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種業巨頭孟山都公司又成公眾焦點。上周，北京市民楊曉陸狀告農業部，要求對孟山都公司生產的“農達”信息公開一案受理法院通知原告，經該院合議庭研究，認為孟山都是此案利益相關方，決定追加孟山都為當事人。由此，圍繞著該公司草甘膦除草劑“農達”在中國取得農藥正式登記的準入要件，即產品毒理學試驗報告是否應作為政府應予公開的信息一事，取得了進一步的司法進展。
草甘膦是全球目前被廣泛使用的一種除草劑，由美國孟山都公司開發，在轉基因作物中廣泛使用。近日，世界衛生組織旗下國際癌癥研究所(IARC)宣布，將草甘膦定義為“很可能對人類致癌物”。這一結論基于來自11個國家17位專家的研究，他們所評估的包括五種有機農藥：殺蟲畏、對硫磷、馬拉硫磷、二嗪磷及草甘膦。
孟山都方面則表示，國際癌癥研究所的這一結果并不具有強制力，不影響草甘膦的使用。
毒理學試驗報告成案件焦點
在這起“民告官”案件中，焦點是孟山都公司旗下產品“農達”在華申請登記提交的毒理學試驗報告是否應予公開。按照農業部作出的《農業部信息公開申請答復書》(農公開(農)[2014]4號)，孟山都公司草甘膦除草劑“農達”于1988年在中國取得農藥正式登記，按照當時的農藥登記規定，孟山都公司提交了由美國于1985年12月23日出具的毒理學試驗報告。這份毒理學試驗報告何以成為案件焦點呢？
多年來致力于農業災害與轉基因作物研究的中國災害防御協會災害史研究專業委員會前顧問陳一文對長江商報記者說：“孟山都1988年在中國為配方制劑除草劑農達申請‘農藥登記’時，提交了一份毒理學動物試驗報告，但從日期、簽字到內容全部涉嫌偽造。”陳一文認為，“不僅如此，孟山都1988年在中國申請‘農藥登記’時，是為配方制劑除草劑農達申請‘農藥登記’，但是孟山都提交的偽造文件是對單一成分草甘膦做的毒理學動物試驗報告，而不是提交對配方制劑除草劑農達做的毒理學動物試驗報告。”
陳一文提供的研究證據顯示，美國環保署(EPA)1992年7月2日對草甘膦除草劑“農藥登記”重新審查草甘膦毒理學動物試驗研究，不包括孟山都聲稱于1985年12月23日出具的毒理學試驗報告。
陳一文說，從農業部提供的“孟山都委托實驗室(Younger Laboratories)1985年12月23日出具的草甘膦除草劑農達毒理學試驗報告”結論描述來看，其內容與孟山都提交給美國環保署(EPA)的Younger Laboratories實驗室1970年出具的，對單一成分草甘膦做的兩項毒理學動物試驗結論基本一致。
對于此案的關鍵，陳一文對長江商報記者說，孟山都應提供其草甘膦除草劑“農達”1988年申請“農藥登記”時向農業部提交的“由美國‘Younger Laboratories’于1985年12月23日出具的毒理學試驗報告”原件未經任何刪改的掃描件。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嚴海蓉教授稱，“北京三中院把孟山都追加為當事人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合乎法理情理，有助于全面地發現事實真相。”她認為，任何與農業和食物相關的新技術、新產品的引進，都關乎公共健康和消費者知情權。此案涉及的孟山都公司的草甘膦除草劑“農達”也不例外。“農達”在轉基因作物中廣泛使用，包括我國進口的占全球市場60%左右的轉基因大豆。所以，草甘膦除草劑“農達”殘留對公共健康到底有怎樣的影響事關重大。
孟山都多次身陷“公共健康”危機
嚴海蓉教授介紹，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孟山都的產品遭遇過一系列的質疑和處罰。
按照嚴海蓉教授提供的資料，孟山都公司成立于1901年。該公司于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開始生產除草劑，其中使用了二惡英，1957年二惡英被認定為污染源。20世紀60年代孟山都生產的除草劑“橙劑”用于越南戰爭，相比較而言，孟山都生產的橙劑中二惡英濃度遠高于其他領先制造商(如陶氏化學)許多倍。20世紀60年代，孟山都開發了多氯聯苯相關化學品，而60年代和70年代的研究便發現多氯聯苯和其他芳香的有機氯是強有力的致癌物質，可能引發廣泛的生殖、發育和免疫系統疾病，1976年多氯聯苯被美國禁止。
今天，在孟山都公司的年度銷售總額中占有六分之一的是草甘膦除草劑，比如農達，相當于孟山都經營收入的一半。孟山都一直積極地推廣農達，把它作為可用于一切草坪和果園的通用除草劑。然而，1993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公共衛生學院的研究發現，加州的景觀維護工人和農業工人所患的與農藥相關疾病中，草甘膦是最常見的致病因素。美國政府環保署的官方文獻清楚說明，草甘膦可傷害動物內臟和生育能力。在歐洲發達國家的要求下，孟山都公司一邊說草甘膦安全，一邊不得不承認草甘膦殘留有危害的事實，并給出殘留耐量建議。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孟山都數次因違規行為被美國相關機構處罰。1986年孟山都為得克薩斯州一個患白血病死亡的雇員負責，罰款1.08億美元；1990年孟山都被裁定未能報告所需的最新健康數據，被美國環保署罰款64.8萬美元；1992年在得克薩斯州休斯敦，因涉及非密封性填埋危險化學廢品而被罰款3900萬美元。
1995年，在美國環保署公布的有毒物質排放企業清單中，孟山都排第五位。它已向空氣、土地、水和地下釋放了37萬英鎊的有毒化學物質。1997年，美國紐約州檢察長在回應一件對孟山都長達五年的投訴時指出，農達廣告具有誤導性，孟山都因此不得不修改廣告并刪除其中關于“生物降解”和“環境友好型”的聲稱，并向該州支付了5萬美元法律費用。
◎最新進展
美國將限制草甘膦使用 制定抗性管理方案
據路透社消息，近日，美國監管機構將對世界上使用最廣泛的除草劑草甘膦實施新的限制，以幫助解決雜草對該化學品抗性的迅速擴張。美國環保署(EPA)近日證實將要求執行草甘膦抗性雜草管理計劃。草甘膦是孟山都農達(Roundup ready)除草劑中的活性成分。
EPA此次行動源于世界衛生組織(WHO)癌癥研究機構上個月發布的研究發現，該研究表示草甘膦“很可能對人類致癌”。EPA的雜草管理計劃解決不了人類的健康問題，但該機構也應草甘膦的重新評估要求，分析健康數據，初步風險評估將在今年年底公布，同時還將公布其建議的雜草管理計劃并征求公眾意見。
根據美國農業部和雜草科學家收集的數據，美國至少有14種雜草和生物已經進化出草甘膦抗性，影響了美國6000多萬英畝的農田。除草劑抗性雜草阻礙作物生產，使耕作更加困難和昂貴。
國際癌癥研究所(IARC)
將致癌物質分為四類
1類
對人類致癌
2類
可能對人類致癌
3類
不明確是否能對人類致癌
4類
不太可能對人類致癌
其中第2類又細分2A和2B
2A為很可能對人類致癌(probably)
2B為可能對人類致癌(possibly)
草甘膦被列入2A等級
成為“很可能對人類致癌物”
孟山都公司
生產的那些毒
1
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生產除草劑，使用二惡英
1957年二惡英被認定為污染源
2
20世紀60年代開發多氯聯苯相關化學品
1976年多氯聯苯被美國禁止
3
2015年3月世衛組織將草甘膦定義為
“很可能對人類致癌物”
opinion
北京三中院把孟山都追加為當事人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合乎法理情理，有助于全面地發現事實真相。任何與農業和食物相關的新技術、新產品的引進，都關乎公共健康和消費者知情權。
此案涉及的孟山都公司的草甘膦除草劑“農達”也不例外。“農達”在轉基因作物中廣泛使用，包括我國進口的占全球市場60%左右的轉基因大豆。所以，草甘膦除草劑“農達”殘留對公共健康到底有怎樣的影響事關重大。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嚴海蓉教授
“反轉”志愿者的訴訟之路
長江商報消息 北京市民訴訟，要求公開孟山都除草劑毒理信息
□本報記者 陳玥辛 發自北京
從“轉基因”出現的那天起，有關它的爭論就一直存在，隨著時間的推移，“挺轉”和“反轉”之間的論戰愈演愈烈，與它相關的每一個事件都會引起社會的關注。
近日，得知北京市第三人民中級法院將案件的利益相關方孟山都集團被追加為當事人，楊曉陸難掩興奮：“聽到這個消息我也很意外，說明三中院非常重視這個事情。”
在“反轉”的道路上走了整整5年，這位年滿62歲的老人5年里從對轉基因一無所知到熟知每一個有關轉基因的論著或者文件，作為“反轉”志愿者的他做過很多事，每一段回憶對他來說都很重要但又不知從何說起。
究竟是什么原因讓這位老人在2014年向農業部提起行政訴訟？孟山都集團為何一直不愿公開產品毒理信息？楊曉陸在接受長江商報記者采訪時說道：“信息是否涉及商業秘密不能由孟山都公司自行界定，因為這涉及到十幾億人民的食品安全問題，不能由利益相關方自行定論。”
不得已的行政訴訟
楊曉陸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2009年，適逢中國農業部頒布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該證書一經發布就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個偶然的場合，楊曉陸第一次聽人講起轉基因的種種是非，盡管當時主流科學界稱轉基因安全無害，但這與楊曉陸最初聽到的專業人士的理論相去甚遠。從那時起他就開始密切關注轉基因問題。在發現超市賣的很多大豆油原料是轉基因大豆之后，愛較真的他向農業部申請轉基因大豆的安全評價信息，但未獲得答復。
在這之后，楊曉陸的晚年生活幾乎都被轉基因信息占據了，他翻閱大量資料、研究報告，有時甚至連睡覺都睡不好。漸漸地他成為北京最活躍的“反轉人士”之一。在楊曉陸看來，他最大的敵人就是轉基因種子的領先生產商——孟山都公司。
孟山都公司是一家跨國農業公司，總部設于美國密蘇里州圣路易斯市，其生產的旗艦產品Roundup(農達)是全球知名的草甘膦除草劑。在了解到轉基因種子與草甘膦的關系后，楊曉陸于2014年2月10日向農業部提出信息公開申請，要求公開孟山都公司草甘膦除草劑“農達”進入中國市場、對其頒發“安全證書”所依據的中國有資質機構完成的毒理學動物試驗報告。
農業部于2014年2月25日作出《農業部信息公開申請答復書》(農公開(農)[2014]4號)，告知：孟山都公司草甘膦除草劑“農達”于1988年在中國取得農藥正式登記，按照當時的農藥登記規定，孟山都公司提交了由美國Younger Laboratories試驗室于1985年12月23日出具的毒理學試驗報告。
2014年3月11日，楊曉陸又向農業部提交了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要求其公開孟山都公司1988年提供的草甘膦除草劑“農達”毒理學試驗報告原件掃描件及英文報告的中譯本。
2014年6月4日，農業部作出《農業部信息公開申請答復書》(農公開(農)[2014]8號)，以孟山都遠東有限公司北京代表處巳復函認為試驗報告系該公司的重要商業秘密，含有重要的個人隱私及商業保密信息，從未向公眾公開過，不同意公開該報告，該公司宣稱依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十四條、第二十三條的規定對相關政府信息不予公開。農業部同時告知楊曉陸，2014年2月25日的公開即是試驗報告結果的公開。
2014年9月4日，楊曉陸向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遞交了材料，對農業部提起行政訴訟。
世衛組織：草甘膦可能對人類致癌
孟山都被列為案件當事人后，長江商報記者多次聯系該公司，未獲相關回應。該公司官網也未列出其聯系方式，但長江商報記者按其官網“聯系我們”一欄要求，填寫了聯系信息，截止發稿仍然未獲回應。
而在孟山都中國官網最新發布的信息中，重申了草甘膦安全性。與其相對的是，早在2014年10月有媒體發文《中國應加強轉基因大豆進口檢查》，文中提到，世界衛生組織稱每公斤大豆含有的草甘膦應低于20毫克。然而，阿根廷向中國出口的大豆每公斤含有100毫克草甘膦。文章還提到像草甘膦這樣的除草劑與不斷升高的患癌率、新生兒缺陷和其他疾病有關系。比如，在阿根廷的查科省，在國家推廣農業生物技術后，新生兒畸形翻了兩番。
2015年3月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癥研究機構公布對草甘膦等有機磷農藥致癌性的審查評估，將草甘膦重新評級為“對人類可能的致癌物”。該機構發表的研究報告強調：草甘膦除草劑的使用隨孟山都抗草甘膦轉基因作物的發展急劇增加。孟山都對這一結論回應稱，“與全球所有監管機構得到的結論劇烈偏離”，要求世界衛生組織舉行緊急會議解釋這樣的發現。
孟山都公司首席技術官傅瑞磊博士(Dr. Robb Fraley)表示，“國際癌癥研究機構這一評級的結果非常令人氣憤，因為它的結論與多家全球權威機構的結論大相徑庭。數十年間全球權威監管機構不斷地對草甘膦進行深入的、全面的安全評估，最終得出共同結論，即只要依照說明進行正確使用，草甘膦對人體健康是安全的。國際癌癥研究機構選擇對其結論有利的數據，帶有明顯的目的性和偏見。”
草甘膦除草劑“農達”怎么就和“轉基因”掛上鉤了呢？
在楊曉陸看來，“轉基因種子基本上是專門為草甘膦除草劑而設計的。目前含有草甘膦殘留的轉基因作物大概占到90%。”楊曉陸介紹說，草甘膦除草的原理是固化土壤中的營養成分，使雜草等植物失去養分從而死亡。轉基因種子因為對草甘膦具有抗藥性才不會象雜草一樣被殺死。由于使用了草甘膦除草劑，節省人工成本，但這樣的后果是，轉基因作物本身會含有草甘膦殘留。對楊曉陸來說，草甘膦與轉基因種子的存在會導致食物主權的流失，“因為非轉基因的種子是不能碰草甘膦的，它會和雜草一樣被草甘膦殺死。久而久之，為了適應高效的除草劑，本土種子的空間將會越來越小。”
政府信息公開難題亟待破解
對楊曉陸來說，案件發展到現在他已經很滿足了，對于結果并不想妄加揣測。但這樣一個案件無疑為政府信息公開加上了新的注腳。3月22日，“依法行政與政府信息公開公益訴訟研討會”在北京舉行。
北京義賢律師事務所主任黃樂平在會上提出，信息公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答復率低，而信息公開的公益訴訟同時面臨立案難、訴訟難、勝訴率低等問題。黃樂平對長江商報記者介紹說，2012年北京義賢律師事務所共發出對283個地級市和4個直轄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的政府信息公開申請，在明確確認有268個城市均已收到申請、有265個已經達到法定答復期限的情況下，我們只收到了102個城市人社部門的回應，并且只有84個城市對問題進行了全部或部分的答復，占所有收到申請且屆法定答復期限城市的31.7%。
黃樂平認為，政府信息公開的最大難點就是如何平衡國家機密、商業秘密與公眾利益之間的關系。2014年6月4日，農業部在給楊曉陸的《農業部信息公開申請答復書》(農公開(農)[2014]8號)中強調，孟山都公司認為試驗報告系該公司重要的商業秘密，含有重要的個人隱私及商業保密信息，在全球范圍從未向公眾公開過，不同意公開該報告，宣稱依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十四條、第二十三條的規定對相關政府信息不予公開。
“是不是國家機密，這是要有明確法律依據的，并且需要法定部門給予確認。但是，當商業秘密的確認以及國家機密、商業秘密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時，在何種情況下應該公開信息，應該堅持平衡原則。”黃樂平對長江商報表示，“特別是這些信息涉及到公眾的生命健康的時候，應該是堅持公眾利益優先的原則。這些問題是轉基因信息公開公益訴訟面臨的焦點問題，也是信息公開公益訴訟面臨的普遍問題。”
“信息是否涉及商業秘密不能由孟山都公司自行界定，因為這涉及到十幾億人民的食品安全問題，不能由利益相關方自行定論。”楊曉陸對長江商報記者說。而由于政府信息公開的答復率低而引發的行政訴訟案件同樣面臨勝訴率低的問題。
根據《中外法學》2014年第4期余凌云教授統計，截止到2013年5月31日的315個政府信息案例的分析，在上述案件中，當事人勝訴的僅35起，占11.1%。之所以勝訴率不高，就是因為對申請人的舉證要求過于苛嚴，完全憑行政機關的誠信，法院很少從行政機關的法定職責、執法規范化的要求去判斷行政機關應否有此信息。
黃樂平本身也是一位反轉基因志愿者，2013年6月至8月期間，他連續四次向農業部就轉基因種植的四個問題申請信息公開均未果，并于當年11月向法院遞交起訴材料，直到今年1月份才予以立案，歷時14個月之久。本以為這樣的一個公益訴訟，法院會公開審理，但未能如愿。黃樂平告訴長江商報記者，他將于4月7日前往法院領取判決書。
那么，如何破解政府信息公開難的問題呢？黃樂平告訴長江商報記者：“根據多年的經驗，現在各部門對政府信息公開已經達成共識，但由于涉及部門利益的時候，信息公開顯得縮手縮腳。要真正做到依法進行信息公開，還需要一個長時間的過程。”
草甘膦的危害
2015年3月，世衛組織將草甘膦重新評級為“對人類可能的致癌物”
2014年世界衛生組織稱每公斤大豆含有的草甘膦應低于20毫克
阿根廷向中國出口的大豆每公斤含有100毫克草甘膦
目前含有草甘膦殘留的轉基因作物大概占到90%
非轉基因的種子會被草甘膦殺死
opinion
信息涉及到公眾的生命健康的時候，應該是堅持公眾利益優先的原則。這些問題是轉基因信息公開公益訴訟面臨的焦點問題，也是信息公開公益訴訟面臨的普遍問題。
——北京義賢律師事務所主任黃樂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