始統一，財政也逐漸收歸中央政府。
各地方軍統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軍政收歸中央政府，迫切要求黃埔軍校由黨立改為國辦，原來各地方軍所辦軍校也收歸國辦。黃埔軍校成立后，各軍也相繼辦了各自的軍校，“黨立的學校是由這個學校開始，有這個學校，才有其他的軍事學校[20]”。滇軍設干部學校，湘軍設講武堂，粵軍設講習所，桂軍設軍官學校。[21]滇軍干部學校歸滇軍司令楊希閔管轄，蘇聯軍事專家ф·馬采伊利克是該校的顧問，1924年10月有學員550人。鮑羅廷曾資助過該校。在1924年11月，蘇聯顧問加侖批示給予粵幣2000元的資助。[22]湘軍講武堂名義上由湘軍司令程潛任校長。“這所學校雖然名義上隸屬革命政府，卻完全因襲軍閥部隊的管理方法，采取封建專制的高壓手段，不準看報紙，也不準同外界進行任何接觸[23]”。1924年11月，因經費匱乏和教官不足而并入黃埔軍校。[24]1925年8月，革命政府將各軍閥統率的軍隊統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后，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軍中仍有軍官學校。第二軍軍官學校有750名學員，士兵學校550名學生；第三軍軍官學校有學員800名，附屬學校學員600人。[25]“第四軍、第五軍、第六軍-----攻鄂軍，都先后創辦同樣的軍校[26]。”在國民政府成立，軍政、財政統一的情況下，名目各異的軍事學校的存在顯然與時局不和。“從前政府決議把湘滇粵等軍的名目，編為第二、三、四軍，就是要打破地方主義!……所以政府為打破地方主義，為集中人才起見，不能不統一軍事學校[27]。”即組建國民政府國辦軍事院校-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其次，中國國民黨執政黨地位的確立為由黨立學校改為國辦學校提供了可能。
廣州國民政府的成立迫切要求把黨立學校改為國辦學校，而國民黨執政黨地位的確立卻為由黨立學校改為國辦學校提供了可能性。孫中山創建黃埔軍校的目的是為了使中國革命既有革命黨的奮斗，又有革命軍的奮斗。隨著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廣州國民政府的成立，中國國民黨實際上已在革命政府中發揮著執政黨的作用。國民黨執政黨地位的確立，為黃埔軍校為由黨立學校改為國辦學校提供了可能。
1925年，陳炯明乘東征軍回師廣州平定滇桂軍楊希閔、劉震寰之機，重新占據梅縣、潮汕、惠州等地乃至整個東江地區。9月，他在英國和北方軍閥的支持下，分左、中、右、側四路，分別由洪兆麟、葉舉、劉志陸、李易標和林虎指揮，會攻廣州，企圖推翻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在肅清內患，鞏固后方后，組軍舉行第二次東征討伐陳炯明。11月初，再度收復東江一帶地區，全殲陳炯明的反革命勢力。這次東征行程600多里，共消滅敵人12000多名，俘虜6000余人，繳獲各種槍支8000多枝，取得重大勝利。
當東征軍作戰連捷時，南路的反動軍閥鄧本殷為配合支援陳炯明，揮兵北犯，企圖占領廣州。國民政府決定同時舉行南征，任命第3軍軍長朱培德為南征總指揮。1925年10月31日，朱培德下達南征各軍作戰計劃，以陳銘樞部為第1路，王均部為第2路，戴岳部為第3路，俞作柏部為第4路，會攻南路，直搗瓊崖。南征軍英勇作戰，節節勝利，12月底，鄧本殷撤退海南。為徹底打敗鄧本殷，東征勝利后，國民政府抽調第4軍第12師進軍瓊崖。1926年2月，鄧本殷被徹底打敗，瓊崖全部收復，廣東全省為革命軍統一。
東征和南討的勝利，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實際上標志著中國國民黨已掌握了廣州國民政府的執政權，國民黨完全可以通過掌握國家政權，運用國家機器來達到立黨的目的。“以后無論什么軍事或政治，通通要根據國民黨的黨綱和政策才能存在，我們看國民政府委員會組織法第一條，和軍事委員會組織法第一條便可知道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是在國民黨指導監督之下而成立的，事實上國民政府是國民黨的政治部，軍事委員會是國民黨的軍事部，所以無論什么軍隊或軍校，總是國民黨的，都要本著黨的政策去做，無所謂特別的黨校，也無所謂特別的黨軍”。[28]
三、由黨立學校改為國辦學校的經過
1926年1月12日，廣州國民政府中央軍事委員會通過改組黃埔軍校提案，決定將陸軍軍官學校改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29]”，“直隸于軍事委員會[30]”，統一各軍所辦軍校。2月1日，任命蔣介石、鄧演達、嚴重、邵力子、熊雄、陳公博、馮寶森等七人為改組籌備委員。[31]2月11日，廣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出了《令知派員考察各軍軍實教育情形文》，文中稱“全省已告統一，正宜及時策勵，以期國民革命軍日臻完善，茲特派員調查各軍，及各軍校之軍實教育，庶使一切設施、得以推行盡利，以收軍政統一之效”。[32]2月1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出了《為歸并各軍軍官學校及講武堂所有各校舍財務應點交軍需局接管仰各遵辦具報文》，要求各軍校的財務、教育用具，通通交由軍需局接收保管，統一轉發中央軍事政治學校。[33]對于如何由黨立學校改為國辦學校，《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組織大綱》中做出了詳細的規定：1、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直隸于軍事委員會。2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由有功勛的將領擔任，軍階與軍長同等。3、設立由校長任主席的校委員會，委員會依軍事政治目的，審定教育綱領、草案和預備教育工作等。4、學校分設預備軍官班和軍官班。5、學校設步兵、炮兵、工兵、政治和軍需等科。6、設立軍官班初學學程。7、學校的教育、政治、訓練、供需和組織等方案報軍事委員會核定后實施。[34]廣州國民政府中央軍事委員會改組黃埔軍校的目的是為了消除省區觀念，集中經費和師資，組織指導統一的政治工作，“以期軍官們得到最好而且一致的軍事政治知識[35]”。
經過一系列的改組和籌備工作，1926年3月1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舉行了成立典禮，蔣介石就任校長，汪精衛就任黨代表。
綜上所述，中國國民黨黨立陸軍軍官學校的創辦是孫中山借鑒自己創建革命黨的歷史和俄國共產黨革命的經驗教訓以及國共合作下實現的，由黨立學校發展演變為國辦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是在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和國民黨執政黨地位確立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
[1] 《黃埔軍校史料》續編，第503頁，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
[2] 《黃埔軍校史料》，第46頁，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3] 《國父孫中山先生紀念集》，第32頁，澳門華人國際新聞出版集團，2003年版。
[4] 《黃埔軍校史料》，第44頁，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5] 《黃埔軍校史料》，第59頁，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6] 《軍事政治月刊》第1期，第2頁，1926年1月10日。
[7] 《黃埔軍校史料》，第74頁，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8] 《黃埔軍校史料》，第74頁，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9] 《中國現代史》上冊，第14頁，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
[10] 《黃埔軍校》，第４頁，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版。
[11] 《黃埔軍校史料》，第46頁，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12] 《黃埔軍校史料》，第54頁，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13]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360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年版。
[14] 《馬林傳》，第170頁，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2002年版。
[15] 《中國現代史》上冊，第94頁，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
[16] 《中國現代史》上冊，第99頁，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
[17] 《黃埔軍校史料》，第37頁，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18] 《黃埔軍校史料》，第74頁，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19] 《黃埔軍校史料》，第43頁，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20] [美]齊錫生著，《1918年----1927年關于共產主義、民主主義和蘇聯顧問在中國的文件》，第191----197頁，轉引自《中國的軍閥政治》第105頁注釋5，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21]屈武著，《中國國民黨黨史》第138頁，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22] [蘇]A·H卡爾圖諾娃著，《加侖在中國》第73—7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
[23]左波著，《陳賡大將》第16、17頁，海燕出版社，1990年版。
[24]左波著，《陳賡大將》第67頁注釋3，海燕出版社，1990年版。
[25] [美]齊錫生著，《1918年----1927年關于共產主義、民主主義和蘇聯顧問在中國的文件》，第191----197頁，轉引自《中國的軍閥政治》第105頁注釋5，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26] 《汪黨代表在本校成立典禮時訓話》，《黃埔潮》開學紀念特刊，1926年3月8日。
[27] 《汪黨代表在本校成立典禮時訓話》，《黃埔潮》開學紀念特刊，1926年3月8日。
[28] 《黃埔軍校史料》，第76頁，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29] 《黃埔軍校史料》續編，第580頁，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
[30] 《黃埔軍校史料》，第135頁，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31] 《黃埔軍校史料》，第73頁，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32] 《軍事政治月刊》第1期，第6頁，1926年1月10日。
[33] 《軍事政治月刊》第1期，第6頁，1926年1月10日。
[34] 《黃埔軍校史料》，第135--136頁，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35] 《黃埔軍校史料》，第134頁，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