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軟實力”,是與“硬實力”相對的概念。后者是指一個國家的經濟、政治(含外交)、軍事與科技的綜合力量,而前者則是以精神文明為主體的文化力量,包括語言文字、文學藝術、宗教哲學、價值體系,乃至行為模式、國民素質、生活方式等。兩者合而為一,構成綜合國力,這是毫無爭議的。
然而,在一個國家崛起過程中,硬實力和軟實力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均衡、不對等的。原因在于兩者的本質或屬性有所不同:在硬實力中,經濟以及直接為經濟服務的政治、軍事、科技等,都屬于社會結構中的下層基礎,而軟實力則純屬社會結構中的上層建筑。換言之,軟實力是建立在硬實力基礎之上的;如果沒有硬實力,根本談不上什么軟實力。
秦國走向強大的歷史
對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崛起而言,經濟實力是最重要的、決定性的,因為它是硬實力的核心部分。只要有了強大的經濟實力,不但強大的政治、軍事、科技實力將應運而生,而各種軟實力也將如影相隨。例如:當中國國民平均所得達到兩三萬美元時,新加坡華人就自然覺得華文易學了。
當然,社會基礎(或硬實力)和上層建筑(或軟實力)的相互關系,并非機械的、單向的,而是辯證的、雙向的。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到某種程度時,若要持續發展以進入較高階段,就得借助于其所衍生的各種軟實力,使之成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動力。然而,必須指出:硬實力與軟實力的主從關系或本末關系,在任何歷史階段,軟實力皆依附于硬實力,隨硬實力而浮沉消長。
至于一個國家、民族崛起過程中,如何發揮影響力?筆者認為必須首先依靠硬實力,中外古今似乎無一例外。
先看中國古代歷史。在戰國七雄中,秦國實力較弱,初期只能“霸西戎”,但經過商鞅變法后,國富兵強,秦王嬴政終于靠遠交近攻征服六國,創立統一的秦帝國。至于大唐文化盛極一時,聲名遠揚,長安一度成為世界文化中心。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唐帝國農業經濟發達,手工業生產力較高,以致國家富裕,硬實力十分雄厚。日本在“唐化運動”中全方位吸收中國文化,就說明了這點。
西方列強崛起靠硬實力
再看西方近代歷史。意大利雖繼承古希臘羅馬文化,為歐洲文藝復興的發源地,軟實力一度傲視于歐洲;但半島城邦林立,政治不統一,軍事力量很有限,未能建構一股強大的硬實力。因此,意大利在海外的影響力(含軟實力),甚至遠不如領土比它小的荷蘭。后者是以海軍、造船、航海、經商,建立海外殖民地而稱雄于世界。
西班牙在地理大發現后脫穎而出,成為海上強國,建立廣大的殖民地,將西班牙語言文化傳遍拉丁美洲,所以稱“十六世紀是西班牙的世紀”。但隨著其“無敵艦隊”先后被英、荷海軍擊潰,失去制海權,西班牙勢力日趨沒落,最終喪失了所有的殖民地,淪為二等國家。
法國在路易十四時代,雖是個典型的君主專制國家,但因其經濟、政治、軍事實力空前強大,是歐洲大陸的霸主,致使法國語文、藝術、飲食、服飾、時尚,廣受歐洲人的仿效,而盛行一時。各國簽定條約皆用法文,說法語成為上流社會的身份標志。這說明了一個民族的軟實力,必須借助其硬實力,才能拓展空間與發揮作用,使其影響力極大化。
大英帝國的興起,同樣主要依賴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在全球建立殖民帝國(號稱“日不落帝國”),同時輸出語言文化、文官制度乃至政治模式。時至今日,英文之所以成為使用范圍最廣的國際語文,并不是英文本身比其他語文(如中文、法文、俄文等)優越,而是因為十九世紀是英國的世紀,美國繼英國之后在二十世紀成為世界超級霸主,使得英文含金量最高。
美國獨立之初只有13個州,今日卻有50個州。其他領土的拓展是靠民主共和、價值體系的親和力嗎?當然不是。它主要靠的是連年戰爭與征服。蘇聯解體之后,美國成為當今惟一的超級強國,霸主地位又如何產生?是得自好萊塢電影與快餐文化嗎?是靠“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嗎?當然不是。
“永不稱霸”是中國的承諾
再談中國崛起問題。和發達國家一樣,中國崛起的過程,就是硬實力不斷發展的過程。所不同的是,西方國家的崛起一律采取了向外擴張模式,引發了一系列對外戰爭;但中國走的卻是和平發展道路,“永不稱霸”是中國對世界的莊重承諾,西方和日本大可不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無論是早期的“骨牌論”、“朝貢說”,還是當今的“中國威脅論”,皆屬無稽之談。
有人認為,中國人口龐大,國土廣闊,一旦強盛起來,對周邊國家自然構成威脅。他們似乎忽略了一點:中國國內問題多如牛毛,既復雜又棘手,是任何一國無法相比的,哪兒有余力去威脅他人?更何況自鴉片戰爭后的百余年間,中國不斷遭受列強的欺凌羞辱,哪能搖身一變為侵略者、壓迫者?
為了振興中華,中國必須擁有足夠強大的國防力量,以維護領土統一與主權完整,防止各種敵對勢力滲透、顛覆與制造事端,創造和平安定的周邊環境。過去有句戲言稱:“臺灣出肉彈,大陸出導彈;臺灣出歌星,大陸出衛星。”對西方人而言,肉彈、歌星當然魅力無窮,但對中國人來說,若無“兩彈一星”,則振興中華即成為廢話、笑話。
總之,“中國崛起須靠軟實力”之說,既無歷史依據,又脫離中國國情與國際政治,是個偽命題。 (新加坡《聯合早報》 文 符懋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