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埃及政府相繼垮臺,利比亞、也門接近了內戰的邊緣,巴林、約旦、阿爾及利亞、沙特、伊朗等國也出現了程度不同的社會震蕩,中東北非地區似乎進入了三十多年來罕見的政治動蕩期。政治動蕩來源于社會矛盾、經濟停滯和政治不滿,人們希望通過政治變革改善生活環境。然而,政治動蕩并非總是帶來新的幸福生活,一些國家或地區反而因此進入了政治動蕩的惡性循環,人民生活每況愈下,地區局勢動蕩不安。
經濟困境不會因政治動蕩而消失,反而會因此而加劇。相反,經濟結構轉型或經濟質量提升需要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中東北非國家因為長期受外國干預,經濟結構單一,嚴重依賴國際市場,在全球化分工中處于邊緣位置。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英法兩國為了獲取石油利益,強行劃分了中東北非地區的國界線,埋下了日后長期存在的國與國之間、教派與教派之間的紛爭,確立了以資源、勞動力出口為主的殖民地經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蘇對抗主導了中東北非地區的政治、經濟格局,埃及等一些國家又形成了依賴外國援助的“乞討經濟”。冷戰結束后,美國在中東北非地區一家獨大,埃及、沙特、巴林、約旦等國對美國過渡依賴,利用美國提供的支持對抗經濟改革的要求。因此,中東北非地區苦難的政治史使其畸形的經濟結構長時期延續下來。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中東北非地區作為全球經濟鏈條中最薄弱的環節,最先斷裂了,并由經濟上的困難引發了政治動蕩。但是,正如美國“對外關系協會”主席哈斯所言,埃及的革命成功了,但是革命之前所有問題依然存在,沒有一個得到解決。經濟結構轉型需要一個高效的政府,但是埃及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不會產生這樣一個政府;經濟結構轉型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顯然埃及何時能擁有社會穩定是一個很大的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