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城市化變革中，‘蟻族’現象只是短時間的、局部的，就不值得大驚小怪。”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歷史地理研究所博導葛劍雄認為，目前，對“蟻族”這一社會現象，媒體缺乏基本的社會學分析。
當媒體都在熱議“蟻族”現象時，葛劍雄委員提出一個問題：“‘蟻族’的標準到底是什么，全國符合‘蟻族’標準的到底有多少人？”他認為，不同情況應該用不同方法對待，如果是個別現象，就不必太大驚小怪。
葛劍雄說，據他了解，所謂的“蟻族”中間，有些人有能力租房，只是為了省錢，有些人是為了買房，有些人的確是錢很少，這些都要區分對待。另外，學歷也是個問題，即便是名牌大學，培養出來的也不一定都是高材生；還要區分這些低收入的畢業生“到底是學非所用，還是就業就職能力差”。
“現在我們討論這些問題的基本信息都來自一些報道，并沒有建立在量化的基礎上，有些甚至只是網上的一些說法。”葛劍雄說，關鍵在于，這種現象是常態的還是臨時的，比如棚戶區、城中村等現象，有些是臨時的，慢慢會消除的。
“‘蟻族’最長的有多久了？如果是短期的，也許兩年以后就改變了。”葛劍雄建議要加強調查分析，特別是進行社會學的、量化的抽樣分析。
全國政協委員、團上海市委副書記陳凱認為，對“蟻族”問題要正確看待，“這是社會發展、城市化進程中必然出現的”。陳凱表示，金融危機加劇了“蟻族”的出現，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使這個群體的數量突然增長。另一方面，城市的發展跟不上社會需求量，也促成了現在“蟻族”的生活狀態。
“‘蟻族’是一種客觀現象，沒必要被過度渲染。年輕人有一個艱苦奮斗的過程，經歷各種艱難和辛酸，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全國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馬德秀認為，“雖是‘蟻族’，但最難能可貴的是這些年輕大學生們具有樂觀、自信、奮發向上的心態。另一方面，‘蟻族’現象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前我國大學生就業難和就業結構失衡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認為，“蟻族”現象不能說完全反常，但是，仍然有很多需要做的工作，應該盡可能改變這個群體的生存狀態。
參加兩會的政協委員報到當天，何永智、張禮慧、嚴琦委員就來到北京郊區的唐家嶺“蟻族”聚集區調研。重慶陶然居飲食(文化)集團董事長嚴琦說，“蟻族”的執著精神讓她感動，但她坦言，“蟻族”在觀念上有誤區。
“人是需要一種精神的，如果每個人都執著于非在北京不可，北京再大，也容納不了這么多人。我相信，在二三線城市工作，他們的住房問題甚至以后子女上學等問題，都容易解決得多。”
嚴琦認為，在大學教育階段就應該進行引導。她建議，一些地方大學，可由政府倡導、行業引導、企業參與，辦訂單式的特色大學，大學生也應該定向培養。
在馬德秀看來，“蟻族”的出現，有多方面原因，主要是歸結于個體就業觀念有待轉變，要進一步處理好個人就業意愿和社會發展需求之間的關系。“‘蟻族’們大多來自于農村以及偏遠、欠發達地區，因為偏遠地區和廣大農村第二三產業往往不發達，能夠提供的就業崗位本身有限。地理空間廣闊不等于就業機會眾多，部分大學生對到農村去、到中小城市去心存疑慮。”
因此，馬德秀認為，要有效地引導大學畢業生到中小城市，以及中西部省市和農村地區去就業，建議既要立足當前，采取有效措施應對當前現況；又要放眼長遠，解決制約大學畢業生就業的結構失衡問題。
“有發展前途的、正在發展中的大城市，肯定物價高、房價高、競爭激烈。”葛劍雄說，“大學畢業生在競爭中要理性，要正確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能都指責社會，‘蟻族’現象并不能完全靠社會解決。當然，政府有責任進行引導，要把產業導向、信息、城市發展等及時告訴大家。要促進人才合理流動、合理配置。”
他同時提醒，現在一些“蟻族”的生存環境，容易使人產生精神上的障礙、使人焦慮，也容易產生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對這種現象一定要引起重視，政府要關心這些地方，“有的可以改造得好一點，提供一些公共服務，整治環境，加強安保，保證他們的安全”。
葛劍雄認為，最好的辦法還是政府能夠給他們提供可以接受的租賃房，這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聚居現象。
據了解，此前，在武漢、青島等地的兩會上，代表委員們紛紛建議要盡快建立高校畢業生廉租房保障制度。北京政協委員建議政府為“蟻族”建創業公寓；重慶人大代表建議公租房細分功能區，設大學生“蟻族”公寓等；江蘇則率先在全國推出了重點針對新就業人員和外來務工人員的公共租賃住房。（記者 崔玉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