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最后一場辯論結束次日，筆者正好抵達華盛頓訪問，一位美國朋友半開玩笑地說，“今年美國大選辯論中提及中國的頻率僅次于以色列，你該高興了吧？”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大選中中國話題經歷了從人權問題到安全問題再到經濟問題的變化，且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1992年美國大選炒作中國人權問題，出現頻率只是個位數，反映了美國在冷戰剛結束后的勝利者心態和對西方制度與價值觀所懷有的優越感。2000年美國大選炒作中國構成的安全威脅，這是克林頓第二任期內共和黨不斷鼓吹“中國威脅論”的延續，它反映了美國保守派對中國崛起的疑慮與不安。2012年美國大選突出來自中國的經濟挑戰，一方面是由于美國經濟的不景氣，同時也揭示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所帶來的沖擊效應。

　　20年來，美國在變化，中國在變化，兩國的發展態勢和力量對比也在相應地發生變化，從而給中美關系帶來了新的影響。美國黨派政治和利益集團政治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削弱了美國政治精英的制度優越感，降低了他們向別國推廣美國價值觀的底氣，在人權和價值觀上敲打中國已顯得不合時宜。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使美國患上戰略疲勞癥，不期而至的經濟危機使得國防預算的削減不可避免，在此情況下兜售中國軍事威脅很難再有賣點。鑒于經濟形勢的嚴峻和公眾對經濟問題的壓倒性關注，羅姆尼于是選擇在經濟上炒作中國議題，既作為攻擊奧巴馬的射擊點，也以此吸引公眾的眼球。

　　當然，把中國議題完全歸咎于羅姆尼的競選策略有欠公允。事實上，今日美國朝野對中國的關注度遠超以往。在奧羅最后一場辯論中，話題之一就是“中國的崛起與明日的世界”，辯論的設計者把中國“單挑”出來并與未來世界的走向相聯系，這是從未有過的。總體而言，這對中美關系究竟釋放了什么樣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