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用制度的護佑與社會的溫情讓那些悲苦人生變得溫暖起來，我們這個國家才會更加美好
即使醫院里傳出小傳旺“病情好轉”的消息，即使“詐騙救妻”的廖丹獲得好心人的捐款退贓及從輕判刑，我們依然聽得到一聲聲發自心底的沉重嘆息。
連日來，兩位來自社會困難群體的人物的命運、兩樁悲情案件，讓人揪心痛心關心。13歲少年傳旺，經歷了母親離世、家境貧寒、輟學打工的艱辛后，因被成年工友“玩笑般”地用電動充氣泵從肛門處打氣，導致身體內臟器官嚴重受損；下崗工人廖丹，為給無醫保的妻子治好尿毒癥，在用盡積蓄與借款無門的情形下鋌而走險，連續4年私刻公章騙取醫保17萬元——他們的那種艱辛與無力感，無疑擊中了人們心中的愛與痛，也引發了叩問與深思。
而他們的悲情，根本上說，本可以避免。
就小傳旺而言，當他因家境貧寒而輟學打工時，當地的救助機構和學校為什么沒能及時救濟？企業用工明明不得招用“童工”，為什么企業可以置法規于不顧，而勞動監管機構也沒能“火眼金睛”、及時發現？當少年被嚴重傷害生命垂危，為什么在救助的黃金時間里，看到的只是這個家庭的無力苦撐，直到媒體介入才引起社會關注？而對于廖丹，如果妻子在戶口所在地參加了新農合，他本可以不必在“救妻”與“違法”這道人生選擇題中犯難——但正如廖丹所嘆，醫保異地結算的手續過于繁瑣，病人經不起折騰。如果一項本可以給許多人以希望的政策，卻“用不起”，我們是不是可以讓這些制度在設計時就更人性化、更具有操作的方便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