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出版的《解放軍報》罕見地披露了極為神秘的中央軍委“一號臺”，稱其位于京西的一個小小院落，而且幾十年來都是由清一色的女兵組成。

　　看法新聞記者注意到，軍改后，這個連接黨中央、中央軍委“紅機”背后的單位隸屬于軍委聯合參謀部。“千萬不能小覷一次簡單的話務，其背后可能是黨中央的一項重大決策、中央軍委的一道戰斗命令。”指導員龐學勤語帶鄭重。

　　（軍委“一號臺”）

　　這些女兵連著“紅機”

　　軍報報道顯示，所謂的軍委“一號臺”實為軍委聯合參謀部某通信團長話站一中隊，成立于1960年，擔負黨中央、中央軍委對全軍實施戰略指揮的電話接轉任務。

　　幾十年來，這個由清一色女兵組成的群體，日夜值守在軍委“一號臺”，創造了處理話務數百萬次無差錯的驕人業績，獲評“全國三八紅旗集體”“巾幗建功先進單位”“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全國先進基層團組織”，5次榮立集體二等功。

　　在京西的一個小小院落，記者發現，準確、快速、熱情、保密等8個大字懸掛在機房的墻壁上。別看這些女兵的工作好像就是接接電話、找找人，單調枯燥，但個中乾坤和分量絕非常人所想。

　　“千萬不能小覷一次簡單的話務，其背后可能是黨中央的一項重大決策、中央軍委的一道戰斗命令。”指導員龐學勤語帶鄭重，“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做到絕對忠誠可靠。”

　　報道披露了軍委“一號臺”女兵們的兩件往事：汶川大地震，“一號臺”成為軍委領導的“全時秘書”。面對驟增十幾倍的話務量、每天上千次的撥打呼叫，女兵們的手指僵了、嗓子啞了，但沒有一人叫苦叫累，始終保證“指揮中樞”的暢通。

　　某次全軍重大演習，中隊工程師畢永紅帶領兩名話務員，攜帶設備遠赴雪域高原。她們主動切斷與親戚朋友的一切聯系，每天值守在野戰機臺前，圓滿完成戰略指揮通信保障任務。

　　新一輪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我軍建立起新的領導指揮體制，“一號臺”的保障用戶陡然增多。她們主動到新調整組建的軍委機關對接需求，與新成立的各大單位業務部門建立聯系，制訂個性化保障檔案；連續兩個月鉚在機房，修改錄入兩萬多條保障信息，確保“接哪哪通，叫誰誰到”。

　　2015年1月，《人民日報》微信曾刊發文章解密軍委“一號臺”背后的“紅機”。報道稱，它是最高級別的通訊電話，最顯著的特點就是，這部電話的整個機身沒有撥號盤，也沒有加密按鍵——它既不需要撥號，所有通訊也都是加密的。

　　在使用這臺電話時，只要說出你要找的人，接線員就會幫你把電話轉接到你需要的電話機那里。

　　總后“一號臺”女兵要記3000多號碼

　　看法新聞記者注意到，軍報的報道展現了“一號臺”女兵群體的3個細節：24小時備戰值勤、下連第一課在榮譽室上、遇到特殊情況應記下來。

　　對于第2個細節，文章援引了中隊榮譽室講解員康樂的話，稱其是一名2012年底入伍的大學生士兵。對于第3個細節，文章披露，下夜班后的康樂沒有回到休息室，而是坐到電腦桌前，將當天發生的兩例特殊業務處理過程、方法和心得輸入《特殊情況處理案例庫》，并在1653號案例上認真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2011年3月，《解放軍生活》雜志曾報道了負責原總后首長機關通信保障的總后“一號臺”，披露了女話務員的訓練過程。

　　文章稱，“腦、耳、手、口”是話務員的基本功，此外還要多練一項“功外功”——熟練掌握首長的手機號碼、車載電話號碼、首長秘書呼機號、總部與軍區迂回話線路以及長途區號等，做到問不倒、難不住。

　　（原總后“一號臺”女兵）

　　對于“腦”功，“一號臺”的女兵都能把3000多個電話號碼裝在腦子里，個個都像自己家里的電話一樣清楚。為了達到這個程度，她們連晚上睡覺時都在床頭放著手電筒、號碼本，有時半夜醒來，就用手電筒照著背記幾個號碼。

　　對于如何耳朵應對一些方言問題，姑娘們把全國各地的方言都錄下來反復聽記，還請首長秘書錄下首長的講話聲音，然后仔細辨、記清楚，直到一聽到首長的聲音就能知道是誰。

　　練好口功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一號臺”的一女兵播音主持專業畢業的本科生，普通話等級考試已經通過了一級甲等，可沒想到跟班時剛開口說話，就被班長批評了一番。

　　班長說：“你的聲音雖然很優美，但是太嗲。作為‘一號臺’的話務員，我們的語音、語調、語速、用詞等，必須符合軍隊工作和作戰的需要，既要優美讓人聽著舒服，又必須干脆利索、簡練明了……該女兵聽了后，調整發音習慣，還經常對著鏡子練口形，終于很快達到了要求。

　　對于她們如何練手功。在訓練室，會聽到噼里啪啦敲擊鍵盤的聲音，姑娘們手腕上綁著沙袋、掛著裝滿水的水壺，而且手腕必須離開鍵盤，盲打速度和精準度讓人驚嘆，平均速度為每分鐘150多個漢字。

　　“一號臺”女一號曾幫戰士討賠償

　　看法新聞記者注意到，軍報曾經關注過被稱為軍委“一號臺”的“女一號”費玲：1997年入伍，先后在某通信團駐京西賓館中隊、某通信團長話站等單位工作，常年堅守在黨中央、中央軍委指揮全軍通信保障與黨、國家和軍隊重大會議通信保障任務一線。

　　目前，她任軍委聯合參謀部某部政治處主任，還是全國人大代表。

　　“在這兒，我工作過5年。”2013年3月，軍報記者在京西賓館見到費玲，她流露出一股自豪。8年前，已在軍委一號臺擔負了4年通信保障任務的費玲，調任京西賓館電話隊。

　　上任那天，費玲以為可以松口氣。沒想到，剛調正連的她，任務卻是負責在京西賓館召開的全國、全軍性重大會議的通信保障任務。在京西賓館工作的5年中，她帶隊多次圓滿完成重大會議的通信保障任務。

　　（費玲）

　　2010年6月，費玲帶著榮譽重新回到軍委一號臺工作，負責通信保障任務，再次成為“女一號”。就在這時，通信站改造工程全面展開，面對重任，費玲把1歲多的孩子交給母親，全身心投入到工程改造中。

　　為不影響日常辦公，她把施工時間放在晚上12點以后，帶領骨干們每天忙到凌晨四五點，回去休息一會兒后，上午8點又“盯”著全站的通信保障。憑著這股勁，在通信沒有中斷一分一秒的情況下，費玲和她的團隊圓滿完成了施工任務。

　　2013年初，一紙命令，將從事10多年業務工作的費玲，任命為某通信團長話站教導員。她自述到，擔任教導員時曾帶過的一名戰士，其父母在村口承包過一個加油站，由于生意好，惹來當地一名青年眼紅。該青年在承包未果的情況下，糾集人把這名戰士的父親打傷，打人者雖被判刑5年，但高昂的治療費卻一分沒賠。

　　費玲了解清楚情況之后，專門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并積極協調予以合理合法解決。經過費玲的努力，這名戰士家最終獲得了26萬元民事賠償。“為基層官兵解決一些實際困難，是代表應盡的職責。”費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