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野田此訪,國內媒體報道中幾乎都強調其特殊背景,即野田是日本民主黨上臺后首位正式訪華的首相,也是兩年多來第一位訪華的日本首相。所以不少媒體將其稱為今年中日關系的壓軸戲、收官作,也將其視為明年中日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為契機推動雙邊關系進一步發展的預熱之行、開局之旅。
12月25-26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對中國了進行正式訪問,先后與中國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等最高領導層見面會談。這次訪問該如何評價,對中日關系影響如何,是學界和媒體議論的焦點。
對于野田此訪,國內媒體報道中幾乎都強調其特殊背景,即野田是日本民主黨上臺后首位正式訪華的首相,也是兩年多來第一位訪華的日本首相。所以不少媒體將其稱為今年中日關系的壓軸戲、收官作,也將其視為明年中日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為契機推動雙邊關系進一步發展的預熱之行、開局之旅。
不過,人們或許還未注意到野田訪華還有如下背景和事實:
其一,此訪雖然在時間上跨了兩天,實際上持續不到30個小時,是名符其實的旋風式訪問,但這種旋風式訪問無疑事出有因:日本國內國會預算的議會爭奪戰即將拉開帷幕,野田完全是忙里偷閑突擊出訪;包括福島核電站后續處理等難題在內的震后重建任務堆積如山。
其二,野田離開北京后,下一站將赴印度訪問。他忙里偷閑突擊訪問中印,足見其對日本與這兩個金磚國家關系的戰略重視,但他在印度如何對待中國,或曰如何對待在外交戰略上如何對待中印,無疑是值得觀察的看點。同時,人們還應注意到,野田原本計劃明年1月對其盟國美國進行正式訪問,但日前盛傳由于奧巴馬忙于應付大選,加之對日本政局不確定性的認識,這一訪問可能暫停。
其三,此訪雖是民主黨上臺后(鳩山由紀夫和菅直人任內均為訪華),以及兩年多來日本首相首次訪華(上一次還要追溯到2009年4月來自自民黨的麻生太郎訪華),但中日高層的互動溝通其實并未停滯:2008年5月胡錦濤訪日,同年7月赴日本參加洞爺湖G8峰會,2010年11月赴日本參加APEC橫濱峰會,2010年5月和2011年5月溫家寶總理在一年時間里兩次正式訪問日本,后一次更是深入“3·11”大地震后的災區噓寒問暖,中日領導人還在其他多邊外交場合不時見面晤談。況且菅直人任內同樣沒有實現對美國的訪問,鳩山由紀夫雖然匆匆訪美,但被日本國內媒體和輿論普遍視為“成果寥寥”甚或“碰一鼻子灰”。
其四,自2010年9月因為釣魚島漁船船長被扣風波導致中日關系急轉直下以來,兩國之間雖然都在努力轉圜和修復,如領導人在國際多邊場合會談,溫家寶訪日并走訪地震災區等,但中日關系的僵滯態勢仍未徹底打破,離漁船風波之前積極健康的向好勢頭更有明顯差距。延續兩國高層互動勢頭,尋求擺脫兩國關系的相對冷淡,進而推動中日關系重回向好上升勢頭,也是內政不彰、民意支持低迷的野田當局的政治任務之一。
據此分析,野田此次訪華在戰略層面的任務是禮節性溝通,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定位。許多國人都將野田和日本前外相前原誠司視為民主黨內走親美反華外交路線的“年輕鷹派”,從其批評中國軍力增長、鼓吹日美同盟等論調看,固然有道理,但人們更應看到:松下政經塾出來的政客更是現實主義務實派。中日經貿上日趨上升的相互依存度,兩國微小糾紛和摩擦帶來的巨大負面效應,都將使其更加理性務實地對待中國,外交戰略也必將是“親美和華”而非“親美反華”。此訪的具體技術性任務則不外乎兩點:一是為日本產品尋求市場恢復和擴大,恢復中日經貿關系的良好勢頭,二是積極磋商兩國糾紛和摩擦的管控和預防,尤其是商談海上漁船糾紛、油氣開采糾紛及其相關危機的防范和管控,竭力避免2010年“9·17”漁船風波這類據具有蝴蝶效應的摩擦發生,三是針對近期朝鮮領導人去世帶來的不確定性,相互表達各自利益關切和訴求,交流穩定東北亞局勢的愿望和舉措。
旅美印度華人學者譚中曾經引述原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的名言:“中國強,日本就是妾;中國弱,日本就是賊。”并斷言:“中國近世紀的弱而窮,就是助長日本傲而兇的客觀原因。中日之間要能親善,關鍵在于中國的強弱,而不在于日本民性的善惡。”這一判斷十分精辟。我們應該要理解日本政壇中生代對于一個快速崛起的社會主義中國時出現的復雜心態,而不要輕易被其牽著鼻子走。相反,要有“任憑風浪打穩坐釣魚船”的持重淡定心態,只要自己處理好國內矛盾和問題,確保國家持續崛起的勢頭不受國內外因素影響而受挫甚或逆轉,中日關系的主動權就勢必日趨移向中國手中。果如此,則任憑野田、前原這樣的所謂“強硬右翼”當政也好,鳩山、小澤這樣的所謂親華鴿派當政也好,中日關系都將沿著更有利于中國,也讓中國更加主動的方向發展。(張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