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七夕了。一說七夕，相信現在多數人腦子里立馬蹦出“中國情人節”的概念。今年農歷還閏了七月，媒體于是做了“順水人情”，說今年7月31日和8月30日都是“七夕節”，這樣就有兩個“中國情人節”（見7月27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加上此前“洋為中用”的西洋情人節，一年就可以過上3個情人節啦，真是樂死愛過節的情人們！
然而，七夕到來前夕，有專家說：七夕與愛情無關，不是中國情人節！7月24日，在華中師范大學舉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宗迪認為，七夕故事和風俗的時間性，表明它原本只是一個秋天的節日，盡管牛郎織女隔“河”相望，演繹出纏綿悱惻、凄婉動人的愛情故事，但七夕起初卻與愛情無關；而且古文獻資料表明，七夕對于婚嫁而言并非吉利日子；現在將其弄成“中國情人節”，是“文人的鼓噪加上心思活絡的商人炒作”。劉宗迪研究員把話說得很重：“認定七夕就是中國情人節，可謂數典忘祖。”
這個新聞披露后，網友評論幾乎是罵成一片，有的板磚拍得夠狠。這里選錄一個比較中性的跟帖：“魯迅說過，世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便自然成為了路。現在我想告訴這位磚（專）家的是，世上本無節日，在同一天為同一件事慶祝的人多了，自然便成了節日。”這倒說得頗在理。而把七夕說成是“中國情人節”，確實是近年來冒出來的事，我想找找源頭在哪里，費了我老大的勁，終于找到了一個源頭：
早在1993年，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徐惟誠提出：何不搞一個中國的“情人節”？1993年3月11日的《報刊文摘》，轉摘了當年《時事報告》第2期所刊登的徐惟誠的報告，其中說到：我們的傳統節日，有許多被淡化了，沒有過去那么熱鬧了，這似乎不太合算；“農歷七月初七牛郎織女相會，‘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這是白居易寫唐明皇與楊貴妃在七月七日長生殿的誓詞。為什么不可以把這一天當作中國的情人節，省得小青年去過外國的情人節。”
這是目前我查到的給七夕“穿靴戴帽”封為“中國情人節”的最早建議。如今幾乎可以確定，這個“七夕·中國情人節”是一個新造的節日，七夕的文化內涵中，并無情人節的內容；當然新造也可以，不過不要硬造，更不要認為七夕在過去就是“情人節”。
將古代的七夕與現代的情人節相對接，客觀上倒是創造出了一種奇妙的“間離效果”。“間離效果”是戲劇表演概念，發明人是布萊希特。“間離效果”就是把熟悉的陌生化的效果，因為太熟悉的東西使人喪失了思維的空間，將熟悉的事物陌生化，才能使觀眾從“慣性觀賞”中“間離”出來，這樣的反差會產生一種張力，讓人覺得新鮮有趣。遙遠的古代七夕節與熟悉的現代情人節，兩者之間相關又相隔，既依存又對立，這種“間離效果”突出了幻覺與現實的關系，這還是蠻有意思的。
我并不反對“假作真時真亦假”地把七夕看成今天的中國的情人節。但如果把“七夕·中國情人節”當作含有民族自尊的文化符號，未免有些牽強。在當今越來越全球化的時代，我們這樣一個文化大國，確實十分需要文化敏感性，但想以“中國情人節”來抵消、替代“西洋情人節”，則大抵是一種文化虛妄；而商家借機一窩蜂地狂炒狂賣一把，發達了自家錢袋是肯定的，但想以此“弘揚”傳統文化、豐富七夕的“情人文化”內涵，那幾乎也是菜籃打水一場空。
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文化歷史，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節日是千百年來自然形成的，是老百姓自己選擇的，如果僅僅因為西方有個情人節，我們就要硬弄一個自己的情人節，這反而沒必要；如果年輕人都喜歡，“慶祝的人多了，自然便成了節日”，那形成一個“中國情人節”，掛在七夕節或其他什么節的名頭下，倒也無所謂，但不能因此就認為已從根本上保護了傳統的節日文化，否則要被牛郎織女笑的。
牛郎、織女一年一度鵲橋相會的情景，本身有著很強的戲劇“間離效果”。全國政協委員李漢秋教授曾提出建議，干脆就通過立法將七夕節定為中國的“情侶節”，這在我看來，反而削弱了“間離效果”。傳統文化的某些因素，可以開發出來融入到現代生活中，成為普遍意義的因素；但是，因為傳統與現代兩者間本身就有很強的“間離效果”，融合并不那么簡單，所以不能因為一時難以“捏合”就認為是“傳統的斷代”；而簡單地給七夕穿靴戴帽，封為“情人節”或“情侶節”，直截了當地、毫無懸念地成為了情人們的“節日載體”，怕是失去了富有戲劇性的“間離效果”，實際功效可能恰恰相反。
（來源：紅網 作者：徐迅雷 ）
編輯：蒲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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