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5.12”汶川大地震釋放出中國民間巨大力量，喚起中國“公民社會”覺醒的話，那么漫長的三年災后重建則將國家的公共關懷表露得清晰無疑，這種關懷打破過去局部利益、地區利益的對立，最大限度地展示出中國人本性中“善”的一面，間接地重塑了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
“5.12”汶川大地震震動了中國，也震動了世界。災情發生后，中國舉國齊心、道德熱情高漲，并由此催生出蔚為壯觀的志愿者大軍，他們源源不斷地奔赴災區一線，成為這個國家難得一見的景象，當年也因此被稱為“中國志愿者元年”。
“人們這一次真的團結起來了，沒有等到有人要求他們這樣做時才開始行動。”身上穿著“我愛中國”字樣短袖衫、來自貴州的吳宇這樣說道。他開著自己的吉普車日夜兼程地趕來，車上裝滿了衣物、飲用水、面包和方便面。
在巨大的自然災害面前，人的生命價值得到真正的張揚，人們舍棄以往的歧見，國家、社會、民族間曾有的隔閡瞬時變得微不足道，這就是人性的光輝，哪怕只是在黑暗的時刻才顯得特別顯眼。
四川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陳昌文教授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為上述行為賦予了“應急反應”的定義，“這是需要充分肯定的。”陳昌文回憶說，“當時有人告訴我，感覺平時活得特別狹隘，但當全身心投入抗震救災后，只覺得自己的心胸一下子開闊起來。”
有媒體曾這樣向陳昌文發問：“抗震救災時呈現出來的這么一種大愛無疆的狀況是否能夠長期保存？”他的回答卻是否定的。
“既然是一種應急狀態，那么它就必須回到常規，回歸到七情六欲的常態社會中去。”陳昌文說，“但是這也讓我們看到了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那就是具備了一種超越區域、階層的、人類共同的愛，地震讓我們看到中國還是有這種‘善’存在的，并具備了隨時實現的可能性。”
的確，以地震時的“非常態”來對照平常中的中國社會，經過改革開放30年，經過近30年轉軌經濟的沖擊，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越來越被弱化。無論是行政組織，還是商業機構；無論是單位還是個人，莫不如此，由此滋生出官員的貪污腐敗，不顧民眾利益的食品安全問題等無不令人痛心。
在這一層面上，災難帶來傷痛與損失的同時，更似一部鮮活的教科書。在抗震救災時所積蓄并閃耀的“中國精神”值得歌頌與紀念；中國政府首次在震后第七天設立“全國哀悼日”， 也表達了對民間民俗在國家制度上的首肯。
而在震后，山東援建北川、廣東援建汶川、浙江援建青川……全國共計18個省、市投入四川省的災后重建大潮，如此的“對口支援”無疑是中國執政模型的創新，拉近了中國東、西部間的距離。“它所形成的平行化支援甚至比縱向的、自上而下的支援來得更為有效。”在陳昌文看來，如此制度創新，在當前社會表現出了一種國家的公共關懷，超越了“官本位”思維，也增強了國家認同感。
對口援建之外，來自社會各界的物資支援也如同雪片般“飛”向災區。據中國紅十字會最新披露的信息，災后重建三年來，各方匯集的愛心劇增，僅帳單票據的重量就達500多公斤重。
“一方面要看到這樣的慈善是中國面對危難時所迸發出來的道德共性，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反思制度建設，尤其是慈善制度的建設。”陳昌文說，我們要反思的是這樣的慈善之舉如何在平時得以展現，尤其在當下這樣一個貧富差距日益懸殊的社會，如何建立、健全慈善制度是應該認真思考的，“如何讓這么一種‘善’變成常規，變成社會和諧的力量，這是地震及災后重建所帶來的重要啟發，也會對中國50年甚至100年后繼續保持國力強盛大有助益。”(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