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1年到2013年，我國人均醫療費用的年均增長率為17.49%，如果現有的政策環境不變，預計2015年我國人均醫療費用的年度增長率為14.33～18.24%，明顯高于2013年我國人均GDP8.97%的粗增長率。4月7日，由復旦大學牽頭的健康風險預警治理協同創新中心公布上述數據。
“如果現有的政策環境不變，預計到2020年，我國醫療費用將依然保持12.08～18.16%的年均增速，其增速將明顯高于社會經濟發展速度，且會加重目前存在的社會問題。”健康風險預警治理協同創新中心首席戰略科學家郝模教授說，近30年來，他始終關注著醫療費用的快速增長問題，“現實情況就是醫療費用過快增長，已遠超同期GDP增長。”
醫療費用過快增長，會帶來一系列問題的加重
健康風險預警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王穎副教授解釋，在現有醫療衛生政策下，2015年人均醫療費用將較1991年定基增長45.57～52.7倍，而2020年人均醫療費用增長將在2015年的基礎上再增長1.83～2.3倍。
“醫療費用過快增長，會帶來一系列問題的加重。”研究報告指出。
健康風險預警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的研究明確了總體籌資、政府(財政/物價)、醫院、百姓、醫保、藥品等六方關鍵利益者。研究顯示，在醫療費用過快增長趨勢下，醫療衛生關鍵利益團體的相關指標也會隨之變化。
比如總體籌資指標，用“衛生總費用占GDP比例”指標反映總體籌資，表達衛生總費用對社會經濟的承受能力。我國衛生總費用占GDP比重，1991年為4.10%，2013年達到了5.57%，已達到了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5%左右的適宜標準。而在醫療費用快速增長下，預計2015年將達到5.72%，2020年達到6.19%。“可能演化成嚴重的社會負擔。”
以“衛生總費用中個人現金支出比例”作為百姓醫療費用負擔的相關指標，該指標從1991年的37.5%，飆升到2001年的近60%，2013年該指標下降為33.9%，略超過30%的世界公認水平。在不改變現有各類政策的情況下，預計2015年和2020年，該水平將分別達到33.21%和32.36%。
以“醫療機構不合理業務收入”作為醫療機構相關指標，剔除經濟增長、物價變動、人口數據和結構變化、健康狀況等合理性因素影響外，其他非合理性因素影響帶來的醫療費用的變化，反映的是醫療機構醫療行為是否存在浪費。研究表明，如果假設1991年非合理性業務收入為0，則預計2015年該指標將達到2699億元，2020年為6909億元，即醫療機構“多開藥、多做檢查的”浪費行為存在，且日益嚴重。
以“家庭災難性衛生支出發生率”(家庭衛生保健支出超過家庭年可支配支出一半以上)指標反映醫療保障承擔醫療費用風險分擔能力的變化。可以看出，1991年該指標為10.73%，預計到2015年達到13.02%，2020年將為14.27%。即在既定保障水平下，隨著醫療費用的過快增長，挑戰了醫保的費用風險分擔水平，百姓就醫公平性日益惡化。
“衛生總費用中政府衛生支出比例”用于反映政府財政支持程度的相關指標。1991年指標為22.8%，2013年達到30.1%。如果財政仍然保持如此高速的增長趨勢，2015年預計達到32.09%，2020年預計達到34.07%，略低于40%的國際公認標準。
以“醫療機構的藥占比”作為衡量藥品市場是否有序的相關指標，可以看出，1991年該指標為59.68%，2013年為42.75%，預計2015年和2020年分別為40.84%和39.60%。即在現有政策趨勢下，“高價藥易銷”等市場混亂現象依然繼續。
浪費型補償機制是醫療費用過快增長關鍵
該研究采用國際公認的均衡理論來衡量醫療衛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均衡度。綜合各方相關指標，可以看出，我國1991年醫療衛生體系的均衡程度僅為23.96%，到1997年降至最低(15.94%)，而后略有好轉，2014年達到了42.60%。
研究指出，如果保持現有的政策不變，預計2015年和2020年均衡程度將分別達到41.2%和41.86%，呈現出惡化趨勢，分別比2014年惡化3.29%和1.74%。
郝模強調，雖然醫改期間，財政投入大幅度增長，藥占比嚴控，衛生總體籌資及百姓費用指標明顯好轉，但是隨著醫療費用不合理地過快增長，未來醫療衛生體系整體的均衡程度依然呈現略微的惡化趨勢，需要引起注意。
問題產生的根源是什么？郝模表示，長期以來，我國醫療機構“浪費型補償機制”成為醫療費用過快增長關鍵所在。
“對醫療機構而言，猶如企業的利稅和產值的關系一樣，財政投入相當于凈收入，服務收費相當于毛收入。”郝模說，按項目服務方式，醫療服務凈收入和毛收入之間關系是1∶4～1∶5，“這意味著政府財政少投入1元錢，醫療機構將不得不多獲取4～5元醫療收入。”
“隨著醫療費用的過快增長，既定醫療保障水平之下，百姓感受的是醫療費用負擔的加重，這也是百姓‘看病貴’呼聲增加的原因所在。”
健康風險預警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給出了“醫療與社會協調發展良性循環策略”：即在“總額預算”控制醫療費用(或醫療機構業務收入)總量及容許增長幅度基礎上，完善政府籌資職能；通過把握財政投入與業務收入之間1:4的關系，明確財政補助額，直接增加醫療機構的業務凈收入，使之在總額預算下。降低醫療機構通過服務收費增加業務收入的熱情，消除其對“多開藥、多做檢查”的依賴。
在此基礎上，改“按項目付費”為“按服務單元付費”，使醫療機構由被動控制醫療費用，轉為主動降低控制費用避免資源浪費。郝模表示，在特定收入規模下，醫療機構成本最小化意味著在合理診治的基礎上，用藥量越少、藥品價格越低、診斷治療項目越少，醫療機構獲得的合理補償越多。這樣，誘導消費、開大處方、拉大網檢查、追求高新項目、以藥養醫等現象將不再存在，百姓醫療費用將大大降低，社會整體的醫療負擔也會大為減輕。
健康風險預警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研制出三條途徑，即“總額預算+完善政府籌資”、“總額預算+合理化收費標準”和“總額預算+按服務單元付費”。其中的第三條途徑“總額預算+按服務單元付費”，是在總額預算基礎上，直接變按項目付費為按服務單元付費。通過對業務收入總額和就診單元如每次門急診和住院床日收費實行定額，規定結余留用，引導醫療機構主動降低成本而提高其業務收入收益率，達到理順補償機制、減少浪費、控制醫療費用的目的。
“醫療費用適宜控制，實現醫療衛生事業與社會協調發展的政策方案在技術上是成熟的，操作上是可行的”，郝模說，“任何縣、市、省，乃至全國，都可以實施并在1-3年內有望取得顯著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