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起源開始，古希臘奧運會就是一項社會、宗教和政治活動，而非著眼于體育或經濟利益。自從奧運會從1896年復興之后，這一趨勢在不斷強化。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世界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體育運動的外延作用不斷擴大，體育運動的社會、政治、文化意義不斷深化，其所體現出來的社會人文主義價值遠遠超過其體育運動價值，已經成為現代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社會政治文化活動。
墨爾本和悉尼兩屆奧運會為澳大利亞提供了舞臺，展示其作為后殖民時期一個重要國家的崛起。東京、墨西哥城、首爾、北京以及2016年的里約熱內盧奧運會也同樣是一種象征，它意味著這些國家登上了“世界舞臺”。對其他發達國家來說，舉辦奧運會的動機可能更多是為了證明他們依然是世界強國，在世界事務中擁有話語權，有足夠的實力舉辦全世界最復雜、規模最盛大的賽事。
倫敦奧運會的口號是“影響一代人”，在經濟衰退背景下這種帶有樂觀主義色彩的勵志口號顯得尤為重要。奧運的影響不會隨著一個月的賽事結束戛然而止，它將繼續為整整一代人服務。而且奧運會所帶來的“歡樂效應”會讓民眾情緒高漲。這種影響也許不僅僅意味著一場奧運會對英國帶來多少國內生產總值，創造多少就業機會，擴展多少企業業務，關鍵是能在經濟持續低迷的背景下鼓舞人的信心，注入新的活力。
媒體報道顯示，英國政府文化、媒體和體育部早在2002年的一份內部報告寫到：對重大賽事聲稱能帶來多種預期收益的量化證據是很薄弱的，這些賽事和社會活動的意義更在于歡慶而非經濟回報。
倫敦卡斯商學院非營利部門管理學講師，慈善、捐助及社會投資高級研究員彼得·格蘭特博士認為，“從社會和政治視角考量，奧運會無疑將更加重要。它帶來的國民幸福感也是無法量化的，而且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更為珍貴。”
格蘭特還堅決反駁了那些奧林匹克悲觀主義者的看法，即舉辦奧運會完全是一種浪費，應該把這些資金投入到產出更高的部門的觀點。盡管可能缺少經濟和體育方面的效益，他的樂觀看法來自于更廣闊的歷史角度。“因此，只是把奧運考慮做一項體育和經濟活動是一種狹隘的觀點。”格蘭特補充說。
在格蘭特博士看來，喬爾吉斯·卡維茲索斯和斯蒂芬·澤曼斯基教授在《國民福利與國際體育活動》中對多項重大體育賽事進行了分析后的研究結論是合情合理的，研究結論認為重大體育賽事為主辦國帶來的經濟效益基本上是不足掛齒的。同樣，倫敦申奧的其他理由也大致如此，比如它會提高民眾尤其是年輕人群參與體育運動的積極性。(袁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