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0月11日電(記者宋振遠、陳芳、劉健、張軍)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正在召開，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中國農村改革翻過一座座梁，跨過一道道坎，風雨兼程走過了30個年頭。
如今，統籌城鄉，科學發展，加快形成城鄉一體化新格局，已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主題。
站在“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新起點上，兩個基本問題擺在我們面前：農村改革30年有哪些核心經驗應該堅守？城鄉一體化改革的突破點和著力點又在哪里？
“五根金線”串起中國農村“千年未有之變局”
旨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中國農村發展百人獎10月18日將揭曉。連日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業部和中國“三農”問題研究機構的權威人士聚首北京，遴選推動農村改革發展的杰出代表，梳理農村改革的基本經驗。
作為評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謝陽說，黨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新格局的戰略思想。給農民平等權利，給農村優先地位，給農業更多反哺――為了找到這一統籌城鄉的科學發展之路，中國改革歷盡艱險。
評委們的感受，與普通農民的感受是相同的。
山東蒼山縣農民不會忘記，上世紀80年代后期曾因農民負擔重，釀成震動全國的蒼山“蒜薹事件”。為銘記教訓，蒼山縣修建了“大蒜警示塔”。撫今追昔，蒼山農民黃啟光感覺像做夢。他說：“種糧不納稅，政府發補貼，孩子上學免學費，看病還有合作醫療，這真是‘千年等一回’啊！”
30年來，中國農民的命運發生了三次大變化：第一次是改革初期包產到戶，億萬農民一舉解決了溫飽問題。接著是農村稅費改革，取消農業稅，農民歷史性地告別“皇糧國稅”。現在則是“種糧給補貼，發展給補助”，億萬農民正邁向城鄉一體化發展新階段。
梳理農村改革30年的核心經驗，農業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洪遠等權威人士認為，有“五條金線”貫穿其中：其一，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是農村改革發展不斷取得新突破的內在動力。其二，經濟上保障農民物質利益，政治上保障農民民主權利，是農村改革始終遵循的一條基本原則。其三，堅持市場化改革取向，是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活力源泉。其四，根據“三農”的階段性要求，不斷解放思想，漸進式推動改革，是農村發展的基本要求。其五，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是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目標的關鍵。
在這一過程中，農民政治上走向民主自治，經濟上正在實現由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至2007年的4140元，增長近30倍。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以不到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約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主要農產品供給呈現總量平衡、豐年有余的格局，用事實回擊了“誰來養活中國”的質疑。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從2．5億減少到1500萬，貧困發生率從30％降至不足3％，成為全球減貧的“樣板國”。
在這一過程中，鄉鎮企業和小城鎮崛起，億萬農民變成市民，開創了中國特色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道路。2007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44．9％，比改革初提高約30個百分點。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農民首獲種糧補貼，新農村建設起步，實施了“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戰略轉變。
改革的實踐反復證明：什么時候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業和農村就快速發展；什么時候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業和農村就停滯甚至萎縮。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認為，中國首先啟動農村改革，以農村改革推動城市改革，又以城市發展支持農村發展，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建設之路。
破解城鄉二元結構舊體制“正當其時”
回眸中國農村改革發展30年，有兩個標志性村莊是人們不得不翻看的篇章，即安徽小崗村和江蘇華西村。
如果說小崗村率先“包產到戶”開出的農村改革之花，讓億萬農民一舉解決了溫飽問題；那么華西村結出的工業化、城鎮化之果，則讓億萬農民看到了中國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夢想。
今天，你在華西村看完漫山遍野油菜花后，馬上就被領到現代化的工廠和流水線參觀。這種鄉土文化和現代文明的組合，構成了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美好圖畫。
中國城郊經濟研究會會長包永江說，目前中國還沒有幾個華西村，大多數農村仍像小崗村，雖然解決了溫飽，但離新農村建設的發展目標還有較大距離。
國務院日前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專項報告顯示：2007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9.5％，為1985年以來增幅最高的一年；同期，城鄉居民收入比擴大至3.33∶1，絕對差距達9646元，為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
國家統計局農村司副司長盛來運說，增幅最高、差距最大――兩組指向相反的數據同時出現，折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深層次矛盾：城鄉二元結構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
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促進農民增收又被當成“三農”工作的中心任務，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惠農措施，扭轉了農民收入一度低迷徘徊的局面，農民收入呈現快速增長態勢，增幅實現了1985年以來首次連續4年超過6％。
盡管形勢好轉，但由于農民收入基數低等原因，我國農民收入的增速，仍低于國民經濟的增速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
中國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陸學藝分析說，從生產能力看，中國已達到人均3000美元左右的中等國家水平；而從收入主體看，中國還是以低收入的農村人口為主，具有人均500美元左右國家的典型城鄉人口結構特征。這種二元社會結構，是城鄉差距繼續拉大的根源。
縱觀世界經濟發展規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壯大，離不開勞動力、土地、資金等發展要素的“凈流入”。而受二元社會結構和傳統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響，我國農村的發展要素長期處于“凈流出”狀態。
勞動力凈流出――以青壯年勞動力為主體的2億多農民進城務工，其積極作用是增加了農民收入、促進了城市化進程，但也使農村出現“三化”現象，即農民兼業化、農村空心化、農業弱質化，導致農業粗放經營。
土地價值的流出――據中國城郊經濟研究會調查，由于土地長期計劃征用，土地用途轉變增值的收益分配中，政府得60％至70％，村級集體組織得5％至30％，農民只得到5％至10％。據國土資源部的有關調查，近年來非法批地案件中，地方政府和涉及政府為違法主體的案件占80％。
農村資金的流出――隨著縣域銀行營業網點和信貸功能的收縮，在農村吸收的金融資金通過上存，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企業和大項目。農村郵政儲蓄機構一度只存不貸，形成巨額資金“漏斗”，隨著近年來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推進，郵政儲蓄開始辦理農貸業務，局面才有所改觀。
上述“三要素”的流出，加劇了城鄉社會矛盾。
正是基于對國情的清醒認識，十六大以來，中央將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胡錦濤總書記明確要求，要按照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要求，實施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戰略轉變。
正是帶著深深的憂患意識，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如果我們懂得了農業，也就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因為沒有農村的小康，就不會有全國的小康。
正是帶著發展的緊迫感，新世紀5個中央一號文件多次強調，糧食安全的警鐘要始終長鳴，鞏固農業基礎的弦要始終緊繃，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要始終堅持。
農村發展要素市場化改革在試點中推進
中國已站在“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歷史新起點上。今后，通過什么途徑和手段改革發展，關系到城鄉一體化進程的推進速度。
從2007年起，中央啟動了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經國務院批準，設立了重慶市和成都市兩個試驗區。兩地以建立統籌城鄉發展的體制機制為目標，在促進公共財政向農村傾斜、公共設施向農村延伸、公共服務向農村覆蓋、現代文明向農村傳播等各個領域進行了大膽探索。
綜觀重慶和成都的改革創新，發展規劃、產業布局、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勞動就業和社會管理等各個方面，都有一條清晰的主線：按照科學發展觀要求，調整財政收入分配結構，讓更多發展要素向農村集中。
事實上，這種改革已不限于重慶和成都。從國家層面看，打破城鄉二元體制的改革正緊鑼密鼓地進行。
權威人士表示，“今后的中國改革，將重點放在勞動力、資金、土地等農村要素市場的發育上。”
勞動力――一方面，國家全面推進農民工制度改革，加快解決農民工就業、社保、子女教育、戶籍等實際問題，為農民工向新市民轉化創造條件。另一方面，全面加強培養有技術、有文化、懂經營的新型農民，為新農村建設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宋洪遠說，從本質上講，農民收入問題是一個就業問題。在“三農”問題中，農民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收入水平低，從而導致消費不足，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只有開通城鄉之間和城市內部的勞動力市場，才是打開農民收入問題“死結”的鑰匙。
資金――一方面，全面建立向“三農”傾斜的公共財政分配體制，承諾社會事業等方面的財政增量支出，至少70％用于農村，國債資金用于農村的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二。另一方面，探索建立資金回流農村的硬性約束機制，逐步構建商業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小額貸款組織互為補充的農村金融體系，讓更多金融資金用于農村發展。
土地――在穩定農村土地家庭經營制度的基礎上，探索土地制度創新的有效方式。如在穩定現在土地承包關系不變的前提下，建立農村土地流轉交易平臺；提高失地農民的政策補償水平；啟動農村與城市建設用地“同地同價同收益”試點。
重慶市江津區牌坊村77戶農民土地入股辦起仁偉果品公司。過去扔下柑橘不管的村民劉偉，近來把在城里開的首飾店留給妻子打理，自己回到公司做起管理員。剛領到公司“土地股二次分紅金”的劉偉說：“把土地入股了，公司就是我自己的，現在管好這些柑橘樹，將來就會變成搖錢樹。這叫土疙瘩也能下金蛋，還一茬接一茬的。”
農村土地是農民最大的財富。一系列土地制度的創新，顯示農民正在分享更多的土地溢價。
與此同時，要保證“三要素”回流農村，還需在制度創新上下功夫。權威人士表示，當務之急是適應科學發展觀的新要求，探索建立向農村工作傾斜的新型干部考核培訓體系。同時以農村綜合配套改革為支點，全力推動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進程。此外，要積極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村專業合作社，提高農民的組織化水平和市場主體地位。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人們期待并相信，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有關重大決定，將加速城鄉一體化進程，開啟中國農村發展又一個嶄新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