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也要回大陸,不達目的,死不罷休”
你可曾想象,一群五六十歲的老男人穿著“想家”字樣的上衣,哭著說想媽媽……1987年的臺北街頭,這是多次出現的場景。
當時,在兩岸問題上,臺灣當局依然采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提出“為什么近在咫尺的大陸和臺灣的同胞卻不能自由來往呢……我們希望雙方盡快實現通航通郵……互通訊息,探親訪友,旅游參觀……”觸動了很多1949年遷居臺灣的外省人的心。
1980年,有人撰文提出開放到大陸探親,卻被當局判處有期徒刑5年。然而,思鄉之情未淡反濃,至1987年已經噴薄欲出。因為當年到臺灣的老兵,最年輕的也50多歲了,他們在大陸的父母已七八十歲,再不返鄉,恐怕無緣見爹娘。
“我,何文德,湖北省房縣人。今生今世不能活著見父母,死也要回大陸!不達目的,死不罷休!”一位老人站在臺上,用嘶啞而高亢的聲音高喊著:“你要抓、要殺、要活埋,聽清楚,動手吧!”
這一畫面來自1987年3月。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當月成立,何文德任會長,胡秋原任名譽會長,王曉波等多位學者擔任顧問,楊祖珺以《前進》雜志社為基地,作為返鄉探親運動的總協調。他們通過一份份傳單訴求“想家”之心:“‘生’讓我們回去奉上一杯茶,‘死’讓我回去獻上一炷香”“你想念父母嗎?你想念親人嗎?你想念故鄉嗎?”……
楊祖珺說,當時有條件的外省人早已通過各種渠道與親人取得聯系,但底層老兵沒讀過什么書,經濟條件不好,要么不敢回家,要么沒錢回家。只有正式開放大陸探親,才能讓這些老兵回到家鄉。而何文德此時已輾轉得知爹娘都已去世了,“父親當時抱著一個心愿,或許別人的父母還能見上一面,他自己也能在父母墳前燒一炷香。”何文德的兒子何守為介紹。
然而,撬動“三不”政策的鐵板談何容易?為了不連累家人,何文德先離了婚,并寫下遺書。他和幾位老兵穿著胸前寫著“想家”兩個大字的衣服,到鬧市、眷村、“榮民之家”一張張發送傳單。傳單常被拒,有時還會被跟蹤、被毆打。他們借傳單回應:“如果說這是我們為中國歷史上因真正分裂而使得千千萬萬離散的骨肉、隔絕的夫妻、破碎的家庭得有重新團聚之期所必須付出的某種代價,我心甘情愿承受這一切!”
聽說幫助老兵返鄉,人們立刻捐款
1987年6月28日,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在臺北金華中學舉辦“想回家怎么辦”晚會。何文德等幾位老兵站在臺上唱《母親你在何方》:“雁兒啊,我想問你,我的母親可有消息?兒時的情景似夢般依稀,母愛的溫暖永遠難忘記,母親啊,我真想你們……”
歌聲并不悠揚,但一唱到“母親”,臺上老兵泣不成聲,臺下觀眾哭成一片。這催人淚下的歌聲終于撼動了沉重的歷史車輪——10月15日,臺灣當局宣布:自12月1日起除現役軍人和公職人員外,在大陸有血親、姻親、三等親以內親屬的可以申請赴大陸探親。11月2日正式受理申請的那一天,臺北紅十字會和高雄辦事處凌晨便人山人海,當天2000多人完成申請登記。此后半年,14萬人完成了登記。
很多底層老兵經濟條件差,沒錢回大陸,但只要提到返鄉探親,各界莫不伸出援手。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1988年1月組團到大陸,楊祖珺說:“當時湊不出旅費,我打電話給張艾嘉(注:臺灣影星),聽說去大陸探親,她立刻說‘好’,贊助了返鄉團的機票。”
時任“退輔會”主委的許歷農接受采訪時也回憶,為幫助老兵返鄉募款,他找到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王惕吾立刻同意捐款,捐6000萬元新臺幣(以下均為新臺幣)外,又舉辦慈善晚會義賣籌了3000萬元。
“活著,已做游子;死了,不能再做游魂”
兩岸分隔38年,很多人生前未能等到歸期,盼著死后能返鄉。高秉涵到臺灣時13歲,最年輕的他成了很多同鄉的受托人。
1991年5月,高秉涵第一次回山東探親,行李裝著老兵王士祥的骨灰壇。王士祥是他讀小學時的校工,外出時被抓壯丁,沒和妻女道別就到了臺灣。王士祥一直沒有再婚,做水泥工賺辛苦錢,后來患肝癌病逝。他臨死前交待高秉涵:“萬一有天可以回家了,你一定要把我的骨灰帶回菏澤杜莊,交給我女兒。”
同一時間,高秉涵還帶回另一位同鄉桑順良的骨灰。他這么形容:“桑順良是警察,一米八的大個子,很帥。人家給他介紹女朋友,他都不見。”直到1978年桑順良病逝前,將一封寫給女友肖娟娟的遺書托付高秉涵,才真相大白。遺書寫道:“如果屆時你還活著,如果你還在信守承諾等著我,那就把這封信和我的骨灰交給你,再補辦一次冥婚吧。如果你已不在人間了,那就請高君協助,把我的骨灰埋在你的墓旁……”1991年5月,高秉涵曲曲折折找到肖娟娟,想不到住在山東農村的肖娟娟同樣一直未嫁,兩人隨即舉行了冥婚,幾個月后肖娟娟無疾而終。
談起這些活生生的故事,高秉涵無限感慨。這位體重只有40多公斤的老人,20多年來,已先后抱回100多個10公斤重的骨灰壇。他送父親的骨灰給兒女,送丈夫的骨灰給妻子,也曾送兒子的骨灰給母親。1991年,吳全文的探親申請批了下來,卻被查出肺癌晚期,還沒啟程便病逝了。高秉涵幫他辦完喪事,飛到蘭州把他的骨灰交給他母親。吳母熱淚滿面:“白天盼,夜里盼,盼回來的卻是一壇白骨。”但老太太仍表示:“能看到白骨,我也如愿了……”
高秉涵還曾幫忙把骨灰撒在家鄉的土地上。朱一凡是菏澤朱樓村人,兩岸開放后,他數次返鄉探親。盡管家鄉已沒有相近的親人,朱一凡仍再三交待高秉涵,將來務必帶他的骨灰回菏澤。2014年4月他過世了,高秉涵遵諾把他的骨灰撒在朱樓村的土地上。
辦理骨灰返鄉,煩瑣的程序有時要花兩三年時間,一時取不走的骨灰壇,就存放在家里,坐一夜的火車到偏鄉,找不到車還曾夜宿墓地……高秉涵的故事感動了很多人,2012年他被評為感動中國人物。此后,他接到遍及各省市的來電,請他幫助親人遺靈返鄉。“我從沒拒絕過一個委托人,后來抱了幾十壇,都不認識。”
就在11月,高秉涵到上海參加活動。抵滬后,又將一壇骨灰交給從南京趕來的親友。他家中目前還放著幾個骨灰壇,等待手續齊備后送回大陸。13歲離開母親、自山東逃難到臺灣的高秉涵說:“我們老兵常說,活著,已做游子;死了,不能再做游魂。”(記者 孫立極)
原標題:日前,“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在臺北舉辦兩岸交流30年紀念會——
想家·回家·兩岸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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