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卡內基中國透視》10月刊文章,原題:全球金融危機與中國
發端于美國次貸危機的金融危機已經擴大到全球范圍。《卡內基中國透視》針對此次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以及危機根源等問題,采訪了美國權威金融學家陳志武、卡內基高級研究員蓋保德和彼得森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約翰遜。
談到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蓋保德對中國經濟的現狀持樂觀態度。他發現,中國已經成功地把通貨膨脹壓下去了,現在已經準備好刺激擴大國內需求。他在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國不僅擺脫了通貨膨脹的束縛,有空間來刺激國內消費,而且財政體系也有能力來支持這一擴張。他還寫道,“短期的貿易收縮會使經濟增長放緩,但這也只會持續幾個季度,不會更長。中國實際上是站在一個優勢地位上面對此次金融危機。” 陳志武則認為,“中國的一些金融機構還包括一些國有企業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會有一些在外匯市場與商品期貨市場中的損失暴露出來。但總體上中國的金融體系受的沖擊非常有限。”
“中國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所將承受的沖擊主要是在實體經濟方面。一些高度依賴出口的沿海省份,在接下來一兩年會受到非常大的沖擊。”陳志武認為,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的打擊會很大,這些對中國實體經濟的影響將在“明年更加具體地顯現出來。然而,“這次危機也給中國帶來一些好處與機會。過兩三年再回頭看,中國可能走出來是最大的贏家。”他指出,首先,能源與原材料價格的下降大大降低了中國經濟發展成本。其次,全球金融危機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壓力可能成為中國進一步做出實質性改革的動力,從而對中國整個經濟結構的調整有利。
有些人責怪中國引起了美國的次貸危機,因此也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3名專家都不同意這種說法。這種說法的邏輯是,中國向世界輸出過剩的廉價商品,導致美國人借貸過度消費;另一方面,中國把通過貿易盈余積累起來的大量外匯儲備投資于美國債券市場,也導致美國次級債券等金融產品的過度發行。陳志武認為這種說法沒有根據, “中國實際上是在美國有這些需求的情況下才生產這些商品的。美國公司提出訂單,中國公司才生產制造。”“為什么說問題的起源是中國給美國帶來的,而不是美國作為行為方、決策方自己先做出這些有問題的放貸與證券融資,才產生過剩需求,從而在根本上造成了今天的局勢?”他還指出,“美國社會不會有太多人把這種說法太當一回事;中國也沒必要過于敏感。”
蓋保德則從時間順序上辯駁了把危機歸咎于中國的這種說法。他指出,美國房市在2000年、2001年左右就出現泡沫,到2003年、2004年問題已經越來越嚴重;而中國的貿易盈余在2004年以前都較小。因此,從時間先后順序上來看,這種說法也站不住腳。
許多學者預測,這次危機以后,政府監管將更得人心,因此也將在各國更受提倡。蓋保德反對將政府監管政策過于簡單化。他指出,“不是更多或更少的政府監管(我們不能這樣思考)而是在什么階段,具體實行什么樣的監管。”陳志武則認為,即使加強監管是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從這次危機中得出的教訓,此教訓卻并不適用中國。“中國不是監管不足,而是監管得太多太細。金融管制使得金融市場對促進消費增長所能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中國如果不能在金融管制上根本上放松,中國經濟從靠投資、出口帶動經濟增長到靠國內消費帶動經濟增長的轉型就根本不可能。”
一些學者認為,這次金融危機是世界力量重心繼續從西方向東方轉移過程中的一個重要事件。陳志武認同危機后國際格局將更加走向多極化。“這次危機可能使美國的實力受削弱,同時使中國的實力相對提升。”但陳志武也說,“美國自由的媒體,多黨執政、互相制約的政治制度,再加上這么多知識分子能獨立自主地去思考這些問題。這些方方面面的從制度到學術上的優勢就保證美國自我糾錯的能力。這是中國國內人士不能低估的。”
約翰遜則認為中國和美國從危機中走出來以后都將成為相對的贏家,歐洲的實力會被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