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百年前的辛亥革命，這場迂回、艱難而又劃時代的大事件使統治中國兩千年之久的王朝體制徹底崩潰。在這場革命中，上海起到了不容小覷的作用。當位于中部的武昌首義打響第一槍后，和武昌遙遙相望的上海群集“各省之力”，實際成為了擔當領導辛亥革命的中心城市。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曾說“時響應之最有力，而影響于全國最大者，厥為上海。”

　　上海為什么能成為辛亥革命中舉足輕重的城市？它的地位是偶然還是必然所致？這場革命又給這座城市帶來了怎樣的影響？日前，東方網記者專訪上海師范大學蘇智良教授，解析辛亥革命與上海密不可分的歷史交集。

　　上海必然是擔當領導革命的中心城市

　　在歷史進程中，上海對辛亥革命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上海的地理位置、租界構成等都顯示，上海與辛亥革命的交集不是偶然，只能是必然。

　　武昌首義后，上海作為通商口岸和中國最近代化的工商業都市，中外聯系寬廣，水陸交通便利，擁有優越地理位置和經濟實力，地位舉足輕重。

　　當時的上海擁有中國最大的租界。租界不受清政府直接管制，各種新派人物能夠在這里創辦、經營私有報紙、雜志和出版機構等文化事業。這種特殊的環境，使思想、言論自由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租界和租界內的大量外報的存在，為華人報紙放開輿論提供了條件。租界也是革命者的活動基地，同時也是避風港。辛亥革命時，陳其美的活動都是在租界內進行。租界還是革命者出國的跳板，與外界聯系的窗口。

　　武昌起義后，形勢一度危急，如上海不趕快響應則辛亥革命恐不能迅速成功。在這緊急時期，同盟會領導者陳其美等人考慮上海進可攻于江浙兩翼，退可守于租界之內，決定在上海也發動起義并最終成功光復上海。之后上海馬上援助杭州、蘇州、南京，東南地區隨之光復。這一成果大大聲援武漢，上海推動了辛亥革命的最終勝利。

　　各種力量共同推動上海光復

　　上海的光復過程，是各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

　　1911年夏天，革命黨人在上海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領導者有宋教仁、陳其美、譚人鳳等，負責領導長江流域革命斗爭。此前清廷迫于壓力同意適度改革，派年輕人留學學習軍事，歸國后擔任軍官。然而看過了民主自由世界的軍官也開始不滿意封建專制，很多已和清政府不齊心的上海軍警最后也在勸說下參加革命。

　　上海地方士紳亦是革命的主體力量之一，1910年1月起，在不到一年時間里，以上海士紳為代表的立憲黨人發動4次大規模的國會請愿運動，聲勢浩大遍及全國。但清廷拒絕速開國會，使得知書達理、富有資財的士紳階級大失所望，上海地方紳商的政治態度更趨于急進，對革命黨人的態度也漸為同情。之后，上海地方士紳的經濟支援給革命帶來了強有力的能量。以李平書為代表，他與陳其美攜手參與了上海的光復行動。

　　會黨是晚清重要的社會勢力之一，“無恒產者，無恒心”，沒有“恒產”的會黨對于現實世界很不滿，有著想改變自己命運而革命的意愿，但同時也有著很強的社會破壞性。革命黨人積極與上海的會黨聯系，上海的青紅幫勢力充當了反清起義的先鋒。

　　提升城市地位影響深遠

　　辛亥革命推動了上海的現代化，可以說，這也是一座城市的革命，它對上海的政治、經濟、文化、觀念、城建等各方面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辛亥革命后，上海成立滬軍都督府，政治地位首先得到大幅提升。原先還只是江蘇省一個從屬縣的上海，1927年“搖身一變”成為特別市。其次，自清廷倒臺后，民國政府制定了一批有利于工商業發展的新政策，直接在上海掀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上海迅速從一個工商業城市躍升全國乃至亞洲的經濟中心。

　　辛亥革命還給上海帶來了文化、觀念的顛覆，移風易俗。從外觀而言，1919年孫中山先生請上海亨利服裝店將一套陸軍制服改裝成便裝后，“中山裝”隨之誕生，成為當時男士最為推崇的服裝，改變了過去等級森嚴的著裝規定。此外，辛亥革命后婦女逐漸走向社會，獲得前所未有的平等和自由。上海師范大學曾做過一個有關婦女“纏足”的調查，全國來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生的女子很多還在纏足，而這段時間上海的婦女大多都是“天足”（沒有纏過的腳）。

　　拆除原有城墻，填埋河道，供應煤水電，出現有軌電車、無軌電車及汽車，形成新的城市交通網絡……辛亥革命后，上海大興城市建設，煥發出新的面貌和新的氣象。此后上海邁入高速發展階段，一直到1937年日軍占領上海。辛亥革命之后上海的持續高速發展，可能唯有上世紀90年代浦東開發開放對城市的貢獻能與其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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