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20余年的發展，臺商在大陸投資作為特殊歷史背景下的產物，已經結出了豐碩的成果，在大陸開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如今，臺商在大陸投資與發展，雖面臨諸多挑戰，但仍充滿著無限的希望與廣闊的發展前景。
臺商大陸投資的三次熱潮
世紀80年代初期，進入改革開放新時代的大陸，其對臺政策發生重大轉變，從力主“武力解放”轉為積極爭取“和平統一”，從而揭開了兩岸關系發展的新一頁，也為兩岸經貿關系發展及臺商赴大陸投資創造了條件。一些臺商開始以外商名義或較為低調的方式進入大陸投資。但由于兩岸關系尚處于對抗時期，臺灣方面對兩岸經貿往來限制嚴格，更未開放臺商投資，因此臺商對大陸的投資帶有試探性，投資主要集中在地緣與文化更相近的福建沿海地區，投資分散而數量有限。
1987年7月，臺灣當局解除外匯管制，允許企業對外投資，臺商間接赴大陸投資有了可能。同年11月，臺灣當局開放臺灣同胞赴大陸探親，臺商紛紛以探親名義赴大陸考察或尋找投資機會。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務院于1988年6月及時公布了《關于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為臺商赴大陸投資提供了法律保障與政策條件。
隨后，盡管北京發生了重大政治風波及外商對大陸投資出現撤資或觀望現象，但頗具遠見的臺商卻借機加快對大陸投資步伐，特別是臺灣大企業家王永慶赴大陸考察活動及大型投資計劃，對臺商赴大陸投資起到了重要的示范與帶動作用，逐漸形成臺商對大陸投資的第一次熱潮。
據大陸方面統計，1989年，臺商對大陸投資項目計540個，協議金額5. 5億美元，實際利用臺資1. 5億美元，相當于此前幾年之和。在臺商對大陸投資熱潮沖擊下，臺灣當局于1990年1正式公布《對大陸地區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理辦法》，有條件開放臺商間接對大陸投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臺商對大陸的投資。這一時期，臺商對大陸投資的主要特點是：多為“臺灣接單、大陸加工生產、產品外銷”的“兩頭在外”的經營模式，平均外銷比率達85%；投資主體以中小企業為主，投資規模偏小，平均每項投資金額不足100萬美元；投資方式以合資或合作經營為主，獨資企業較少。
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發表南巡講話，中國大陸掀起新一輪改革與發展高潮。隨后，中共中央召開“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目標，大陸經濟獲得新的發展機遇。臺商紛紛看好迅速發展的有利時機，加快對大陸投資。同時，這時是兩岸關系發展最為平穩的一段時期，臺灣當局也采取了一些較為積極的開放與規范政策。這樣一來，臺商對大陸投資形成了第二次高潮。據大陸統計，1992年到1994年三年間，臺商對大陸投資項目計2. 3萬家，協議金額200多億美元，實際投資額75.8億美元，前兩者均占到此前臺商歷年累計投資項目與協議金額總數的50％，后者也占31.5%。其中1992年臺商對大陸投資協議金額僅次于香港，躍居大陸吸引境外投資的第2位。
然而，1995年以后，由于兩岸關系危機不斷、臺灣經濟結構調整與大陸經濟環境的變化，特別是臺灣當局大陸經貿政策出現重大轉變，李登輝于1996年提出了“戒急用忍”口號，進而制訂新的臺商大陸投資規范，嚴格限制大企業、高科技產業對大陸投資，加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導致臺商對大陸投資徘徊不前。據大陸統計，1995至1999年，臺商對大陸投資項目持續下降，協議與實際投資金額也在波動中出現下降趨勢。
世紀之交，中國大陸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貿組織，標志著大陸經濟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臺商抓住這一重要歷史機遇，開始擴大在大陸的投資，并調整投資策略。同時，臺灣在民進黨執政后，財經政策不明，投資環境惡化，經濟形勢出現逆轉，臺商加快向大陸尋求發展。于是從2000年開始，臺商對大陸投資出現第三次高潮。據大陸統計，2000至2002年，大陸批準臺商投資項目合計12131個，協議臺資金額176.3億美元，實際投資
94.9億美元，分別占歷年臺商投資總數的 21.8 %、28.6%與28.5%。若將通過第三地轉投資大陸的金額計算在內，臺商應當是僅次于香港的大陸第二大境外投資者。
另據國家商務部臺港司提供的資料，2003年1至10月，大陸共批準臺資項目3664個，同比下降8.47%，占境外投資項目總數的比重為11.21%；合同臺資金額66.56億美元，同比增長21.6%，所占比重為7.51%；實際使用臺資金額27.7億美元，同比下降9.98%，所占比重為6.36%。按實際使用外資統計，臺資在大陸吸收境外投資中排第六位（美國上升為第五）。
截至2003年10月底，大陸累計批準臺資項目59355個，合同臺資681.25億美元，實際使用臺資358.83億美元。
臺商大陸投資格局的變化
臺商憑著語言、種族、文化和地理的便利，尤其是大陸各種優惠政策的鼓勵，相繼投資大陸。縱觀20多年來臺商投資的發展變化，臺商對大陸投資的產業逐漸多元化，投資的技術含量不斷提高。初期以制鞋、塑料、紡織、基本金屬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第二波投資集中于消費類電子產品、化工、運輸工具、建材水泥、玻璃、食品飲料等產業，第三波投資則由計算機、電子信息、半導體、精密機械等資本與技術密集行業為主導。除在制造業領域的層次提高外，臺商投資范圍與領域也不斷擴大，涉及房地產及土地成片開發、商業、金融、保險、證券、風險投資、旅游、專業服務、信息廣告、醫療、教育、媒體等諸多行業，可以說目前幾乎沒有臺商不涉及的領域。
總體上看，這一產業投資的變化過程與臺灣島內產業結構變化大體相同。例如，1991年臺商包含IT業在內的機械電子業投資僅占當年投資比重的18.13%，而到2001年，這一比重已高達55.94%。這表明臺資在大陸的產業升級與島內的產業升級有著正相關關系。
在這一過程中，臺商投資逐步大型化，大企業或上市上柜企業漸漸成為投資的主導。數千萬美元甚至數億美元的投資項目明顯增多，以高科技產業為主體的技術密集型的投資成為主流趨勢，但仍以出口導向投資為主。在大陸的大多數臺資企業尤其是IT產業秉承“臺灣接單，大陸生產出口，香港押匯”的生產模式，但在出口中有一部分是“間接外銷”，即為在大陸的其它外銷企業提供原料或零部件，真正直接銷往第三地的比例約占41%。目前，內銷市場成為臺商積極爭取的新目標。
隨著大陸區域經濟發展與開發重心的轉變，臺商對大陸投資區域格局也在發生相應變化。總體上來講，臺商對大陸投資呈現從南向北、從東向西、從沿海向內地的逐漸轉移過程，只是轉移的程度與速度各地有所不同。具體而言，80 年代，臺商投資以地緣、文化更接近的福建省為主；進入90年代后對緊鄰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投資大幅增加，臺商對廣東省的投資金額于1992年開始超過福建省，躍居對大陸投資最多的地區；此后，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發展迅速，臺商投資重點也轉向這一地區，1994年起，臺商對上海與江蘇省的投資金額連續三年超過對廣東省的投資。于是，“珠三角”與“長三角”成為臺商投資在兩大重點地區。隨后，臺商對廣東省投資又出現一次高潮，投資金額一度超過上海與江蘇省，但2000年起臺商對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投資重新出現大幅增長勢頭，再度超過廣東省，成為臺商在大陸投資最多的地區，尤其是2001年以后臺商對上海與江蘇省的投資金額超過對大陸投資金額的一半以上。
由此也可以看出，臺商投資企業的地域性聚集現象突出，投資的地域性很強。目前，僅在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幾個地、市（縣）就聚集了約70%的臺商投資，這一現象主要與臺灣企業“螞蟻雄兵”的結構特點和企業文化有關，當然也與這兩個三角洲地區的區位優勢及制度供給優勢有關。
臺商投資格局變化中還有一個特點是企業本地化趨勢正在形成。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及更好地與當地市場相聯系，企業海外投資一般都逐漸實施本地化的發展策略，臺資企業也不例外。從原材料的就地采購來看，臺資企業在大陸采購原材料的比重逐年增大；從技術來源看，臺資企業充分利用大陸的科技人才，在大陸通過合作或委托形式自行研發的技術已占10%左右；從企業管理人員本土化看，目前絕大多數臺資企業的中層管理人員已本地化了，只有少量的關鍵職位仍由臺方人員主控。
經過一段時期的探索，相當多的臺商企業在大陸找到了自己的發展方向，規模不斷擴大，盈利非常豐厚；一些初期曾經歷過挫折的部分臺商也重整旗鼓，再度進入大陸淘金，并有所斬獲。研究表明，從1990年發展到2002年底，賠錢的項目已經從50%降為30%，賺錢或持平的項目則達到70%。近年來，臺商在大陸的前期投資的大多數項目逐漸進入收獲期，臺資企業盈利大幅增加，多者年營業額達數百億元新臺幣，并成為臺灣島內母公司盈利的主要來源，尤其是“大陸概念股”成為臺灣股市的主要支撐力量。大陸市場對臺灣產業發展有著日益重要的積極影響。
兩岸對臺商大陸投資的不同政策態度
臺商在大陸的投資發展與兩岸關系大環境的變化息息相關。毫無疑問，除了大陸與臺灣兩岸政治局勢變化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外，兩岸經濟形勢的彼消此長以及兩岸經貿政策的調整等，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著臺商在大陸的投資。
大陸對臺商投資歷來都是旗幟鮮明地采取鼓勵、支持和保護的態度。臺商在大陸的投資除享受給予外商投資的所有政策優惠外，中央政府還先后公布了《關于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及其《實施細則》，對臺商投資采取“同等優先，適當放寬”的“區別對待政策”。大陸方面一貫主張不以政治分歧干擾與影響兩岸經貿合作或臺商投資，即不論兩岸關系如何變化，大陸一如既往的鼓勵、支持與保護臺商投資。各地方政府更是提出許多更加優惠的政策，積極鼓勵臺商前去投資。通過不斷改善投資環境，加大招商力度，提高服務質量，為臺商排憂解難，從而使臺商對在大陸投資更加充滿信心，促進了臺資企業在大陸的迅速發展。
近來，大陸有關部門不斷重申，臺商在祖國大陸投資享受的優惠待遇不會改變。大陸將繼續賦予臺商不低于大陸企業的現行優惠待遇，努力創造更好的臺商投資環境，保持臺商在祖國大陸投資政策的連續性。
反觀臺灣當局，對臺商前往大陸投資態度曖昧、反復無常，從頭到尾推行的是愚蠢的“鴕鳥式”政策，初期處處設防限制，竭力阻撓。在臺商大規模大陸投資成為既成事實后，才不得不制訂政策予以追認或就地“合法化”，其后仍不時改變或修改政策予以限制、打壓，結果限制越多，反彈越大，臺商照樣出走。臺灣當局的所作所為影響了臺商在大陸的發展與競爭力的提高。
新環境下的新挑戰
臺商在大陸投資取得了歷史性的發展，數量在繼續增多、規模在不斷擴大、質量在穩步提高。臺商企業在大陸創造了新的奇跡，許多中小企業發展成為大企業或知名企業。同時還應看到，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兩岸經濟環境出現許多新的重大變化，全球經濟也進入一個新的調整期，臺商在大陸投資將面臨諸多新的挑戰。在新的形勢下，臺商對大陸投資必須進行新的策略調整與戰略轉移，以圖在大陸的長期發展。
首先，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按照時間表國內市場相繼開放，國際大企業或跨國公司紛紛進入大陸，以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在大陸展開市場角逐。同時大陸本地民營企業迅速崛起，實力上升，國有企業經過改制運行機制得到轉變，競爭力增強。中外企業對臺資企業形成“兩面夾擊”，臺商面臨前所未有的競爭壓力。
其次，大陸各級政府對臺商原有的特別優惠政策，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正在逐漸縮小或消失，原來主要依靠特別待遇而得到快速發展的臺商必須調整經營策略，必須轉向以培育自己的核心競爭力的方式來取得經營優勢。
第三，隨著大陸經濟的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和法制環境的不斷完善，臺商以前靠“走政法灰色地帶”、“利用法律空白”、“逃稅漏稅”或“政商關系”等方式獲得“額外利潤”的時代將不復存在。臺商必須面對法制環境完善、市場秩序規范的現實，從尋求利用政策和法律的縫隙轉向公平競爭與合法經營。
第四，大陸科技水平在迅速提高，科技人才不斷增加，臺商原有的技術與人才優勢正在消失。臺商要繼續在大陸生存與發展，必須走本地化的道路，充分利用大陸的科技、人才、原料等本地資源優勢，與大陸相關行業中的企業建立合作的平臺，而不能再走“自成體系”，封閉式獨立經營的路子。
最后，臺商在大陸的發展與壯大，還面臨臺灣當局的處處限制與打壓，以及遲遲不開放“三通”所造成的優勢流失與發展困境。
未來臺商對大陸投資的發展趨勢
就未來發展趨勢觀察，大陸經濟穩步、持續、快速發展，GDP年增長速度保持7%以上已經多年，去年更是達到9.1%，再考慮到龐大的人口基數，所帶來的市場前景非常廣闊，越來越多的臺商認識到大陸現在具有難得的可投資機會。加上臺灣島內投資環境惡化形勢難以短期內改變，臺灣的優勢因產能不足而難以發揮，臺資出島尋求發展的趨勢不會改變。在這種大背景下，未來臺商將會繼續擴大在大陸的投資，既需借助大陸在生產方面的優勢，又要瞄準大陸令人艷羨的市場。而且臺商在大陸投資的盲目性會減少，計劃性增強；短期投機行為減少，長期性戰略行為增強；被動性減少，主動性增強，并且會進一步本土化與多元化。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大陸市場開放步伐加快，管制減少，為臺商與外商進入許多新的領域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也正在形成新一波的外資流入高潮，2002年以來大陸連續兩年吸引外資超過500億美元就是例證。進入新世紀開始，大陸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尤其是對集成電路與軟件、生物、環保等高科技產業提供諸多優惠政策，將為臺灣高科技產業加快進入大陸提供更大的發展機會。從今后一段時間看，金融、航運、電子、信息、生物科技等將成為臺商新一輪投資的熱點。
在區域分布方面，近期內臺資企業尤其是制造業企業仍然將主要集中于兩大三角洲地區，以利用“群聚效應”形成產業供應鏈和資源共享。中西部地區是未來幾十年大陸發展最具潛力的地區，中央與地方政府提供了不同層次的優惠條件，特別是隨著這一地區投資環境的改善，消費能力的提高，中西部地區稍后將會成為臺商投資的熱點地區。一些臺商已開始在大陸西部地區布局設子，如南亞塑料完成了在重慶的2000萬美元投資案，同時還準備在西安設廠；中鼎工程則與國際知名的大石油公司及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在西部合作，太平洋集團在四川已有兩個百貨公司。
大陸經濟仍處于起飛階段，許多重大工程如“西氣東輸”、“南水北調”、北京澳運會、上海世博會以及各地基礎設施的建設等等，所創造的龐大商機與市場，將成為臺商進入的最佳機會。同時，大陸開始重視農村地區的發展，包括財政政策在內的各項政策開始向農村發展傾斜，將為臺商投資創造更大更適合的潛在發展機會。
因此，盡管臺灣當局仍然有著這樣那樣的限制，但臺商在可能的情況下，仍會爭先恐后地涌入大陸投資。如今，世界的經濟形勢，島內的經濟現狀和政治需要，迫使臺灣當局對臺商到大陸投資的限制有所松動。這為臺商與前來大陸投資的其它商家競爭中，搶占未來商機，提供了較好的條件。
來源：新華網—〈中國臺商雜志〉 作者：羅仲偉 男 經濟學博士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企業制度研究室主任 長期從事企業理論、企業制度、企業戰略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有專著、譯著多部，發表論文多篇，在多家企業擔任獨立董事或戰略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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