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時深度】一層層掀開美國面具！海外生物實驗室是美“軍事帝國”伸向世界的黑手

　　【環球時報報道】美國是世界頭號軍事強國，擁有遍布全球38個國家和地區的700-1000個海外軍事基地。從一開始，美國海外生物實驗室的建設就和戰爭活動密切相關。在相關地區部署軍隊之前，美國會在當地建設生物實驗室以獲取醫療情報，從而采取預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戰傷發病率。

　　除為軍事活動“打前站”之外，美國還通過建立海外生物實驗室開展衛生外交，并將這些實驗室作為防御生物戰與生物恐怖主義的前哨。俄羅斯指控美國在其海外實驗室進行生物武器研發。無論美國是否承認，其境外軍事性質生物實驗室的廣泛存在，都是美國現實主義政治的延續，是其打造軍事帝國的重要支柱。

　　名為生物實驗室，實為軍事機構

　　根據美國科學家聯合會2020 年2月的統計，美國國內目前有13個正在運行、擴建或規劃中的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以及1495 個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根據美國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締約國大會提交的數據，美國在全球30個國家控制了336個生物實驗室。不過根據美國國防部下屬國防威脅降低局(DTRA)和其他國家生物實驗室簽署的5629份合同，美國在本土之外的49個國家和地區部署有生物實驗室。

　　沃爾特·里德陸軍研究所是美國國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醫學研究機構，下設5個海外實驗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亞內羅畢的美國陸軍醫學研究肯尼亞中心、位于泰國曼谷的美國武裝部隊醫學科學研究所、位于德國森巴赫的陸軍醫學研究歐洲中心、位于格魯吉亞第比利斯的盧加爾公共衛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韓國的美國陸軍醫療物資中心。

　　其中，設在泰國的武裝部隊醫學科學研究所，是美國國防部控制的海外醫學研究實驗室中最大的一個，在尼泊爾、菲律賓、 柬埔寨、越南等國擁有不同級別的分支機構，存儲大量高危病毒、細菌、寄生蟲樣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國海軍部署了3個海外醫學研究實驗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邊的海軍醫學研究第二實驗室、位于埃及開羅的美國海軍醫學研究第三實驗室，以及位于秘魯利馬的美國海軍醫學研究第六實驗室。其中，位于埃及開羅的第三實驗室主要負責西非、中東和亞洲西南地區軍事人員的疾病研究與監控，擁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野外和醫院研究場地，并在加納擁有瘧疾實驗場地。

　　美軍官方和建制類醫學實驗室的工作范圍通常會輻射鄰近區域，并擴展到鄰國的較小衛星實驗室。美軍這些官方實驗室及其附屬衛星實驗室通常是在冷戰期間設置的，本身就是軍事機構，因此軍事意味濃厚，長期從事傳染病檢測、研究與診療工作，軍民兩用，已經深深嵌入全球傳染病監測網絡。

　　從一開始就是危險之路

　　美國本土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的迅速發展，與歷屆政府的生物技術戰略相關，也與21世紀科技變革有關。在美國政府和軍方的資助下，美國本土生物實驗室開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組、病原體功能獲得等爭議性的生物技術兩用研究。

　　在海外，特別是獨聯體國家，美國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實驗室。華盛頓這樣做的一大原因是為了規避國內風險。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規的約束下，美國本土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開展生物防護研究的研發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預算或財政資源、人力資源等跟不上，出現生物管制劑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風險就會極大增加，而這將激起社會輿論討伐，進而推動相關立法，從而使與病原體相關的生物技術研發陷入新困境。

　　相較之下，美國在海外建立生物實驗室，直接開展或簽署保密協議委托他國開展生物技術研發，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價比。此外，在海外建設和運營生物實驗室，也為美國政府機構、高校、企業、非政府組織等，以“生物醫學研發”和“全球衛生合作”為借口參與各類活動，提供了更廣闊的國際舞臺。

　　需要注意的是，美國在海外生物實驗室積極開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術研發，從一開始就是一條危險之路。從本質上看，這只不過是華盛頓轉移風險的權宜之計。美國海外生物實驗室的管理體系不完善、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可能導致這些實驗室進行更多的極端生物實驗，引發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風險外溢。根據美媒的報道，自2003年以來，美國國內外生物實驗室發生了數百起衛生安全事故，實驗室所在國家和地區還不斷發生和實驗有關的疫情。

　　對外衛生援助成為獲取地緣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國在海外建立生物實驗室，從一開始就和戰爭密切相關。1898年，美國時任陸軍醫學總監喬治·斯滕伯格分別在古巴和菲律賓建立了美軍最早的兩個海外實驗室，以研究美西戰爭期間對美軍造成重創的傷寒癥和黃熱病。二戰期間，美國軍隊深受各種傳染病的困擾。二戰后，美國陸軍和海軍研究人員日益重視海外醫學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對當地人以及美國部署在當地士兵的影響。

　　美國的對外衛生援助是其實現地緣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實驗室是華盛頓開展衛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國中央情報局2000 年發表的報告稱，傳染病有可能加劇大國為控制稀有資源而展開的斗爭，從而影響美國國家安全。2002 年，美國國際開發署發表題為《國家利益中的對外援助》的報告，認為對外援助將會成為一種至關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國國際開發署還將促進公共衛生的發展作為美國對外援助的6個重點之一，并在之后啟動為期10年的新發流行病威脅計劃。2014年，美國政府又提出“全球衛生安全議程”概念，力圖加強華盛頓主導下的全球衛生安全戰略統籌。

　　美國國際開發署、國立衛生研究院科研項目等資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過促進合作國與受援國之間的科學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設等，維護與提升華盛頓的地緣政治利益、國家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例如，美國海軍醫學研究第二實驗室成功研制并推廣了治療霍亂的“海軍療法”，極大地降低了菲律賓、印尼、韓國以及馬來西亞等國霍亂患者的死亡率。該實驗室通過開展傳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監測，加強了美國對其他國家公共衛生領域的援助，維護了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利益。

　　根據美國的說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實驗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戰與生物恐怖主義。蘇聯解體后，在其加盟共和國內，美國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義為由，實施“減少威脅合作計劃”。美國國會2008年通過一項法案，將該計劃向中東和亞洲方向拓展。美國2013年又通過新一輪“減少威脅合作計劃”，在其中增加了全球衛生安全目標。目前，美國“減少威脅合作計劃”與26個國家有合作。

　　是否研發生物武器？

　　雖然美國否認在其海外實驗室進行生物軍事活動，然而近年來，這些生物實驗室多次被爆進行非法實驗。韓媒就曾報道稱，駐韓美軍多年來在韓國多地運營涉及嚴重危險生物制劑和毒素的生化實驗室，在韓國首爾、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桿菌等生化武器的實驗室，并且計劃進一步擴大實驗室范圍。面對質疑，駐韓美軍承認在韓國大邱地區進行生化武器試驗。

　　美國是否在研發生物武器，本是一個事實性問題，但因為華盛頓設置的重重障礙，這個問題已經變成一個謎團。首先，當前國際生物軍控體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國20多年的獨家反對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機制并未建立起來；其次，美國矢口否認俄羅斯的指控，堅稱自己沒有進行軍事生物活動，然而對于在海外實驗室到底進行了哪些研究、進展到什么程度，美國將沉默進行到底。

　　中國古話說：“聽其言，觀其行。”要知道美國在海外廣泛建立生物實驗室的真實目的是什么，我們還需要對其行為進行分析。筆者認為，美國海外實驗室進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超過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烏克蘭危機就暴露出，美國在烏開展諸多與高等級病原體相關、極復雜的生物實驗。從專業角度來看，烏克蘭的經濟科技發展水平決定了其國家戰略需求，特別是國家生物安全需求，還不可能、也不需要達到如此精細的程度。此外，美國和烏克蘭生物實驗室簽署的合同顯示，美國對這些實驗室擁有絕對控制權，且禁止生物武器研發技術外傳。雖然美國否認在烏進行生物軍事活動，但在事實面前，美國簡單粗暴的否認并沒有說服力。

　　轉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樣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烏軍事沖突爆發后，俄羅斯公布的文件顯示，美國在烏生物實驗室將大量來自烏克蘭各地區、完全屬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樣本轉移到國外。3月13日，烏安全局一名前官員表示，美國在烏生物實驗室正在研發一種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雖然國際社會目前還沒有辦法對此進行核實，但美國確實在開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擁有兩大先天優勢。

　　首先是技術優勢。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創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發方面“獨領風騷”，并長期以來通過多種舉措維持這種主導地位。在可以預見的未來10年，美國的全球生物科技龍頭地位依然難以撼動。美國防部正將生物技術現代化作為優先工作事項之一，加快制定國防生物技術發展十年路線圖，升級現有技術體系，滿足軍隊新型備戰需求。

　　其次是戰略謀劃優勢。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具有全局性優勢。從2014年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生物技術辦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為一項核心學科，代表了國防科技的未來”，到美國科學院《合成生物學時代的生物防御》報告表示“政府應該密切關注(合成生物學)這個高速發展的領域，就像在冷戰時期對化學和物理學的密切關注一樣”；從美國國防部凈評估辦公室20YY生物戰戰略研究，到兩黨生物防御委員會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羅”計劃倡議，美國戰略安全界抱有強烈的競爭意識和國家戰略利益意識，傾向于打造帶有進攻性趨向的生物威懾體系。

　　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所說，要打消國際社會對美國海外生物實驗室的疑慮，美國應該本著負責任態度，對其生物軍事活動作出全面澄清，應該開放這些實驗室供國際專家獨立調查，并停止獨家反對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機制。對于這些要求，美國置若罔聞。

　　不過，即便坐實了美國海外生物實驗室進行違法和違約行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難打到美國政府頭上，因為從歷史上看，美國這些海外行動的決策者、執行者極其善于鉆國內以及國際法律空子。他們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讓這些海外實驗室“聽命于”美國，但其法律身份卻和美國政府沒有關系。

　　軍工復合體與資本的畸形聯姻

　　美國本土與海外生物實驗室數量龐大、種類繁多，且軍事部門深度參與。筆者推測美國的動機主要有二：一是處心積慮發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開發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進生物科技助戰、備戰，并在全球搶占生物領域優勢。通過對美國本土和海外生物實驗室的發展歷程進行分析，我們可以說，即便美國沒有在這些實驗室進行生物武器研發，它也正走在一條危險道路上，時刻處于懸崖邊緣，并很有可能達不到其預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國在東歐、中亞、東亞等海外生物實驗室的不透明、甚至激進的做法，進一步模糊了進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術研發的邊界，加劇了病原體實驗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發的風險，催生了生物武器技術加速擴散新風險，加大了人為主動因素誘發的局部地區激烈對抗、戰爭風險、全球資本市場風險。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這些海外生物實驗室為平臺，美國戰爭經濟“養大”的軍工復合體，可能與華爾街資本進行畸形聯姻。美國國防威脅降低局已經將大部分工作外包給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營公司，這些公司不需要對國會負責，可以更自由地運作，并繞過法律的約束。

　　一個讓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國舊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經推出了首個商業化的疫情評估和防范平臺，通過數據分析幫助保險公司制定對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險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經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出資組建的IQT公司簽署戰略協議。

　　2月24日，俄烏軍事沖突爆發，隨即美國在烏克蘭以及其他國家生物實驗室的不透明活動被置于國際舞臺之上。對于美國在海外生物實驗室的活動，各國疑竇重重、憂心忡忡，而美國卻充耳不聞、視而不見。目前各種證據顯示，美國海外生物實驗室很可能在“玩火”，而這是一條不歸路。歷史證明，“基地”組織本質上是被美援喂大的，華盛頓最后養蠱卻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國可能重蹈覆轍。從長遠看，美國海外生物實驗室從事高風險活動，由此帶來的“后遺癥”不僅是這些實驗室所在國的災難，也會殃及各國人民。(作者王小理，系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生物組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