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來，新聞這條路，已走了24年，我的“工齡”和《法律與生活》的年齡相比，小了6歲——2014年，《法律與生活》雜志創(chuàng)刊30周年，一個值得慶祝的年份。

　　《法律與生活》雜志社是我的一個家——這個家，讓我這個快50歲的人，內心深處有了一個真正的歸宿感——這種感覺，無論是過去、現(xiàn)在，還是將來，都將融化在我的血液里。

　　哈爾濱：坎坷新聞路

　　我酷愛新聞與寫作。讀大學二年級時，利用假期自費參加了中國婦女報社組織的新聞培訓，從金鳳、郭梅尼、郭玲春、艾豐等新聞界前輩那里，學到了很多知識。從那時起，我便立志走新聞這條路。但后來才知道，這條路并不好走。

　　1993年5月，我到北京出差，發(fā)現(xiàn)列車員高價倒賣臥鋪票，我根據(jù)現(xiàn)場采訪寫出的報道發(fā)表后，立即引起了黨中央、國務院的重視，全國開始整頓路風。

　　農村改革10年，一個村改成一筆糊涂賬，另一個村則走上了富裕路。發(fā)生在黑龍江呼蘭縣的兩個正反典型，我以《同是一方水土，相差如此之大》為題，在《經濟日報》整版刊發(fā)，引起哈爾濱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

　　1994年，針對某藥廠廠長因“沒有認領經濟指標”被免職事件，作為自由撰稿人的我，在《經濟日報》刊發(fā)了系列報道。《人民日報》二版頭條位置，也刊發(fā)了我采寫的報道，并配發(fā)了評論員文章。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據(jù)此進行了實地采訪，連續(xù)三天播報了這起事件。

　　被免職49天后，這位廠長官復原職。

　　黑龍江省縣團級以上干部，學習我采寫的這個系列報道，并借此開展了為期半年的“不換腦筋就換人”的“經濟環(huán)境大討論”。

　　1996年，我獲悉一家民營企業(yè)被當?shù)仉姌I(yè)局兩年“吞吃”損耗費高達120萬元之巨，經調查后發(fā)表的《電老虎兩年吞吃120萬》，引起各方“震蕩”。

　　哈爾濱某局向一家股份制企業(yè)索要紅利和股本金遭拒后，利用職權違法免掉了該企業(yè)書記和董事長職務，我又寫文予以揭露。

　　當我準備寫作某縣人民檢察院成立反貪局向企業(yè)索要錢款的報道時，已監(jiān)聽我電話兩個多月的檢察機關，將我?guī)ё摺�—那天�?997年1月16日，我正在醫(yī)院照顧患病的妻子。

　　《哈爾濱日報》和《新晚報》分別用整版版面，對被捕后的我進行了報道。當?shù)匕傩湛吹綀蟮篮螅�說這位記者是“正義的化身”。

　　15個月后，檢察機關撤銷案件，我被無罪釋放。

　　后來才知道，我的很多報道，直接“傷害”了哈爾濱一位主要領導。如果不是這位領導后來“倒臺”了，我恐怕不會再有機會繼續(xù)走新聞之路。

　　我的生活軌跡，因此改變。

　　我的兒子，因目睹我被抓而受到強烈刺激，不再會背“鵝鵝鵝，曲項向天歌”，成為一個不再會叫爸爸的病殘兒童，經檢查為“大腦缺氧腦細胞壞死”所致。

　　李秀平總編后來寫了一篇《一名記者的新聞旅程》，對我坎坷的新聞旅程做了報道，文章發(fā)表于2008年3月上半月刊。報道中的兩幅圖片，一張是我看望我兒子的照片，另一張是一個女孩趴在我后背上笑得很燦爛的照片。

　　那個笑得很燦爛的小女孩，是我把她的命從死亡線上拉回來的。她的名字叫“記還生”——記者還她一條生命。

　　如今，“記還生”生活得很好。

　　在李秀平總編發(fā)表《一名記者的新聞旅程》文章7個月后——2008年10月5日，我的兒子走完了他短暫的16年的人生之路，離開了這個喧鬧的人世，到了另外一個沒有煩惱、沒有憂愁、沒有病痛、沒有寒冷、沒有酷暑的清靜的世界。

　　和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紀委副書記趙洪祝合影

　　北京：漂泊新聞路

　　“記還生”的故事，是我到北京工作后，作為《華夏時報》記者，在哈爾濱采訪的一個新聞事件。

　　一個以撿破爛為生的農村婦女，超生后再度懷孕，被要求引產。2001年4月24日，醫(yī)院對其引產后，產下的女嬰竟然活著。院長要讓這個孩子“消失”。

　　我在《華夏時報》連續(xù)發(fā)表了4期報道，孩子終于回到父母懷抱。父母給她起名叫“記還生”——“記者還她一條生命”的意思。

　　2002年11月，《法制文萃報》總編張冠彬力邀我到《法律服務時報》工作，我成為該報新聞部主任，開始了真正的法制記者生涯。

　　我在這期間采寫的兩篇文章，分別獲得了第十六屆全國法制好新聞(深度報道類)三等獎、全國人大好新聞(通訊)三等獎。

　　2004年，《法律服務時報》改版，我到了《法制日報》內參部，開始了法制內參記者生涯。

　　吉林省某市中級人民法院個別領導和當?shù)匾晃婚_公司的同學，聯(lián)合制造假案，一個民營企業(yè)被拖垮。我經過四個多月調查，僅整理出來的錄音資料就有近50萬字。我的調查引起時任市委書記和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的高度重視。有關責任人受到了刑事和行政處罰。

　　做了一年多的內參記者，《法制日報》內部改革，我又一次失業(yè)，猶如“一粒塵埃”，在北京飄來蕩去。

　　但我對新聞事業(yè)還是“癡心不改”。

　　不久，我寫的一篇報道發(fā)表后，黑龍江七臺河市政府法制辦主任兼仲裁委主任劉某，在其掌控的政府法制辦網站上發(fā)表文章，對我的報道和我本人，使用了大量的貶損、侮辱性甚至誹謗性言辭。

　　我憤然起訴，將該市政府、法制辦、仲裁委及劉某本人告上法庭。《中國青年報》等媒體對該案做了報道。

　　我國著名侵權法專家楊立新教授，中國傳媒大學政治與法律學院教授、博導魏永征，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研究員張書巖，參加編寫《現(xiàn)代漢語詞典》修訂本、《現(xiàn)代漢語詞典補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詞典室負責人晁繼周等法學專家、語言文字專家一致認為，“法盲”、“無知”、“愚蠢”、“惡劣用心”、“顛倒黑白”、“幫助別人謀取不可告人的利益”等毫無異議地屬于貶損、謾罵、侮辱、誹謗性言辭。他們對劉某使用的言辭做出書面意見，認為構成名譽侵權。

　　可是，一審法院認定這些言辭為僅屬“言辭激烈尖刻”，在網站公布于眾只是“行為不妥”，“應予批評”。我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維持了一審判決。我的情緒一下子跌落到萬丈深淵，苦悶彷徨，無精打采，不知道今后該不該走以及如何再走新聞這條人生路。

　　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合影

　　《法律與生活》：給了我一個家

　　正當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搖擺不定的時候，《法律與生活》雜志社總編李秀平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李秀平鼓勵我把“媒告官”的經歷寫出來，并在《法律與生活》雜志發(fā)表了《我親歷的“媒告官”》這篇文章。

　　2007年8月，我正式加盟《法律與生活》——是年，我41歲。

　　加盟《法律與生活》后，我采寫的第一篇報道，是封面故事《宋莊房訟》，1.3萬多字的報道。

　　這個封面故事報道，采訪用了一個星期，寫作用了一個星期。在電腦上敲完文章最后一個字，時間是2007年8月17日23時20分。

　　數(shù)年前，北京通州宋莊農民，將閑置的宅基地上的私有房屋賣給了畫家。后來，當?shù)胤课輧r格飆升，個別農民起訴畫家，請求確認合同無效，判令畫家返還房屋。

　　糾紛實質是，農民住宅不允許出售給城市居民，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總是被無形地限制著。農村集體土地不能進入市場和流通，從而限制了農民私權利。

　　2007年9月上半月，《宋莊房訟》發(fā)表后，反響很大。業(yè)內人士認為文章“寫得很好，客觀公正，法律思考很到位”。

　　案件結果是，畫家退房給農民，農民賠錢給畫家。

　　2008年11月下半月，我發(fā)表的《司法鑒定之惑》封面故事，對司法鑒定亂象進行深度剖析，被采訪的專家和學者一致認為，司法鑒定實踐中存在的多頭重復鑒定、久鑒不決等突出問題，應早日得到根本解決。

　　2010年10月，司法部公布了遴選出來的10家國家級司法鑒定機構。我國司法鑒定更加規(guī)范化、法制化。

　　我不僅用筆去寫，而且用心去做，以一個新聞記者的名義，為那些弱勢群體鼓與呼，總得讓老百姓有一個哭的地方、有一個哭的機會。

　　2007年10月下半月，我寫了《“漸凍人”的絕唱》封面故事。文章背后，濃縮了我與這個特殊家庭的14年的特殊交往。

　　運動神經元疾病，世界上五大絕癥之一，這種疾病患者，全身肌肉萎縮，最后窒息而亡。這種病人被稱為“漸凍人”。

　　和世界著名物理學家霍金一樣，包俊艷也是這樣的“漸凍人”。這種家族遺傳性不治之癥，包氏家族4代人中有11人發(fā)病，而現(xiàn)在活著的，只有包俊艷一個人。

　　不幸的是，2004年3月15日，包俊艷發(fā)病，被專家確認患的是“肌肉萎縮性側索硬化癥”，得的是和她兩個同胞姐姐一樣的病。

　　包俊艷的兩個姐姐，在1993年年末，相繼患病，住進醫(yī)院。

　　1994年3月8日，婦女節(jié)那天，我得知信息后，決定采訪她們。當時，我的左臂摔傷，兒子住院動手術，岳父肺癌垂危。

　　當胳膊系著繃帶的我，出現(xiàn)在包氏姐妹面前時，她們頓時熱淚滾滾。后來，我采寫的萬字長文《同胞姐妹不同命運》，在當年4月26日的《法制日報》整版刊出，在全國各界引起強烈反響，數(shù)十家新聞媒體相繼刊發(fā)此文，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節(jié)目組也專程抵哈采訪后播出。全國讀者向包氏姐妹伸出了友愛之手。

　　1994年5月27日，包俊艷的大姐離世，一星期后，二姐也離開人世。我趕到火葬場，送了包氏姐妹最后一程。

　　從那以后，我只要到哈爾濱，就會到包俊艷家看望她和她的母親。包俊艷2004年發(fā)病后，我鼓勵她面對現(xiàn)實，把病情變化和心情如實記錄下來。

　　包俊艷做到了，她堅持寫《絕癥日記》，記錄她生命的變化，也爆出她一個驚人決定——捐獻活體供醫(yī)學研究。

　　于是，我在《法律與生活》發(fā)表了這篇《“漸凍人”的絕唱》。中央電視臺《共同關注》節(jié)目，對此采訪后也進行了專題報道。

　　我在哈爾濱跑市政府、社保局、醫(yī)院、街道辦、養(yǎng)老院等各個部門，為包俊艷爭取盡可能多的權利。替包俊艷給哈市政府等對她有過幫助的單位送錦旗。

　　包俊艷托人在2008年6月20日為我做的錦旗上寫道：“筆鋒飽含正義智慧，文章關注百姓冷苦。”錦旗被送到《法律與生活》雜志社，領導讓掛在墻上，一直沒有摘下來——這面錦旗就這樣一直鞭策著我、激勵著我、鼓舞著我。

　　2011年6月22日13時，47歲的包俊艷離開了人世。據(jù)她母親常秀英講，頭天晚上，她睡得很香，就這樣一直沒醒來。

　　她走得很安詳，沒受太多罪，也享受了人間關愛。她和兩個姐姐，在天堂聚首。

　　如今，70多歲的常秀英老人，只剩兒子、兒媳和孫女相依為命。

　　就在《“漸凍人”的絕唱》文章發(fā)表后半個月，包俊艷的弟媳婦告訴我，她和其他干了十來年的職工，“被藥廠一腳踹了”。

　　從2007年11月到2008年5月，正值哈藥集團制藥總廠裁員風暴，我寫了一系列報道。采訪時還找到哈爾濱仲裁委說情，為職工減免了3萬元仲裁費用。

　　和公安部副部長傅政華合影

　　用心和行動書寫良知

　　有些報道，是用筆來寫的。還有些報道，不是用筆寫，而是用心寫。對被采訪人來說，記者付諸的實際行動，也是最好的報道，是刻在百姓心中的文章。

　　當你幫助了很多人之后，會有更多的人找你反映情況，特別是那些最底層、最弱勢、最需要幫助的人，他們無錢、無勢、無權，更沒有關系，走投無路時才會找到媒體和記者，傾訴苦水，期盼幫助。

　　我也一直認為，作為一名記者，要善于做善事，要經常做善事，要會做善事，做一件善事，就等于幫助了一個人、幫助了一個家庭，就會讓被幫助者重拾生活信心，就是為社會和諧做了一點貢獻，就是為推動社會法治建設盡了一份力。

　　2006年，全國兩會前夕，一份農民上訪12年、從中央到地方有多位領導批示但也沒解決問題的材料，被遞到我手里。材料充分反映出當?shù)毓�安機關存在嚴重問題。

　　于是，我給現(xiàn)任公安局局長打了一個電話，說明了情況。這位局長表示，一定了解情況，幫助解決問題。兩會結束后，我第二次打電話，這位局長說，問題解決了。

　　我讓農民做了一面錦旗送給這位公安局局長，錦旗上“鐵面無私了陳案，執(zhí)法為民好局長”這兩句話，也是我?guī)娃r民想出來的。

　　2008年，全國兩會前夕，利用出差的機會，我和農民一起，把這面錦旗送給了那位公安局局長——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那位公安局局長。

　　局長說：“不用送錦旗，都是應該做的。”

　　我說：“并非所有單位和領導，都能把應該做的做好啊!”當著局長的面，我給市委書記打了一個電話，講述了錦旗背后的故事，最后稱贊書記“培養(yǎng)了一位好局長”。

　　送錦旗的路上，我們花了兩個多小時;見到那位局長，前后不到10分鐘。我們走后，局長繼續(xù)開會，研究工作部署。

　　2009年5月20日下午，我和總編在沈陽出差，突然我接到一個電話，電話那頭聲音急促：“盛叔，我岳父被害了!”我當時一下懵了，第一個反映是，被害者是一位農民，曾經得到過我的幫助，他是不是因為太正直、帶頭上訪得罪人了?

　　5月23日，我趕到那個縣城。死者的子女，抱住我大哭。我也淚流不止。

　　這時我才知道，那位農民是因瑣事被鄰居在農地用鐵鍬打死，死得很慘。

　　我給當?shù)毓�安局局長打電話表示，我們關注這起故意殺人案，希望能盡快抓獲兇手。

　　之后，我又找到鎮(zhèn)黨委書記，希望政府能盡量照顧這個貧窮家庭。當即，鎮(zhèn)政府就決定給死者的老伴兒最低生活補助。

　　我為這個缺了男主人的家庭，拍了一張“全家福”。這是一張讓人流淚的“全家福”。一年之后，那位農民的妻子，也離開了人世。

　　2011年2月27日，兇手被抓獲。2011年12月1日，被告人一審被判死刑。2012年8月16日，二審維持了一審判決。

　　你真心實意地幫助百姓，百姓就會把你當親人，就會記著你、想著你、念著你，說你的好。

　　2008年12月17日，黑龍江農民王連清將一份判決書寄到了《法律與生活》雜志社。

　　王連清和村委會有一起借款糾紛，2006年12月10日終審判決后，他申請執(zhí)行，但直到2008年12月17日，法院也沒有執(zhí)行。

　　我給法院院長打電話，院長以無法確定記者身份為由掛斷電話。我再次打過去：“根據(jù)憲法規(guī)定，公民反映法院不作為問題，你作為一院之長，你總要聽一聽吧?如果問題確實存在，你總不能不解決吧?”法院還是不去執(zhí)行。

　　2009年2月10日，我致電縣委書記。一個月后，法院執(zhí)行了一小部分;5月22日，我前往當?shù)夭稍L，7月中旬，法院又執(zhí)行了一部分。

　　實地采訪才知道，王連清幾近雙目失明，妻子也體弱多病，家境貧寒。村支書的哥哥，是縣里一位主要領導。我回到北京后，法院執(zhí)行再次擱淺。

　　8月24日、9月9日，我分別給鶴崗市委政法委執(zhí)法檢查室、鶴崗市委書記朱清文發(fā)函，希望能夠重視這起久拖不決的“小案件”。

　　發(fā)函不到一周，這起標的僅4萬余元的案件，終在輿論監(jiān)督下畫上了句號。

　　從那以后，王連清夫婦逢年過節(jié)就給我打電話問候，邀請我去“吃苦菜、吃開江魚”。老太太每次都說：“老弟啊，我們老兩口子一輩子忘不了你，你是好人哪!”

　　委屈、無奈與大愛之心

　　如今的記者，特別是調查記者，想說真話的記者，不僅“無冕之王”光環(huán)不再，而且還要經常遭遇被刁難。

　　2012年，我到寧夏采訪一起案件。某中級人民法院新聞中心主任，核實完我的記者身份后，開始出多道難題刁難我：

　　首先，介紹信只能開一個被采訪單位，不能一下子寫兩個或兩個以上單位。我只好給單位打電話，按其要求填好介紹信，發(fā)傳真過來。

　　其次，記者采訪，要兩個人才行。雖然我哭笑不得，但也只好讓他在當?shù)卣伊艘晃挥浾吲阃�采訪。

　　最終，對方同意我采訪了。

　　當我被領到會議室之后，卻又讓我大吃一驚——新聞中心工作人員把攝像機、照相機對準我，“噼里啪啦”地一陣錄、一陣拍。

　　我開玩笑地對新聞中心主任說：“你們對我的待遇還很高啊!”主任連忙解釋：“你是中央來的記者，我們跟你學習學習。”

　　我面對攝像機鏡頭，非常嚴肅地對新聞中心主任說：“現(xiàn)在，我鄭重聲明——你們對我拍的照片和錄像，未經我允許，絕對不能用于任何場合。否則，我將起訴你們侵犯我的權利!”

　　主任連忙說：“請你放心，內部資料，絕不外傳。”

　　采訪結束前，我面對攝像機鏡頭，再次鄭重地表達了我的嚴正聲明。

　　這是一次極其不愉快的采訪。當然，我采訪的內容，由于當事人反映的情況，與從法院了解到的情況出入甚大，就沒有再過問，更不可能寫文章了。

　　盡管百般刁難我，我也不怨恨那位新聞中心主任，因為，大家都是為了工作。

　　2013年春季，一位被判過刑的某地區(qū)檢察院檢察官于15年后發(fā)現(xiàn)新證據(jù)，有媒體報道了此事。

　　我前往調查該案。

　　查閱了大量材料后，我又冒雨來回行程5個多小時，到某地找到該案一位非常重要的證人。這位證人推翻了過去證詞，并在15年前的一份詢問筆錄上簽名畫押。

　　拿到這份材料后，我趕到該區(qū)法院。我被領進一個房間發(fā)現(xiàn)，區(qū)委政法委一位副書記、中級法院宣傳科科長和該區(qū)法院一位副院長，以及刑庭、立案庭、審監(jiān)庭、研究室等幾個部門的領導，在等待接受我的采訪。他們十分重視我的采訪。

　　我坐下后，發(fā)現(xiàn)我右前方和左后方，各支起一架攝像機，我對面還有3位法警。

　　我對他們說：“看來，我的待遇比你院對待那位上訪、申訴的原檢察官‘好’多了——你們對他信訪答復時，在政法委這位副書記辦公室，他身后是兩位法警，一臺攝像機錄像。今天，我的這次采訪，增加了一位法警，攝像機也多了一臺!真是不勝榮幸啊!”

　　我拿出調查到的那位重要證人的新證據(jù)材料，對著攝像機鏡頭展示了數(shù)秒鐘之后，說：“雖然我的職業(yè)是記者，但我首先是一位公民。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根據(jù)《憲法》規(guī)定，有權向國家機關反映情況。這是我剛調查到的材料，要轉交給你們法院，也許對了解案情會有所幫助。”但是，他們不接收。

　　盡管如此，該院還是在我調查后，正式受理了申訴，后作出裁定，駁回了申訴。

　　哈爾濱市松北區(qū)松北鎮(zhèn)農民王俊秀等幾位農民，因為土地承包糾紛，和鎮(zhèn)政府、哈爾濱市居民徐濱安等打官司，一打就是十多年。

　　打官司的十多年間，三位原告中有兩位離開人世，王俊秀的兒子和老伴兒以及另一位死去的原告的兒子，也相繼離世。

　　我采訪該案時，徐濱安正要求鎮(zhèn)政府支付補償款。該鎮(zhèn)一位主管征地拆遷工作的副鎮(zhèn)長接受我的采訪時說，人家勝訴了，我們不能不執(zhí)行法院的生效判決。

　　但這位副鎮(zhèn)長同時也表示，這筆價值不菲的補償款，如果省高級人民法院一個月內不下裁定停止執(zhí)行的話，還得支付給徐濱安。

　　不到一個月，省高級人民法院判決依法撤銷了該案原來所有判決，發(fā)回一審法院再審。

　　再審后，王俊秀勝訴。松北鎮(zhèn)政府和徐濱安等不服，提起了上訴。2013年3月8日，王俊秀收到了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維持一審判決的終審判決書。

　　遺憾的是，85歲的王俊秀拿著生效判決書，找鎮(zhèn)政府要求支付補償款時，卻被告知此地塊是國有土地，沒有土地補償款。如今，這位老人還在為補償款問題奔波。

　　做記者時間久了，經歷的也就多了，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最清楚。但我始終相信，人間正道是滄桑，始終繃著法律這根弦，崇尚法律，敬畏法律，無論什么時候，都心存善良。用心去采訪，用心寫文章，寫出來的將不僅是文章，更是天地良心、社會良知。

　　廣西某地一位來京上訪的人，打電話找到我，對我說：“全國人大信訪局一位局長建議我找你，他說你是個熱心腸的人，會幫助我們。”

　　某地一位副局長接受完我的采訪后對我說，“你這個記者太‘霸道’”，但隨后他又說，“不過，你這個記者，還是很讓人敬佩的”，他也不得不承認，“你這樣的記者，越多越好”。

　　作為記者，在依法行使輿論監(jiān)督權力時，只要你做得對，即便被批評者表面不服，但心里還是對你敬畏三分。

　　北京某區(qū)一位70多歲的老人張某某，認為某房管所建造房屋侵占了他家宅基地，遂起訴至法院。

　　2009年5月13日上午，該案開庭，一位法官獨任審判。庭審中，對證人進行質證時，被告代理人一直在替證人說話，好像她就是證人，而法官卻視而不見。

　　我火氣“騰”地一下就起來了，站起來對法官說：“請問法官，被告這位代理人，如果是證人，就不要坐在代理人位置上，如果是代理人，就不要替證人說話!”

　　法官接受了我的建議，制止了被告代理人的行為，但也對旁聽席上的我進行了警告。

　　6月10日上午，該案這位法官和書記員來到張某某的住處，開始對張某某的房屋進行測量。

　　我對這位法官說：“我說法官，你是當裁判員，還是當運動員?法官作為居間審案者，怎可親自測量?”

　　這位法官無言以對。

　　書記員急了，問我：“你是哪一伙的?”

　　我說：“我是弱勢群體那一伙的。作為記者，監(jiān)督法官是否依法辦案，不可以嗎?”

　　當著法官和書記員的面，我建議張某某寫申請給法院，要求第三方機構進行測量。這位法官說：“他寫申請，我不接收。”

　　后來，這位法官不再擔任該案審判員，法院又換了一位年輕一點兒的李姓法官，仍然是獨任審判。

　　9月10日上午，李法官帶領一家測量機構對被告房管所的房屋進行測量。張某某擔心測量人員做手腳，建議對紅外線測量儀進行檢查，以證明儀器沒有任何問題，結果這位測量員氣呼呼地說“不測了”，我對她說：“是法院委托你們測量的，你說不測就不測嗎?“

　　這位女測量員向其領導匯報了“有記者在監(jiān)督測量”的問題，之后繼續(xù)測量，但她對法官說：“他是記者，不能參與。”我立即要求張某某給我寫委托書，雖然最終委托書沒寫，但法官也不再制止我旁觀測量。

　　我問這位女測量員：“紅外線測量是否會受天氣等因素影響?”她回答：“天氣、氣候、風力、溫度等，都會影響到測量結果，但不是太大。”

　　對此，我建議法官：因為張某某家那次測量，是在一個星期以前，當時的氣溫、氣候、風力等情況，與今天完全不同，是否應該在同一個條件下、同一個時間段，用同一臺儀器，對原告的房屋進行測量?

　　法官采納了我的建議。

　　在對張某某的房屋測量時，張某某請測量員對一個地方的距離進行測量，這位女測量員不同意，理由是“那面墻是新修的，不能測量”。

　　我問她：“你是搞測量的，還是搞鑒定的?”我又問樓下的法官“是否該測量”，法官非常堅定地回答說：“該測量”。

　　以前，我對那些不公平的事情，寫成文章就去發(fā)表，而今二三十年時間過去了，那些不公平的事情，不僅依然存在，而且還沒有減少的跡象。什么原因?怎么辦?

　　我開始反省自己，開始改變自己，并嘗試著付諸行動，不再單純地靠發(fā)表文章去改變什么，而是根據(jù)自己的深入調查，向有關部門提出一些建設性建議，指出解決問題的多個方式、方法和渠道，給領導決策提供幫助——這樣，利用自己的知識、智慧，既幫助百姓解決了問題，又能讓有的領導認識到問題癥結所在，使其在今后工作中盡量避免類似問題的發(fā)生。

　　如此，也是為社會和諧與穩(wěn)定，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大愛之心，但是我認為，記者當以大愛之心去愛每一個人，愛每一個被幫助的人，愛每一個被批評的人，用點點滴滴的實際行動，去影響你身邊的每一個人，盡管去做，做應該做的，做能做的——像水一樣堅韌，流淌著，生生不息，像水一樣做人，像水一樣做記者，像水一樣做新聞事業(yè)。

　　新聞這條路，我會走一輩子，無怨無悔。

　　個人小傳

　　盛學友，男，漢族，1966年出生，《法律與生活》編輯、記者。

　　個人理念：

　　不壓抑自己的個性，不泯滅自己的良知。作為記者，要對采訪對象負責，要對廣大讀者負責，要對新聞媒體負責，要對社會負責。作為記者，要善于做善事，要經常做善事。

　　個人基本情況：

　　1985年，從農村考入哈爾濱工業(yè)大學。大學二年級開始在當?shù)孛襟w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人民日報》、《經濟日報》、《法制日報》、《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中國婦女報》等中央媒體發(fā)稿。

　　大學生活結束后，在《家庭生活指南》雜志社、《北方時報》、《東北亞經濟報》做編輯、記者。之后數(shù)年時間，做自由撰稿人。1998年11月至2001年2月，《華西都市報》特稿部記者;2001年2月至2002年10月底，《華夏時報》(中國殘疾人聯(lián)合會主辦)，記者，特稿部主任，首席記者;2002年11月至2003年12月，《法律服務時報》(司法部主管、法制日報社主辦)新聞采訪部主任，2003年12月至2005年6月，《法制日報》內參部;2005年8月至2006年7月，《人民政協(xié)報》編輯、記者;之后近一年時間，自由撰稿人。

　　2007年7月，《法律與生活》雜志社至今。

　　全國多家媒體報道過我?guī)椭�弱勢群體、揭露社會腐敗的遭遇和經歷。新加坡著名作家尤今為我題詞：“正義凝筆鋒，一筆走天下”。著名詩人、散文家、評論家邵燕祥先生，對我的遭遇專門以《筆墨官司》為題寫過評論，并鼓勵我繼續(xù)寫出更多、更犀利的報道。

　　2003年9月18日，安徽衛(wèi)視《記者檔案》以《秉筆走天涯》為題，對我做了專題報道。

　　2006年11月8日，北京電視臺《城市》欄目以《為了知情權》為題，對包括我在內的記者做了專題報道。

　　至今，連續(xù)多年采訪全國兩會。

　　采寫的《蓉城毒駕第一案》(網絡以《成都男子吸毒后駕車致1死4傷專家吁毒駕入刑》為題轉載)、《鞍山市裕華樓拆除事件調查》(網絡以《商業(yè)城使用17年鑒為危樓政府被質疑強拆征收》轉載)、《農村土地產權多樣化》、《司法鑒定之惑》、《哈藥裁員風波》、《“中國第一大款警察”的末路之鑒》《沈陽嫖娼疑案臺前幕后》、《杭州百人上書全國人大對拆遷條例提起違憲審查》、《老婦赴法院上訪被收容75天，專家質疑信訪收容》等報道，社會各界反響強烈。

　　做一個有良知不出賣靈魂的記者

　　《法律與生活》雜志社記者 盛學友

　　2016年11月8日，第十七個記者節(jié)。每到這個節(jié)日，作為做了二三十年記者工作的我，總有不同的感慨。但是，唯一不變的，是我對新聞事業(yè)的執(zhí)著與酷愛，是我做新聞原則和做人的準則。以下是我在去年記者節(jié)時寫的一篇小文章，也算是我今年記者節(jié)的一個感慨吧。

　　一

　　今天(2015年11月8日)就是記者節(jié)，第十六個記者節(jié)。節(jié)前，網絡媒體享受傳統(tǒng)媒體待遇，也開始發(fā)放記者證了，為這個消息高興，因為記者隊伍在壯大，媒體監(jiān)督的力量也隨之加強。媒體和記者，不僅要宣傳正面主旋律的正能量，也要為百姓說說話，傳遞一下基層百姓的聲音，報道那些不作為、亂作為，執(zhí)法不公等問題——正如四川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王雁飛所說，批評報道同樣是主旋律。主旋律就是正能量。

　　干了三十年記者，全國兩會采訪了十一年，認識了不少高層領導，也反映了不少百姓的疾苦，至今覺得，作為記者，就該為百姓說句公道話，否則，有的百姓連個哭的地方也沒有。采不采訪，寫不寫稿，發(fā)不發(fā)文，是記者和媒體的權利，發(fā)表文章之后，能否引起關注，則是另外一個問題。我還覺得，記者寫的，不僅是文章，更當是良知——良知是需要用一輩子時間去寫的。就如我們雜志創(chuàng)刊三十周年時，我寫的一篇文章《用心秉筆寫良知》。

　　人，總要有良知，做記者的，更當如此!

　　一輩子做記者，終身無悔!因為，我愛這個職業(yè)——就像我國著名記者——新華社高級記者戴煌，一直是我學習的榜樣，也多次聆聽過他老人家的教誨。他一輩子都在做記者，七八十高齡了，還在傾聽百姓聲音，為他們鼓與呼。

　　當然，我更感謝我的領導李秀平，她雖然是位女同志，卻是鐵肩擔道義，是雜志社的編輯、記者的保護神，是我們雜志社和我們每個人的的靈魂，這樣的領導，沒有部下不愛她的。

　　還有，感謝那些被批評的人，雖然被批評了，雖然因為被批評會覺得心里不舒服，但還是能夠擔當，能夠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呈現(xiàn)出大海般的心胸。

　　正如11月6日出版的人民日報評論版摘錄的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副局長田進在總局黨校2015年秋季班開學典禮上的講話所說得那樣：決不能視“監(jiān)督”為麻煩，決不能錯誤地認為“提意見就是唱反調”，決不能以“維護團結”的名義壓制批評監(jiān)督甚至對批評監(jiān)督搞打擊報復。對黨員干部而言，能夠容忍批評，才是真正的胸襟;能夠接受監(jiān)督，才是真正的自信;能夠從諫如流，才是真正的智慧。聞過則喜，擇善而從，才能成就一個更好的自己。

　　自己不一定是最好的記者，但我敢說，我一定是講良知的記者，一個不會出賣自己靈魂的記者!

　　二

　　如今寫稿子，不如二三十年前，寫得那么快了，甚至不睡覺也要寫完。如今，寫得慢了，字斟句酌，數(shù)天才能寫完一篇文章，但是，文字里多了一些思考，更多了一些沉甸甸的責任——記者手中的筆，就是一桿搶，不能輕易開槍，因為，開槍就會傷人。但是，當不得不開槍的時候，還是要開的——雖然有可能打不死，也可能打不傷，但是，至少槍聲會警示一下那些不作為、亂作為和執(zhí)法不公的人，不能為官不仁，不能對百姓疾苦麻木不仁，不能濫用權力，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做一個光明磊落的官。（《法律與生活》雜志社記者 盛學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