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記者 馮蕾
10月8日,北京市海淀區五一小學三年級的課堂上,語文老師布置了一篇課堂作文——“我的黃金周”。“假期我去了安徽合肥三河古鎮,那里有一個蠟像館,但是人很多,而且這條路上都是車”,“‘十一’假期,我和爸爸媽媽去了十渡,那里人很多”……對于這個假期,孩子們有太多難忘的記憶,但“人太多”無疑讓出游體驗大打折扣。
堵在路上,擠在景區,到處人滿為患的景象似乎已成為黃金周的常態。“現在的黃金周制度,形成了極限性高峰。旅游有高峰是世界性現象,但是極限性高峰卻是中國獨有。這種高峰使供給方面壓力極大。”中國旅游協會休閑度假分會秘書長魏小安說。
極限性高峰的考驗:假日制度如何完善
黃金周出游極限性高峰的到來比人們想象中更猛——1999年,第一個國慶黃金周,7天內全國出游人數達到2800萬人次,旅游綜合收入141億元;今年國慶黃金周,國內旅游市場接待5.93億人次,旅游收入4781.8億元。人次是18年前的20倍以上,收入增長了30多倍。
毋庸諱言,旅游收入盆滿缽滿的背后,我們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時間成本、管理成本、硬件成本、社會成本、制度成本。更關鍵的是,付出這些成本后,人們并沒有獲得更好的旅游體驗和消費品質。
面對擁擠不堪的車流,很多景區都提出來,要大幅擴建停車場。“但是,如果用高峰期來配置資源,這是最蠢的辦法。”魏小安說。
正如春運期間,不少人提出要依靠提高運能來解決春運問題。但是,固然高鐵能緩解春運壓力,如果真是按春運高峰需求擴建鐵路,那么在非春運和非黃金周時段,95%左右的客運能力將被閑置,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資源浪費。
怎么辦?一是從供給端發力,完善現行的黃金周假日制度。不少專家建議,應考慮恢復“五一”長假,從而分散極限性高峰峰值。二是落實帶薪休假制度。國務院辦公廳早在2013年就出臺了《國民旅游休閑綱要(2013—2020)》,提出到2020年,職工帶薪年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實。然而,實際的情況是,目前帶薪休假落實率約為50%。而落實帶薪休假比較好的單位,主要集中在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大型國有企業、外資企業,而部分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落實的情況相對較差。部分專家也提出,勞動法雖然有規定,但是缺乏具體細則條款,制度上的漏洞成為落實帶薪休假的阻礙。
免費政策的反思:效果為何難符初衷
高速公路免費本是一項讓人叫好的惠民政策,但面對免費之后的擁堵難題,社會管理水平如何同步跟進?政策原本的初衷是降低百姓出行成本,錢是省下了,但時間成本卻大大增加了。
北京的自駕車主黃先生算了一筆賬,上海到北京行程超過1000公里,油費約770元,經過高速公路收費站的總過路費約560元,免掉通行費后自然愿意多跑跑。像黃先生一樣,不少人感到,平日高速公路收費標準偏高,免費通行政策當然有吸引力。
然而,微信朋友圈里,有關擁堵的吐槽五花八門。黃金周首日,全國高速公路進入極限高峰狀態。以杭州為例,上午9點,甬臺溫高速寧波往臺州方向僅一小時的過車量就達到3147輛,而平時僅有900多輛,過車量超過平日的3倍。除了車流量大,事故增多也是造成多條高速公路擁堵的原因之一。以滬昆高速為例,一晚上發生了300多起交通事故。
10月8日,來自交通運輸部的消息,受免費通行政策吸引,小型客車長途跨省自駕出行流量大,大中城市周邊及中短途出行也以公路交通出行方式為主,全國路網運行交通流量同比增長。黃金周期間,全國收費公路交通量超過2.8億輛,同比增長7.8%。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區成為重要堵點。
對此,百姓期盼,加快改革現有的公路收費制度,逐步降低平日的收費標準。
此前,交通運輸部發布的全國收費公路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5年年底,全國收費公路通行費收入為4097.8億元,支出總額為7285.1億元,通行費收支缺口3187.3億元。
從公路收費制度來看,我國現行的是2004年《收費公路管理條例》規定的辦法,其中規定了政府還貸公路15年(20年)和經營性公路25年(30年)的收費最長期限,收費標準由地方政府審定。考慮到公路建設的財力負擔、歷史遺留的法律難題、建設任務加重等因素,相關專家建議,應適當降低目前的公路收費標準,同時適當科學地延長收費年限。
高強度的綜合測試:供給側改革如何加快
“德國之聲”網站發表文章指出,這個黃金周外出觀光的中國游客約有6億人次,該數字是德國人口的7.5倍。長城景區傳來的畫面顯示,黃金周開始時游客人群像沙丁魚一樣擁擠在那里。
黃金周經濟,已然成為世界觀察中國經濟的一扇窗口。
中國高速公路到去年年底已經躍升到9.6萬公里,居世界第一,這大大促進了自駕游發展。據統計,2015年國內約40億的旅游人次中,自駕游就占58.5%以上,達23.4億人次。國家旅游局預計,“十三五”末,自駕游人數將達到58億人次,占國內旅游人次70%以上。
毫無疑問,黃金周的“出行熱”,是中國經濟活力的彰顯,同時,這又是一場大考。從硬件到軟件、從管理到服務、從心態調適到文明素養、從政策設計到制度構建……這場高強度的綜合測試,讓這個發展中的大國有了反思的動力與契機,某種程度上也推動著社會進步。
黃金周制度實施的18年,中國已經正式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中等收入國家,度假需求已經變成剛性需求,假日制度進行了多次調整,現在更應該調整,盡量熨平波峰波谷,形成資源的更好配置。”魏小安說。
如何提高社會治理的綜合水平?如何更好做到智慧化管理?如何滿足排浪式消費到個性化、多樣化消費的轉變需求?在“痛點”與“難點”的求解中,我們期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期待在科學決策、制度設計、政策制定和精細化管理中不斷破題。
[責任編輯:張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