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棄疾
辛棄疾有許多與陸游相似之處：他始終把洗雪國恥、收復失地作為自己的畢生事業，并在自己的文學創作中寫出了時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熱情與憤慨。但辛棄疾也有許多與陸游不同的地方：他作為一個具有實干才能的政治家，曾經獲得相當高的地位，他對抗金事業的追求，不像陸游那樣主要出于一腔熱情；作為一個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他的個性要比陸游來得強烈，他的思想也不像陸游那樣“純正”；他的理想，不僅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心愿，而且反映了一個英雄之士渴望在歷史大舞臺上自我完成的志向；因此，在文學創作方面，他不像陸游喜歡寫作詩歌尤其是格式嚴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詞這一更宜于表達激蕩多變的情緒的體裁。他的詞集《稼軒長短句》，保存了詞作六百多首。
一、辛棄疾的生平與創作
辛棄疾（1140-1207）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今山東濟南）人。他比陸游小十五歲，出生時北方久已淪陷于女真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贊雖在金國任職，卻一直希望有機會“投釁而起，以紓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憤”，并常常帶著辛棄疾“登高望遠，指畫山河”（《美芹十論》），同時，辛棄疾也不斷親眼目睹漢人在女真人統治下所受的屈辱與痛苦，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時代就立下了恢復中原、報國雪恥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棄疾是在金人統治下的北方長大的，他也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規蹈矩的傳統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種燕趙奇士的俠義之氣。
紹興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顏亮大舉南侵，在其后方的漢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嚴苛的壓榨，奮起反抗。二十二歲的辛棄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參加由耿京領導的一支聲勢浩大的起義軍，并擔任掌書記。當金人內部矛盾爆發，完顏亮在前線為部下所殺，金軍向北撤退時，辛棄疾于紹興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與南宋朝廷聯絡。在他完成使命歸來的途中，聽到耿京被叛徒張安國所殺、義軍潰散的消息，便率領五十多人襲擊敵營，把叛徒擒拿帶回建康，交給南宋朝廷處決。辛棄疾驚人的勇敢和果斷，使他名重一時，“壯聲英概，懦士為之興起，圣天子一見三嘆息”（洪邁《稼軒記》）。宋高宗便任命他為江陰簽判，從此開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這時他才二十三歲。
辛棄疾初來南方，對朝廷的怯懦和畏縮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趙構曾贊許過他的英勇行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現出想要恢復失地、報仇雪恥的銳氣，所以在他南宋任職的前一時期中，曾熱情洋溢地寫了不少有關抗金北伐的建議，像著名的《美芹十論》、《九議》等。盡管這些建議書在當時深受人們稱贊，廣為傳誦，但已經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卻反映冷淡，只是對辛棄疾在建議書中所表現出的實際才干很感興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擔任轉運使、安撫使一類重要的地方官職，去治理荒政、整頓治安。這顯然與辛棄疾的理想大相徑庭，雖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歲月流馳、人生短暫而壯志難酬，內心卻越來越感到壓抑和痛苦。
然而現實對辛棄疾是嚴酷的。他雖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邁倔強的性格和執著北伐的熱情，卻使他難以在畏縮而圓滑、又嫉賢妒能的官場上立足。他也意識到自己“剛拙自信，年來不為眾人所容”（《論盜賊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歸隱的準備，并在江西上饒的帶湖畔修建了園榭，以便離職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棄疾四十二歲時，因受到彈劾而被免職，歸居上饒。此后二十年間，他除了有兩年一度出任福建提點刑獄和安撫使外，大部分時間都在鄉閑居。
辛棄疾一向很羨慕嘯傲山林的隱逸高人，閑居鄉野同他的人生觀并非沒有契合之處；而且，由于過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盡可以過得頗為奢華。但是，作為一個熱血男兒、一個風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為的壯年被迫離開政治舞臺，這又使他難以忍受。所以，他常常一面盡情賞玩著山水田園風光和其中的恬靜之趣，一面心靈深處又不停地涌起波瀾，時而為一生的理想所激動，時而因現實的無情而憤怒和灰心，時而又強自寬慰，作曠達之想，在這種感情起伏中度過了后半生。
“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可憐白發生”（《破陣子》），“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鷓鴣天》），在這些詞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寧宗嘉泰三年（1203），主張北伐的韓侂胄起用主戰派人士，已六十四歲的辛棄疾被任為紹興知府兼浙東安撫使，年邁的詞人精神為之一振。第二年，他晉見宋寧宗，激昂慷慨地說了一番金國“必亂必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并親自到前線鎮江任職。
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擊，在一些諫官的攻擊下被迫離職，于開禧元年（1205）重回故宅閑居。雖然后兩年都曾被召任職，無奈年老多病，身體衰弱，終于在開禧三年秋天溘然長逝。
雖然，自中原失陷以來，表現對于民族恥辱的悲憤，抒發報國熱情，已經成為文學的中心主題，辛棄疾的詞在其中仍然有一種卓爾不群的光彩。這不僅因為辛棄疾生長于被異族蹂躪的北方，恢復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為強烈，而且因為他在主動承擔民族使命的同時，也在積極地尋求個人生命的輝煌，在他的詞中表現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義精神。
在抒發報國之志時，辛棄疾的詞常常顯示出軍人的勇毅和豪邁自信的情調，像“要挽銀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調歌頭》），“馬革裹尸當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說”（《滿江紅》），“道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賀新郎》）
等等，無不豪情飛揚，氣沖斗牛。對那些與自己一樣勇于報國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贊美，與之同聲相應，彼此勉勵，如《水龍吟·甲辰歲壽韓南澗尚書》的慷慨熱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濫的祝壽詞：
渡江天馬南來，幾人真是經綸手？長安父老，新亭風景，可憐依舊。夷甫諸人，神州沉陸，幾曾回首？算平戎萬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況有文章山斗，對桐陰滿庭清晝。當年墮地，而今試看，風云奔走。
綠野風煙，平泉草木，東山歌酒。待他年，整頓乾坤事了，為先生壽。
而對于庸俗圓滑、面對民族危亡無所作為的官僚，辛棄疾有一種出于本能的厭惡，在《千年調》中他勾勒了這類人物的丑態：“卮酒向人時，和氣先傾倒。最要然然可可，萬事稱好。”
然而正是這樣的人充斥官場，把持權位，引導著一條茍且偷安的道路。他憤慨地寫道：“千古李將軍，奪得胡兒馬。李蔡為人在下中，卻是封侯者。”（《卜算子》）
當辛棄疾帶領不多的人馬沖過戰場烽火來到南方時，懷著滿腔熱血，渴望一展宏圖，卻不料從此陷落在碌碌無為的境地，這使他感到難以忍受的苦悶和悲憤。在他南歸的第十二年重游當年南歸的首站建康時，他寫下了著名的《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里，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欄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揾英雄淚。
這是對山河破碎的悲哀，對壯志成空的悲哀；歲月無情地流去，因這種悲哀更顯得怵目驚心。然而即使詞人在寫他的孤獨和悲哀，寫他的痛苦和眼淚，我們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許、絕不甘沉沒的心靈。而直到他晚年出任鎮江知府時，所作《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仍是一面浩嘆“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一面追憶自己青年時代的戰斗生涯，表示出不甘衰老、猶有可為的壯烈情懷：
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這種永遠不能在平庸中度過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隨了辛棄疾的一生，也始終閃耀在他的詞中。它奏響了宋詞的最強音。
另一方面，無可奈何的處境和同樣無可奈何的心境，使辛棄疾和陸游一樣，不得不在鄉居生活中尋求排遣苦悶的途徑。他是受老莊思想影響很深的，曾自述“案上數編書，非莊即老”（《感皇恩》）。老莊哲學讓他暫時忘懷世間的煩惱，貼近自然與日常生活，感受并在詞中表現“一壑一丘”中所蘊涵的哲理與美感。而由于個性和審美趣味的不同，他的這一類詞作不像陸游詩那樣偏向于古樸淡雅，而是清新秀麗、活潑靈動。如《清平樂》寫農家生活的情調：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吳音相媚好，白發誰家翁媼？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
《西江月·遣興》寫自己放曠的生活：
醉里且貪歡笑，要愁那得功夫。近來始覺古人書，信著全無是處。昨夜松邊醉倒，問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動要來扶，以手推松曰“去”。
但這類詞作，并不意味著辛棄疾悲憤的心境隨著年歲的增長與生活的閑適而談化。這只是一時的忘情，也是悲憤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只要讀一下著名的《丑奴兒·書博山道中壁》就可以知道了：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正是因為他經歷了許多世事滄桑，積蓄了太多太深的苦悶，深知人生的無奈，才“欲說還休”。他只能在恬靜的田園鄉村中為自己的感情尋找寄寓，撫慰飽受創傷的心靈，這是一個英雄人物在一個平庸茍且的社會中的不得已的選擇。理解這一點，才能明白辛棄疾寫這一類詞時真正的心態。
二、辛詞的藝術創造
宋詞在蘇軾手中開創出一種豪放闊大、高曠開朗的風格，卻一直沒有得到強有力的繼承發展。直至南渡之初張元幹、張孝祥、葉夢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恥為主題的詞，才較多繼承了蘇軾的詞風，起到一種承前啟后的作用。但他們的這一類詞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為內心激情所支配的結果，而沒有成為有意識的藝術追求，也沒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題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棄疾出現在詞壇上，他不僅沿續了蘇詞的方向，寫出許多具有雄放闊大的氣勢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視一切陳規的豪杰氣概，和豐富的學養、過人的才華，在詞的領域中進行極富于個人特色的創造，在推進蘇詞風格的同時也突破了蘇詞的范圍，開拓了詞的更為廣闊的天地。
辛詞和蘇詞都是以境界闊大、感情豪爽開朗著稱的，但不同的是：蘇軾常以曠達的胸襟與超越的時空觀來體驗人生，常表現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這種參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從沖動歸于深沉的平靜，而辛棄疾總是以熾熱的感情與崇高的理想來擁抱人生，更多地表現出英雄的豪情與英雄的悲憤。因此，主觀情感的濃烈、主觀理念的執著，構成了辛詞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詞中，如“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賀新郎》），“夜半狂歌悲風起，聽錚錚、陣馬檐間鐵。南共北，正分裂”（《賀新郎》），乃至“恨之極，恨極銷磨不得。萇弘事、人道后來，其血三年化為碧”（《蘭陵王》），都是激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聲，如“天風海雨”，以極強烈的力度震撼著讀者的心靈。辛棄疾也信奉老莊，在詞中作曠達語，但他并不能把沖動的感情由此化為平靜，而是從低沉甚至絕望的方向上宣泄內心的悲憤，如“元龍老矣，不妨高臥，冰壺涼簟。千古興亡，百年悲笑，一時登覽”（《水龍吟》），“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幾。白發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賀新郎》），“身世酒杯中，萬事皆空。古來三五個英雄，雨打風吹何處是，漢殿秦宮”（《浪淘沙》），這些表面看來似曠達又似頹廢的句子，卻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極高期望破滅成為絕望時無法銷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壯與絕望交織紐結，大起大落，反差強烈，更形成瀑布般的沖擊力量。如《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從開頭起，一路寫想象中練兵、殺敵的場景與氣氛，痛快淋漓，雄壯無比。但在“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憐白發生”，點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夢想，事實是白發無情，壯志成空，猶如一瓢冰水潑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驚栗震動。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棄疾也自有特點。他一般很少采用傳統詞作中常見的蘭柳花草及紅粉佳人為點綴；與所要表達的悲涼雄壯的情感基調相吻合，在他的筆下所描繪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種奔騰聳峙、不可一世的氣派。如“峽束蒼江對起，過危樓、欲飛還斂”（《水龍吟》），“誰信天峰飛墮地，傍湖千丈開青壁”（《滿江紅》）；他所采摭的歷史人物，也多屬于奇偉英豪、宕放不羈，或慷慨悲涼的類型，如“射虎山橫一騎，裂石響驚弦”的李廣（《八聲甘州》），“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的劉裕（《永遇樂》），“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的孫權（《南鄉子》）等等。這種自然和歷史素材的選用，都與詞中的感情力量成為恰好的配合，令人為之感奮。
所以，同屬于豪放雄闊的風格，蘇軾詞較偏于瀟灑疏朗、曠達超邁，而辛詞則給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飛揚之感。
不過，以上只是指辛棄疾詞中主流部分的藝術風格而言。
辛棄疾在詞史上的一個重大貢獻，就在于內容的擴大，題材的拓寬。他現存的六百多首詞作，寫政治，寫哲理，寫朋友之情、戀人之情，寫田園風光、民俗人情，寫日常生活、讀書感受，可以說，凡當時能寫入其他任何文學樣式的東西，他都寫入詞中，范圍比蘇詞還要廣泛得多。而隨著內容、題材的變化和感情基調的變化，辛詞的藝術風格也有各種變化。雖說他的詞主要以雄偉奔放、富有力度為長，但寫起傳統的婉媚風格的詞，卻也十分得心應手。如著名的《摸魚兒·淳熙己亥……》，上闋寫惜春，下闋寫宮怨，借一個女子的口吻，把一種落寞悵惘的心情一層層地寫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腸蕩氣，用筆極為細膩。他的許多描述鄉村風光和農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樣樸素清麗、生機盎然。如《鷓鴣天》的下闋：
“山遠近，路橫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頭薺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闋：“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舊時茅店社林邊，路轉溪橋忽見。”于簡樸中見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難達到的境界。所以劉克莊《辛稼軒集序》說：“公所作，大聲鞺鞳，小聲鏗鍧，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蒼生以來所無。其秾纖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這是比較全面也比較公允的評價。
辛棄疾和蘇軾在詞的語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開拓者。前人說蘇軾是以詩為詞，辛棄疾是以文為詞，這當然有些簡單化，但確實也指出：到了辛棄疾手中，詞的語言更加自由解放，變化無端，不復有規矩存在。在辛詞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間語言，如“些底事，誤人那。不成真個不思家”（《鷓鴣天》），“近來愁似天來大，誰解相憐？誰解相憐，又把愁來做個天”（《丑奴兒》），也有夾雜許多虛詞語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為雨，雨者云乎”（《漢宮春》），“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賀新郎》）；有語氣活躍的對話、自問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南鄉子》），“杯，汝來前！”（《沁園春》）也有相當嚴整的對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破陣子》）
……。概括起來說，辛詞在語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語義流動連貫，句子往往寫得比較長。文人詞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躍地連接句子構成整體意境的方式，在辛詞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說，辛棄疾的所謂“以文為詞”不再有音樂性的節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動的語氣的同時，他仍然能夠用各種手段造成變化的節奏。如《水龍吟》中“落日樓頭，斷鴻聲里，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欄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意義聯貫而下，在詞中是很長的句子，但卻是頓挫鮮明，鏗鏘有力，決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詞的形式中而已。
辛詞在語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廣泛地引用經、史、子各種典籍和前人詩詞中的語匯、成句和歷史典故，融化或鑲嵌在自己的詞里。這本來很容易造成生硬艱澀的毛病，但是以辛棄疾的才力，卻大多能夠運用得恰到好處、渾成自然，或是別有妙趣，正如清人劉熙載《藝概》所說：“任古書中理語、廋語，一經運用，便得風流”。以《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一篇為例，百余字的篇幅，敘及孫權、劉裕、劉義隆、拓跋燾、廉頗五個歷史人物的事跡，而與作者所要表達的主觀情感、意念絲絲入扣；不僅內涵極為豐厚，而且語氣飛動，神情畢露，實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當然，辛棄疾的詞時常也有過分散文化、議論太多，以及所謂“掉書袋”即用典用古語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說，他確實把詞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詞不僅是“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達得很自由很充分。這樣，詞的創作才完全擺脫了羈絆，進入了自由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