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7月5日電 7月5日出版的光明日報刊登了署名益多的文章《從“四個不支持”看中央對達賴的政策》，全文如下：
7月3日，新華社發布消息，透露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杜青林會見達賴喇嘛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堅贊等人時強調，中央對達賴喇嘛的政策是一貫的、明確的，對話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達賴喇嘛要是真的希望在有生之年為國家、為民族、為西藏人民的福祉做有益的事，就應公開、明確承諾并以實際行動不支持干擾破壞北京奧運會的活動，不支持策劃煽動暴力犯罪活動，不支持并切實約束“藏青會”的暴力恐怖活動，不支持一切謀求“西藏獨立”、分裂祖國的主張和活動。此次中央與達賴方面的接觸備受境內外關注。其中，中央對達賴的要求從“三個停止”轉變為“四個不支持”尤為引人注意。
筆者查閱了今年5月中央有關部門與達賴私人代表在深圳接觸后的表態，“我們希望達賴言行一致，真正停止分裂祖國的活動，停止策劃煽動暴力活動，停止破壞北京奧運會的活動，為下一次接觸商談創造條件�！边@兩者有何不同呢？
從內容上看，此次增加了“不支持并切實約束‘藏青會’的暴力恐怖活動”的內容，這一變化具有特殊意義。眾所周知，“藏青會”是達賴集團內部公開、頑固堅持“西藏完全獨立”的組織，也是目前達賴集團內活動最為活躍的組織，其許多成員進入達賴集團重要機構和權力核心。今年拉薩“3·14”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以及此后藏區發生的一些嚴重違法事件，“藏青會”均是主要組織、策劃、實施者之一，且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即使在5月4日中央有關部門與達賴私人代表在深圳接觸并提出“三個停止”要求后，“藏青會”仍然我行我素，打著效忠達賴喇嘛的旗號，變本加厲地進行一系列分裂破壞活動。5月6日，“藏青會”開始在一些國家搞所謂“西藏獨立火炬”接力活動，公然聲稱“主要目的是要求全世界負責任的公民和政府站出來，抵制北京奧運會，并幫助我們奪回我們失去的獨立”。僅6月19日一天，“藏青會”組織1600余人，分7批沖擊我駐尼泊爾使館領事部并在使館附近滋事，數次沖擊尼警方防線，嚴重威脅我駐尼使館人員安全，部分“藏獨”分子甚至試圖搶奪警械。如果任這種組織的暴力恐怖傾向繼續發展下去，不僅構成對中國、對世界反恐大局的威脅，而且也使素以“和平”、非暴力自居的達賴非常難堪。不支持“藏青會”這一條，使“停止策劃煽動暴力活動”更加具體、更有可操作性。
“四個不支持”更突出了對達賴方面應采取何種行動的具體要求。今年5月4日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前夕接受記者采訪時講，中國有句古話，叫“聽其言，觀其行”。我們判斷一個人的立場，不僅要聽他說了什么，而且要看他做了什么。這些年，人們看到，達賴一邊表示支持北京奧運會，一邊又對一些人干擾、破壞北京奧運會的活動視若罔聞；一邊宣稱反對暴力恐怖活動，一邊又對“藏獨”分子赤裸裸的暴力恐怖活動不加任何譴責；一邊說不贊同“藏青會”等組織的極端活動，一邊又辯稱他們的言行與自己無關；一邊宣稱放棄“西藏獨立”，一邊又為各種“變相獨立”的主張涂脂抹粉。這種態度，實際上是對反奧運的、暴力恐怖的、分裂主義的行為的縱容和支持。中央和全國人民對此看得很清楚，是無法容忍的。達賴如果真想使接觸商談取得進展，就必須以實際行動取得中央和全國人民的信任。
由此可見，“四個不支持”不表示“三個停止”的要求有什么變化，也不是其簡單重復，而是“三個停止”的具體化，同時，也更加便于達賴公開接受。如果連“四個不支持”這樣簡單的、常理性要求都不能接受、不能辦到，那么還有什么接觸商談的誠意可言呢？
這次中央有關部門與達賴方面的接觸還有很多新的變化，體現了中央的善意。一是達賴的私人代表事隔多年后再次來到北京，全國政協副主席杜青林予以會見，給予相當禮遇。二是專門安排參觀北京奧運場館，中央有關方面用心頗為細致。三是安排與藏學學術機構進行座談，便于客人更加全面、客觀地了解國內和藏區方方面面的情況，從而對中央的政策有一個更加深入的理解。這些對達賴私人代表不會不有所觸動。
回顧中央與達賴方面接觸的歷史，中央對達賴的政策是一貫的、明確的。1979年鄧小平會見達賴的二哥嘉樂頓珠時提出，“根本問題是西藏是否是中國的一部分，對與不對，要用這個標準來判斷。”針對達賴1987年在美國發表所謂“西藏和平五點計劃”；1988年在歐洲議會發表所謂“斯特拉斯堡七點新建議”，中央在1988年再次明確指出，“西藏獨立不行，半獨立不行，變相獨立也不行。”1997年，江澤民主席進一步提出，只要達賴喇嘛真正放棄分裂祖國的立場，停止分裂祖國的活動，公開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認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就可以與達賴喇嘛就其個人前途問題進行接觸商談。中央的立場一以貫之，始終沒有改變。
筆者認為，其中有兩點非常重要。第一，中央在原則問題上是堅定的。達賴領導的所謂“西藏流亡政府”完全是非法的，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承認它。達賴及其“西藏流亡政府”代表不了西藏人民，中央也不可能與之討論什么西藏政治地位、社會制度等早已解決的問題。第二，中央對達賴始終是留有余地，給予出路的。盡管多年來由于“藏獨”勢力的搗亂出現了各種復雜的情況，但中央始終保持與達賴的接觸。從1979年到現在，先后安排達賴的代表和親屬20多批回國參觀，2002年以來，達賴的私人代表已經8次與中央有關部門接觸，并曾赴西藏、廣東、上海、云南、廣西等地參觀。所有這些，都是希望達賴能夠真正認清形勢，向中央的要求和我國憲法的規定靠攏，做出正確的選擇。
筆者注意到，杜青林在此次會見中特別強調，“在西藏，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絕不會動搖的”。中央這句話已經不知講了多少遍，達賴方面應予深思，并以積極的行動響應中央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