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是中華民族的歷史轉折點,同仇敵愾、救亡圖存是全國人民共同的選擇
圖為駐守北平宛平城的中國軍隊奔赴盧溝橋抵抗日軍。
1937年7月7日夜,駐豐臺日軍在盧溝橋畔中國守軍防區(qū)內進行軍事演習。演習結束后,日軍借口失蹤一名士兵,無理要求進入中國軍隊防守的宛平城搜索,遭到中國守軍的拒絕。日軍遂向位于橋東的宛平城和盧溝橋發(fā)動攻擊,挑起了蓄謀已久的盧溝橋事變。中國守軍第29軍官兵在日軍蠻橫無理的挑釁和攻擊下,忍無可忍,奮起抗擊,打響了全民族抗戰(zhàn)的第一槍。 新華社發(fā)
“七七事變那天,我和同學們正在西山野營,學習如何抗日打游擊。突然間聽見隆隆炮聲,我們心想——出事了,趕緊回學校!”91歲的朱穆之老人坐在自家客廳里,回憶起70年前那個歷史性的清晨,給本刊記者講述了他參與民族解放斗爭的親身經歷。
今年7月7日,是七七事變70周年紀念日。近日,《瞭望》新聞周刊拜訪了我國新聞、宣傳、文化界的老前輩朱穆之同志。他曾參加一二九運動,親歷七七事變,是當年在民族危亡時刻投身抗日洪流的千千萬萬的熱血青年之一。
作為歷史的見證人,朱穆之說,重溫七七,70年來中華民族獨立富強的道路還遠未到終點,憂患意識應常存在心。
國破家亡奮起反抗
國家危亡是促使當年知識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最直接原因。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以后近百年時間,國破家亡的感受刺激著千千萬萬中國人的神經。七七事變,令中國丟失東北后,華北五省以及全中國也即將不保,“這是最后關頭!必須奮起抵抗!”朱穆之回憶說。
1937年7月,朱穆之即將從北京大學畢業(yè)。此前,他已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進步勢力影響下,走上了反抗帝國主義壓迫,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道路。
“國家衰弱,人民的屈辱無法忍受。那時外國列強不把中國人當人看,我少年時在上海就看到租界公園門口掛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中國人被說成‘是豬,是拖著辮子、裹小腳的鴉片鬼’,稱‘東亞病夫’算是好聽的。”朱穆之對記者說,“國民黨和舊軍閥又是那么腐敗黑暗,欺壓百姓,令人傷心又悲憤。”
國家的命運與每個家庭的命運緊緊系在一起。出生于江蘇省江陰縣的朱穆之,父親經營小買賣,母親搖線織襪,生活沒有保障,童年就曾因戰(zhàn)亂兩次“逃難”,“國危家難存,我的親戚中有上吊的、有投河的,真是可憐!”朱穆之說。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時朱穆之正在北京上學。他回憶說:“‘九一八’以后,日本侵略者步步進逼,北平一日數(shù)驚,越來越蕭條冷落。日本浪人橫行霸道,尋釁滋事。鴉片、白面公開販賣,日本貨充斥東安市場、西單商場等店鋪。這是什么樣的國家、什么樣的社會!除了奮起反抗沒有別的出路!”
“1933年,我進北大時,學生相當活躍,有各種活動。1934年國民黨憲兵三團到北京之后,大肆鎮(zhèn)壓逮捕進步學生。各學校陷入了恐怖之中。但是共產黨的影響卻反而在暗中逐漸擴大了,要求抗日,反對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屈膝媚外、腐敗黑暗、特務橫行的情緒越來越普遍。”朱穆之回憶道。
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fā)當天,朱穆之被選為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領導、組織、參加了北京大學的游行及其他革命活動,后來加入了黨領導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
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電全國,呼吁:“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zhàn),才是我們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讓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寸土!”、“為保衛(wèi)國土流最后一滴血!”的響亮口號。朱穆之和北京的一些進步同學也開始積極活動,組織慰問團多次到廣安門慰問駐守北京的29軍戰(zhàn)士,還到在北大三院宿舍建立的傷兵收容站為士兵演唱抗戰(zhàn)歌曲。
1937年7月29日,北京淪陷。朱穆之和多位同學于8月初乘火車離開北京逃往天津。
迎著敵人,挺進到敵后
七七事變后,國民黨政府無心抵抗,日本軍隊推進速度極快。由北京到濟南,由濟南到南京,日軍沿著交通線向南,迅速侵占了中國的大片領土。這條路線也正是離開北京的抗日學生逃亡的路線。
1937年8月初,朱穆之和同學來到天津。他隨身帶著自己的皮箱,還有一個以為是哪位同學落下的“帽盒”,在出站口差一點受到日軍搜查。他后來才發(fā)現(xiàn),那個“帽盒”里裝著的竟然是一二九運動以來的抗日文件及傳單。“如果那時被日本人發(fā)現(xiàn),腦袋就沒了。”朱穆之把這段經歷當作笑話,說了出來。
此后,他又和同學們一起輾轉至濟南、南京,從事抗日救亡活動。在南京,原名朱仲龍的他改名為朱穆之,表示崇尚岳武穆(岳飛),精忠報國。
經進步作家介紹,朱穆之參與了有我黨領導背景的南京《金陵日報》辦報工作,為八路軍平型關大捷寫過評論。
1937年12月,日軍攻占了南京,隨即開始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撤出南京的人,選擇了不同的“路線”:大批熱血革命青年選擇到敵后去,迎著日軍襲來的方向前進,朱穆之也是如此。在當時,這樣的選擇就意味著流血和犧牲。
南京陷落后,朱穆之先是隨共產黨領導下的,由進步演員組成的演劇隊,從蕪湖乘民船溯江而上前往武漢。這個劇團且行且演,每到一個地方,就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劇目。朱穆之說,每次演出前,他都向群眾發(fā)表演講,宣傳抗日。1937年底,朱穆之到達武漢。然而很快,武漢也面臨陷落。
在武漢,有北大的同學約他一起南下組織“青年救國團”,但此時的朱穆之強烈地渴望到前線參加作戰(zhàn)。正好有同學要回魯西北老家(當時的抗日敵后根據(jù)地),朱穆之毅然與之同行。“那時有一股熱情,不怕危險,也不怕犧牲!”朱穆之說。
當時,敵后根據(jù)地的情況非常復雜和危險。1938年春,朱穆之在山東聊城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在八路軍津浦支隊負責組織青年培訓班。一次,津浦支隊政委一行在向組織匯報工作的途中被殺害,朱穆之被誤認為一同遇難,聊城《抗戰(zhàn)日報》還專門撰文悼念他。在今天,這段經歷也成為朱穆之口中的“趣事”。
“國民黨在山東也有‘抗日部隊’,但像過去一樣腐敗,令人失望”,朱穆之回憶。由于共產黨在敵后積極活動,領導和發(fā)動群眾抗日,國民黨政府也著急派人來“爭地盤”,可國民黨的嫡系干部不敢來,派到山東的大都是原西北軍的人。此時,朱穆之受黨組織委托出任國民政府臨清專區(qū)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也到了那里。“他是來摘桃子的,”朱穆之說,“我們組織了群眾團體的座談會,邀請他參加,質問他為什么拋棄老百姓自己逃跑?問得他張口結舌,非常惱怒”。
共產黨凝聚了全民的抗日意志
在此后的抗日戰(zhàn)爭中,朱穆之曾參與統(tǒng)戰(zhàn)工作,多次與國民黨高級軍官周旋,闡明共產黨一致抗日,反對內戰(zhàn)的主張。在他的爭取下,國民黨第五軍軍長孫殿英在反共高潮中曾應承“中立”。1941年春,129師領導決定調朱穆之任平漢縱隊秘書長,同時任太行第六軍分區(qū)政委。日本投降后,朱穆之又奉命做國民黨第一戰(zhàn)區(qū)副司令長官高樹勛的工作,后來實現(xiàn)了起義。
8年的艱苦抗戰(zhàn)中,成千上萬和朱穆之一樣的青年志士投入抗戰(zhàn)洪流中,浴血奮斗。但朱穆之認為,“個人的作用只是涓涓細流。在艱苦危險的敵后,共產黨是最堅決的抗日力量,在抗日的最前線發(fā)動和團結了群眾,滿足了人民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保衛(wèi)家園的急切愿望”。朱穆之說,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才是取得抗戰(zhàn)勝利的關鍵。
敵后抗日根據(jù)地的斗爭條件十分艱苦,能吃到小米就很不錯了,有時只能吃野菜和糠。朱穆之說,當時戰(zhàn)士們依靠步槍,甚至用梭鏢與有優(yōu)勢裝備的日軍作戰(zhàn)。1942年至1943年,日軍從正面戰(zhàn)場騰出手轉而攻擊敵后根據(jù)地,根據(jù)地縮小,又恰逢天災不斷,糧食奇缺,抗日軍民經歷了最困難的階段。
“沒有想過要打多久,非打不可,就是一門心思要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朱穆之告訴記者。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比預想的快到來了。以史為鑒,朱穆之說,“七七事變是中華民族的歷史轉折點。中華民族真正到了存亡關頭,人民覺醒,一心抗戰(zhàn)。這個時候,是共產黨把全國人民、尤其敵后群眾從一盤散沙的狀態(tài)團結起來,堅決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代表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這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憂患并未過去
七七事變至今已經70周年,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也已35周年。回顧歷史,面向未來,正確處理中日關系,成為中國在和平發(fā)展中必須認真面對的課題。
朱穆之的后半生從事新聞宣傳工作。解放戰(zhàn)爭開始后,他被任命為駐晉冀魯豫解放區(qū)的特派記者。1947年,他調入新華總社擔任領導工作,直至1978年。如今,已經91歲高齡的朱穆之,仍然保持著令很多青年人都難以企及的敏銳思維。
談及中日關系,他表示,從抗戰(zhàn)歲月走過來的人,面對日本侵略者的燒殺搶掠,都會對日本軍國主義者抱有極大的仇恨。但是應該把他們與日本人民分開來看待。事實上,在抗日戰(zhàn)爭歲月,中國人民也是這樣做的。那時一些日軍戰(zhàn)俘被我方爭取過來,還幫助我們訓練軍隊,做其他工作。
“從古至今,中國從沒有侵略過日本,也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他們的事情。我們始終認為日本人民與中國人民是友好的,今后也是一樣”,朱穆之說,“但是另一方面,對于日本國內妄圖否定侵略歷史的右翼勢力,我們也必須堅決斗爭”。
在這位見證了中國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爭取民族自由獨立的老人看來,在構建和諧社會的當代中國,我們仍然要保持清醒的頭腦,看清“內憂”和“外患”,認清中國還遠未到“高枕無憂”的時候。
他表示,西方一些國家不會主動邀請中國與它們平起平坐,他們對中國的懷疑、分化的企圖從未改變,這從蘇聯(lián)解體、俄羅斯重新崛起時西方的態(tài)度可以看得很清楚。對此,我們要提高警惕,爭取最好的和平發(fā)展環(huán)境。同時,也必須堅定地沿著英烈們用鮮血鋪就的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
而更重要的,是團結人民,自強不息。“很多人沒有經歷過艱苦的斗爭歲月,沒有過悲慘的生活和受屈辱、被壓抑的心情,沒意識到今天的生活來之不易。”朱穆之十分動情,“中國共產黨成立86年來,歷史事實證明新中國是蒸蒸日上的。面對發(fā)展道路上出現(xiàn)的問題,我們要通過改革積極解決。而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決不能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