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動中國”人物、81歲臺灣老兵高秉涵受訪時，感嘆無力改變文化臺獨， “4個孫子孫女全是”。他問小孫女，“我們國家最長的一條河是什么？”，“淡水河！”。“長江黃河呢？”，“那又不是我們臺灣的！”今年7月，他決定帶著他們回到大陸，認識認識中國文化，看了黃河、拜了孔廟、登了泰山。他相信，文化這個東西，是斷不了的。

　　高秉涵：我現在給爸爸媽媽說幾句話，今天我的妻子、女兒、外孫、孫女都來了，今天來看老人家，因為她們沒來過，第一次來。

　　2016年7月4日，山東菏澤高孫莊81歲的臺灣老兵高秉涵在父母的墳前反復叮囑孫女們，要永遠記住這里是自己的“根”。

　　記者：最大的幾歲？最小的幾歲？

　　高秉涵：最小的10歲，最大的15歲。

　　記者：一共四個。

　　高秉涵：一共四個，兒子兩個女兒，女兒兩個女兒，有生之年我想都計劃讓她們回來，一個是認識認識姥爺的根在哪，爺爺的根在哪。

　　出生在山東菏澤的高秉涵，13歲的時候隨老鄉前往臺灣，56歲第一次踏上回鄉的旅程。很多人對這位老人的了解來自于中央電視臺2012年度感動中國的頒獎現場。

　　“感動中國”人物高秉涵頒獎詞：海峽淺淺，明月彎彎。一封家書，一張船票，一生的想念。相隔倍覺離亂苦，近鄉更知故土甜。

　　從臺灣當局開放居民到大陸探親以來，高秉涵受一些老鄉的臨終囑托，陸續將臺灣老兵的骨灰帶回家鄉安葬。20多年來，他先后義務將100多位臺灣老兵的骨灰帶回了大陸老家。

　　高秉涵：岳大哥我已經完成任務了，我把你的骨灰交給你的孫子了，還有外甥，我想你已經安心了，你是一個愛鄉的人，我們都是愛鄉的人，希望你安息吧。

　　在我心目中，老哥你們還活著，并沒有死。我抱的雖然是你們的遺骨，但是就如感動中國的最后一句話一樣，我抱著一壇又一壇，不是老兵的遺骨，而是滿滿的鄉愁。

　　高秉涵帶孩子們祭祖

　　帶孩子們參觀故鄉

　　正是因為裝著滿滿的鄉愁，對于高秉涵他們這些在臺灣生活了大半輩子的老人來講，回家，就成了天大的事情。高老說，這些年兩岸交流頻繁，他每年至少要回大陸兩次，一次是春天，一次是秋天。春天是作為兒子，回來祭奠自己的父母；而秋天，則是到曲阜參加祭孔大典。但今年，他卻把回家的日子改到了7月份。

　　記者：為什么這一次突然變了時間？

　　高秉涵：大熱天的趁暑假，我還是第一次這樣回來，我主要是帶它們，趁暑假期間，帶她們回來。因為她們沒有到大陸來過，她們更沒有到我的故鄉菏澤來過。認識認識中國的文化，到黃河看看，孔林、孔廟，到泰山，水滸里的梁山。

　　記者：這些東西都是她們的課本上，或者她們的教材？

　　高秉涵：都有。

　　記者：都有和實際看，您覺得有什么不一樣？

　　高秉涵：我叫她們實際看一下，她們認為那是中國的，好像跟臺灣沒關系。剛才濟南電視臺跟著我，濟南市的電視臺跟著我，他就問那個最小的小外孫，10歲，“你是中國人嗎？”，“我不是，我爺爺是中國人，我是臺灣人。”

　　記者：您聽到她的這個反應，您什么反應？

　　高秉涵：我就是心里面很苦，很苦。

　　記者：苦？

　　高秉涵：因為我現在感覺到有點無力感，這個要多說一點，因為她們這四個人，可以說都是現在的小“臺獨”。

　　記者：我有點想不通，高老先生，您這一輩子，心都在找自己的故鄉，不僅心在找，您也在用行動在找。您是她們的爺爺，姥爺，怎么可能在您家里面，自己的孫子輩也會出現這種情況？

　　高秉涵：這個就是所謂的文化“臺獨”，這個太厲害了。

　　原本高老希望等孫輩再長大一點，懂事之后，再回故鄉，但形勢并不隨他所愿。因此他把這一計劃提前到了今年的暑假。

　　高秉涵：我希望能帶她們回來，認祖歸宗。我多講幾句，自從李登輝去中國化，蔣經國死了以后，李登輝去中國化，然后李登輝又連任了八年，接著陳水扁，這個將近20年的時間，去中國化很明顯。原來的是中國地理，中國歷史，當然包括臺灣地理、歷史，臺灣是中國的一省。但是他把它分開，中國地理，臺灣地理，他把中國地理列入外國地理。

　　記者：但是您沒辦法？

　　高秉涵：像這個情形，孩子都是一樣。沒有讀書的時間，父母講的是真理，一上了小學以后，老師講的是真理，書本上講的是對的。

　　記者：那您有沒有在家里面也跟這個書本也爭過，爺爺告訴你們，臺灣是整個祖國的一部分。

　　高秉涵：爭不過，沒辦法，孩子們說爺爺說得不對，書上說的是對的。

　　記者：您有辦法嗎？在您的家里這個小范圍內，您有辦法嗎？

　　高秉涵：我沒辦法改變，我已經無能為力。所以這二十年形成的小“臺獨”，現在投票給蔡英文的，就是那二十年開始的那些小“臺獨”的票，集中起來的。

　　正因為如此，高秉涵下決心要帶著孫輩們回到自己的家鄉，感受文化的根源。為此，這次暑假之行中，他首先安排孫輩們回菏澤老家掃墓祭祖，之后又帶她們看了黃河、拜了孔廟、登了泰山。

　　高秉涵：臺灣本身沒有文化，它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它本來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文化，但是現在他們書本里面怎么教的，我們的老祖宗堯、舜、禹、周公，一直往下傳過來，民進黨教的東西，認為臺灣老祖宗就是原住民，原住民是臺灣的老祖宗，就是山地人。

　　記者：可是您覺得，您一己之力，帶著幾個小孫女，能改變什么呢？

　　高秉涵：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只是盡一個匹夫的責任而已。我這次來的重點有四個字來代表，一個是認祖，一個是消“獨”。那個“獨”是“臺獨”的“獨”，要消除“臺獨”，消除我小孩的中毒。

　　記者：那您帶著孫女到濟南看看濟南的情況，再回到菏澤，看看菏澤老家，您覺得對孩子有沒有影響？

　　高秉涵：現在沒辦法完全看到效果，她們唯一說的是爺爺真偉大。為什么？因為有二十幾個記者，從7月3日我下飛機一直跟到我昨天。

　　記者：爺爺是個人物。

　　高秉涵：覺得爺爺是一個人物。

　　記者：還有呢？

　　高秉涵：另一個她認為中國人很厲害。因為什么，在她們的小腦子里邊，中國很糟糕。為什么？臺灣的媒體一直播大陸是最壞的，大陸好的不提。

　　記者：其實我理解您的意思，并不指望這一次能夠改變什么，但是可能這一次會讓她們有這種認識上的改變。

　　高秉涵：我認為這個改變不是馬上看到的，但是我的目標一個是讓她們知道，爺爺、外公生命源頭在這里。

　　菏澤是高秉涵出生長大的地方。他忘不掉1948年的那個清晨，十三歲的他離開母親，離開家鄉的場景。當時，身為國民黨的父親在戰亂中去世，母親擔心時局更加動蕩，決定讓高秉涵去投奔設在南京的“流亡學校”。臨行前高秉涵在父親墳前磕了三個響頭，母親擰著耳朵叮囑他，如果學校解散，要一直跟著人流走，要活著回來。

　　高秉涵：因為母親臨走的時候，告訴我兩句話，一個是你要活下去，一個是母親等你活著回來，就是這兩句話。她讓我活下去，因為我母親沒走的時候我母親做小學校長，她認為。

　　記者：不會覺得再也見不著面了？

　　高秉涵：對，她認為大概見著面的機會不多了。

　　記者：她意識到了？

　　高秉涵：她意識到了。

　　記者：但是您沒意識到？

　　高秉涵：我當然不知道，我這個時候因為年少，不知離別。母親看穿了，國民黨大勢已去，但是她要我多活幾年，叫我趕快走。

　　不知離愁的少年，離開了母親溫暖的羽翼。在南京“流亡學校”，高秉涵只停留了很短的時間，就不得不開始逃亡的生活，他杵著一根木棍，始終按母親說的，跟著人流，努力求生。

　　記者：您是跟著什么人在走呢？

　　高秉涵：跟著逃難的難民群。

　　記者：你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

　　高秉涵：那個時候我不知道臺灣在哪里，我也不知道要到臺灣。

　　記者：您一個人，那么小的一個小孩，跟著誰走，也不知道目的地，這路上出現什么情況，誰管？

　　高秉涵：沒有人管，沒有人管。

　　記者：不知道前途在哪？

　　高秉涵：對。

　　在混亂的逃亡人流中，他的雙腿被別人手中滾燙的熱粥潑傷，傷口反復腐爛生蛆，時隔六十年后，大塊黑色的疤痕仍然附著在腿上。經過六個月的跋涉，十三歲的高秉涵跟著大批流浪的人，來到廈門的海灘，被人流裹挾著，上了最后一班開往臺灣的船。

　　記者：真擠上船的時候，想什么呢心里頭，能不能回來，害不害怕，能不能回頭？

　　高秉涵：我一開始流淚，后來掉淚沒有人同情你，所以我就不掉淚。因為什么？因為我發現我隨時可以死，我在死和活之間的縫里，因為我小，在掙扎，所以我已經沒有怕的感覺。

　　記者：這對于一個13歲的男孩子來說能適應嗎？

　　高秉涵：如果我不走，我不忍，我不往前沖，就是死路一條。

　　在海上漂流數日后，高秉涵隨逃亡人流到了臺灣。舉目無親的他睡在臺北火車站，跟垃圾場里的野狗打架，爭搶別人吃剩的東西， 卑微地延續著自己的生命。

　　記者：您這三個月，跟貓狗搶食，在垃圾場跟貓狗搶食，您有沒有心疼過自己？

　　高秉涵：沒有，我想大概你們體會不到，一個人，我可能隨時可以死，但是我在死里求生的時候，沒有想到那些，不流淚了，也不可憐自己。你可憐自己，沒有人同情你。

　　與貓狗搶食吃了三個多月之后，高秉涵受一位好心的老先生指點，成了臺北火車站站臺上的一名小販，雖然收入很低，但終于有了活下去的希望。當時動蕩的生活奪走了他大部分的行李，但因為母親的囑托，他始終隨身帶著小學師生畢業照，和初中新生錄取證明，靠著這份證書，高秉涵一邊勞動維持生計一邊攻讀了中學，之后又有機會考上了臺灣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系。

　　記者：你漸漸還抱，過一段時間我就能夠回到菏澤去看我的老娘去。

　　高秉涵：那時候已經沒有希望了，已經知道。

　　記者：那時候肯定不通信，你會寫信嗎？

　　高秉涵：有寫信，也寫，寫了就撕掉了。因為這個還不能，那時候別人不能看到。

　　記者：您知道這信寄不出去，甚至寫下來被人看見都會有麻煩，那干嗎還寫？

　　高秉涵：這是一個疏解，想家一個唯一能做的辦法。

　　記者：您都寫什么？

　　高秉涵：想娘這幾個字是每封都會存在的，娘我想你。

　　記者：但是寫的時候知道娘也收不著，自己寫完了還得撕，這心里得多難受？

　　高秉涵：對，我寫了以后，心里邊就比較。

　　記者：痛快了？

　　高秉涵：痛快一點。

　　與絕大多數撤退到臺灣的人一樣，高秉涵最初以為這個小島只是一個臨時遮風避雨的住所，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大陸。但讓他沒想到的是，接下來的等待格外漫長。他在臺灣當兵、做法官、干律師，靠著自己的努力成家立業、娶妻生子。然而即使這樣，他還是惦記著家鄉，惦記著家中的老娘。他說，那段時間他經常在夜里夢見自己變成了海鳥，飛過大海，回到了故鄉。

　　記者：不都說娶了媳婦兒，忘了娘，您娶了媳婦兒，你覺得忘了娘了，還是覺得這個娘在心里邊越來越更放不下了？

　　高秉涵：娘我還忘不了，我是從來不過生日。

　　記者：為什么？

　　高秉涵：因為我母親生我那一天，是母親的大難日，母親拼命生下了我，那時候難產，沒有西醫，那就危險，所以我不過生日。

　　再后來，高秉涵發現回家無望的時候，他便開始拼命地把家鄉的每一個記憶，變成文字，寫在日記本上。

　　高秉涵：我就記我家的人、事、地、物、小草、動物，我都記。記我家的人，記我的老娘，我的外婆，我的奶奶，奶奶叫什么名字，姓什么，她娘家是哪的人。

　　記者：您是不是也怕忘了？

　　高秉涵：對，我就是怕忘了，我把這個我要交給我的兒孫，知道家鄉的情形。好，我隔壁是二公爺家，二公爺有幾個孩子，大孩子叫什么名字。

　　記者：您干嗎把鄰居也寫上？

　　高秉涵：都寫。

　　記者：為什么？

　　高秉涵：凡是我知道的，我都寫，我的瓜有西瓜，冬瓜。

　　記者：不只親戚，還有瓜？

　　高秉涵：對，什么都寫。

　　高秉涵拼命地記，就好像給自己家拍照片一樣，日記本摞在一起足足有半米高。然而老天弄人，后來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淹沒了高秉涵珍藏日記的房間。日記毀了，思念依舊。1979年8月，高秉涵利用前往西班牙出席學術會議的機會，終于寄出了他離別母親30年之后的第一封家信，信的地址和收信人是“山東菏澤，西北35里路，小高莊，宋書玉。”宋書玉是他的母親。

　　記者：那您怎么能知道，那個開會的就有大陸來的學者，您也不知道吧？

　　高秉涵：不是，那時候知道。臨行前，臺灣當局對我們出席的人，出席有三十幾個，行前有一個聚會，開會就是決定，說是到那邊去以后，這次有中共的代表，對中共的代表免得中毒，免得跟他們交談，有“六不”。

　　記者：正常的交往都不許？

　　高秉涵：都去掉，而且是大家互相監視。

　　記者：那就奇了怪，那您這么多“不”，您還偏要帶一封信過去？

　　高秉涵：別的沒辦法，信出不去，我要告訴我的母親，我還活著。

　　記者：三十年過去了，您最想知道關于老家的什么事，關于娘的什么事？

　　高秉涵：我就是看我母親還活不活著。

　　記者：但是人家說了有“六不”，只要這信出去，一定是違背這“六不”的。

　　高秉涵：那當然了。

　　記者：怕不怕？

　　高秉涵：當然擔心這個信沒有出去。

　　記者：還是怕是吧？

　　高秉涵：還是怕。信最后原件寄到美國去，寄給我的一個美國的同學。

　　記者：這是什么步驟呢？

　　高秉涵：由美國的同學從美國寄。這樣從美國寄有一個好處，就是說上面沒有提到我在臺灣，我從美國寄，我也怕母親知道還有后遺癥。

　　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高秉涵收到了第一封由山東發來的家書。這封信是經香港，寄到臺灣的。發信人是他的大姐高秉潔。

　　記者：您還記得您接到這封信的時候這種心情嗎？

　　高秉涵：其實我收到這封信，我沒有拆，當時我不敢拆。

　　記者：怕什么呢？

　　高秉涵：怕這個信里邊，我走的時候母親的身體并不好，不在的幾率很大。但是我要拆開信，真的她不在了，那我就永遠看不到母親了，我要不拆，我反而永遠有個希望，我就沒有拆，我太太說你大陸來的信，你怎么沒有拆。

　　記者：不敢。

　　高秉涵：我說了，考慮一下，明天再說。

　　記者：幾天之后拆的？

　　高秉涵：第二天晚上。

　　記者：這一宿能睡得著嗎？

　　高秉涵：抱著信睡覺的，第二天吃過早點，是禮拜天，我就把信拆開了，看了第一段，母親走了。下面我就沒再看。

　　記者：娘沒了，這個消息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

　　高秉涵：一切思念都是空白的了，都是空白的了。

　　沒有了母親，高秉涵能夠寄托的只有故土。他把對娘的思念與故鄉連在了一起，為此，他從未放棄尋找觸摸故鄉的機會。1982年，曾經有一位已經移民阿根廷的山東菏澤老鄉卞永蘭女士回大陸探親，路經臺灣，很多同鄉希望她幫著帶這個東西帶那個東西，但高秉涵卻懇請她帶一些家鄉的泥土回來。

　　記者：有多少人托她辦事？

　　高秉涵：幾十個。我一看，我不要叫她再做什么了。

　　記者：為什么？

　　高秉涵：因為我覺得這樣的話，她太累了，沒辦法做這么多，我說我想家，想媽媽，就會想到土地，故土，是我們心目中落地生根的地方，帶一點泥巴，帶一點泥土吧。

　　卞永蘭女士的那次大陸之行，從菏澤帶來了整整3公斤泥土。她回到臺北的第二天，高秉涵迅速組織在臺灣的菏澤同鄉聚會。會上他提議把這些家鄉泥土分給大家，這個提議得到所有人的贊同。直到今天，高秉涵還清楚記著，當時分土時的場景，所有人都像小學生一樣規矩地坐著，四周靜得“連落下一顆塵土都能聽得見”，負責分土的人就是高秉涵。

　　記者：您怎么知道大家都需要？

　　高秉涵：我認為大家需要土的這個情緒，要比吃那幾個棗要來得濃。大家一鼓掌，說高秉涵是律師，是講正義的，公平，由他來分。一戶一湯匙，拿個筷子把那個湯匙要弄平，不要有的鼓起來，也不行，弄平，憑菏澤身份證，你不要冒牌，看身份證，身份證是菏澤就菏澤，你鄆城，鄆城不行。

　　記者：多少人分這一壇土？

　　高秉涵：有五十幾戶，有上百人。

　　記者：外人肯定不能理解你們這么做。

　　高秉涵：不能，我講好的，只有高秉涵多分一瓢，因為高秉涵執行分土公平，這是對高秉涵的報酬。

　　作為“分土人”，高秉涵得到了兩湯匙泥土，他將一湯匙泥土鎖進了銀行保險箱，與太太多年來積攢的金條、金飾放在一起。而另一匙泥土，則成就了一場連續七天，撫慰思鄉之痛的儀式。

　　高秉涵：這另外一瓢我分七次把它喝掉了。我喝的時候前兩次，因為我喝都是晚上，十點多睡覺以前。

　　記者：為什么選那么個時間？

　　高秉涵：因為我喝泥土的時候，我想我一定很痛心，很激動，我想喝了以后就閉著眼睛睡了，免得兒女看到。

　　記者：不想讓他們看到。

　　高秉涵：不要影響別人的情緒。我喝第二天、第三天，我女兒到下面來找東西，我那時候正在喝那一杯泥土，女兒一看我在掉淚，爸爸你怎么喝水在掉淚？我跟她講我說這個是菏澤的泥土，我說我在喝菏澤的水，我去給我拿了毛巾，她就到上面給我拿個毛巾。

　　記者：您覺得您女兒能理解這么做。

　　高秉涵：她理解，后來我就每天晚上十點鐘，女兒拿毛巾給我。

　　1987年10月15日，隨著兩岸交流日漸增加，臺灣當局宣布，開放臺灣居民到大陸探親。1991年5月，高秉涵首次重回闊別四十多年的故鄉。

　　記者：我們從小就背一句古詩，叫少小離家老大回。

　　高秉涵：的確，近鄉情更怯，只有像我們這樣的，原來是沒有希望回家的人，突然有希望回家了，才真的有這種感覺。

　　記者：怕見到什么？你不是連它一根草都想嗎？

　　高秉涵：第二天一早還下了小雨，我弟弟講再雇一個車，到我那個小高莊，大約還有三十華里，下了小雨走到半路，我叫那個師傅開快點，恨不得一步到家。但是弟弟講了，大哥前面那個樹林里面，那個就是我們的老家高莊，馬上到了。我一聽馬上到了，心臟跳動加快，馬上就感覺到渾身有點發抖。原來我叫那個司機開快一點，后來叫他慢一點。

　　記者：司機還得想，你到底是想快還是想慢。

　　高秉涵：對，那個司機就笑一笑，回頭說你剛才叫我開快一點，下著小雨因為又不是水泥路，是泥巴路，路又窄，開車就跟劃船一樣，你叫我快我不能快啊，太快會開到田里面去。

　　記者：他哪能理解您當時的心情？

　　高秉涵：對啊。

　　到了村口，高秉涵卻不敢走進去，半個小時才終于邁開了腳步。

　　高秉涵：到了村東頭，我弟弟講，我們先不跟你，大哥你自己先走，你轉一圈，你認認看，我們老家是哪一棟房子，你還認不認識，我們的井在哪里，我們的碾在哪里，你看一看。因為我穿的是西裝，我就從東頭走到西頭，這個西頭的井邊上，有幾個老人在那里抽煙聊天，他看我東張西望的，他說先生你找誰。

　　記者：這是鄉音聽著耳熟吧？

　　高秉涵：對，我想找誰我也說不清找誰，因為我不知道有人突然問我找誰，我說我找高春生，因為我小名叫春生。

　　記者：找自己。

　　高秉涵：這位老先生講，高春生，他死了好多年了，死到外地了，我說高春生死了，死了。

　　記者：自己回家了，結果回家聽到人家村子里面的人說你早都死了，這心里什么滋味啊？

　　高秉涵：又痛心又好笑。我一看這位老先生很像我的堂爺爺，他的大名我不知道，他的小名叫一二三的三亂，亂七八糟的亂，叫三亂，我說三亂在不在？他說我就是，你是誰？我說我就是高春生。“哎呀你還活著！孩子你還活著！”我們兩個就抱起來了。

　　記者：你說這招呼打的。

　　高秉涵：你剛才問我，近鄉情怯。怯什么，不知道，莫名其妙。這個只有無望回家的游子，偶有回家的機會才有這個感覺。

　　正是因為體會到思鄉之苦，高秉涵理解那些和自己一樣，在臺灣漂泊半生的老人，都懷有和他一樣的回鄉之夢。所以，他想盡辦法幫助同鄉們完成夢想。在臺灣，高秉涵成為一些菏澤同鄉戶籍卡上的緊急聯絡人。有好幾次，他被緊急叫到醫院，彌留的同鄉只有一個請求，讓他把自己的骨灰送回菏澤老家。

　　高秉涵：去年有個老鄉96歲，雙腿因為糖尿病截肢了，住在醫院，從醫院打電話來，醫生跟我講說，他這個心臟隨時會停止，他說你看你是他的緊急聯絡人，所以通知你最后見他一面吧。他說他的腦子很清楚，我一到醫院，我一看到是朱大哥，我馬上握著他的手，他的眼睛都不動了，就瞪著眼睛，我馬上握著他的手，我說朱大哥，我說你放心，我一定陪你回去，這個時候他的眼睛那個淚就掉出來了，我馬上用手把他的眼睛給他捂住，我說不要哭，老弟絕對會實現我的承諾，你的一切我會辦得很好，不要哭。我就把他眼睛捂住，他的眼睛閉住了，這時護士和大夫也在掉淚，他說高先生，他就是等你來，你說帶他走，他腦子很清楚，他就走了。

　　記者：您最后有沒有帶他回來？

　　高秉涵：回來了。

　　記者：送到哪了？

　　高秉涵：就送到濟南。

　　隨著去世的老鄉越來越多，高秉涵背負的囑托也越來越重。自從1992年他帶著第一壇同鄉的骨灰回到山東，至今，他已帶了上百壇骨灰回家。高秉涵說，等他自己百年之后，他希望孩子把他的骨灰，也帶回故鄉，安葬在自己娘的身旁。為此，以前從來不過生日的高秉涵，在自己80歲的時候，過了生日，許了愿。

　　高秉涵：所以我在80歲生日的時候，我太太，我的小兒子從澳大利亞也來了，他就說給你過個生日吧，說80歲了，我說好吧，就買蛋糕，點上了蠟燭，叫我許個愿，但是這個許愿是不講的，我許愿就是盡快能夠看到母親。

　　記者：80歲？

　　高秉涵：80歲，盡快地能夠看到母親。

　　記者：您這話什么意思呢，80歲，十幾歲就沒見著？

　　高秉涵：就是唯一的一個希望，這是每天都要想到的一件事情，后來我太太問我，你的許愿，你寫的什么，我說想娘，我太太馬上掉淚了，你看你80歲了，還是不忘娘，不忘了要回家。

　　記者：您現在80多歲，自己都活成老者了，這漫長的都半個多世紀了，您最想和母親做什么是沒做的？

　　高秉涵：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我說對于“孝”我交了白卷。

　　記者：有太多想做的事了。

　　高秉涵：我有太多想做的事。孔子有一句話“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至始也。”孝至始也就是最起碼做個孝子，最起碼要做到把你的身體保護好，因為這是你父母留下給你的。他第二句話立身行道，立身，身體的身，立身行道，揚名后世，以顯父母，，顯是顯耀的顯，孝之終也，這是孝的最高點，終就是最高點。但是我那個文章里面，我說我交了白卷，在噓寒問暖這一方面我交了白卷，沒有機會。但是我認為我現在已經盡孝了，因為我把這個孝移轉給社會，我孝順了這個社會，孝順了這個家國，我的孝順讓父母地下有知，他們會含笑九泉，因為他們兩個都是教書的先生，都是教人家如何孝，所以說我的行為，讓我的父母揚名，顯耀了我的父母，所以我盡孝了。

　　高秉涵曾為自己的一個孫女取名為佑菏，是保佑山東菏澤之意。他還在臺灣創立了菏澤同鄉會，并被推選為會長。一起為家鄉捐資筑路，捐贈圖書，設獎助學。傳統文化、家國情懷支撐著80多歲的他在兩岸之間往來奔走。而這次帶著孫輩的回鄉之行，反而讓他多了一層對未來的牽掛。

　　高秉涵：你看我的小孫女，我那天問她，我們的國家最長的一條河是什么，是淡水河。

　　記者：您設定的答案是？

　　高秉涵：我本來以為她說的是長江和黃河，問她長江黃河呢，那也不是我們臺灣的。她們也不說臺灣是國家，她們沒有那種觀念，她就是臺灣人。所以我心中很苦，所以我說不堪回首這四個字來形容我，是很恰當的。

　　記者：那您覺得這種狀態能改變嗎？

　　高秉涵：我認為雖然是這個文化臺獨，讓孩子一個個都這樣想，但是我總有一個信心，文化這個東西，你想去掉，等于血管里的血，你想把你父母的血整個換掉，不可能，端起碗來拿筷子這就是文化，食文化，開口講的中國話，講的福建的方言，閩南話。

　　記者：您的意思就是說？

　　高秉涵：文化這個東西。

　　記者：斷不了的。

　　高秉涵：斷不了的，我有這個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