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媒體關于“二代”現象的討論很多,諸如“富二代”、“貧二代”、“權二代”、“民二代”、“拼二代”、“獨二代”等稱謂層出不窮。“二代”現象之所以會引起如此多的關注,關鍵在于它反映了很多社會問題,折射出了中國社會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變遷,并且在一定程度預示著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社會結構的形態。
“二代”現象的被關注,與新興媒體尤其是互聯網的廣泛應用有著密切聯系。先是“富二代”頻頻在網絡上炫富逐漸引起人們對這一現象的關注;隨后,通過本人的現身說法或媒體對“民二代”、“貧二代”艱辛的現實生活、無望的未來的深入描述與報道,引起了更為廣泛的討論;而網民對“權二代”的口誅筆伐更引起人們對“二代”問題、權力腐敗等諸多社會問題的深思。在這個過程中,互聯網既是信息傳播的載體,更承擔了網民表達意見、交流思想的平臺的角色。網民的互動深刻揭示了現實,更給人們留下了無盡的思考空間。
“二代”現象的出現并被廣泛關注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這一現象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問題超出了多數人的記憶與經驗范圍。30多年前,無論是制度設計、意識形態的宣傳與導向,還是受此影響形成的普通人的思想觀念都還是以“一大二公”、平均主義、甚至以貧窮為榮,社會成員的構成也比較單一。但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深刻變革,利益格局深刻調整,原有的較為簡單的社會結構出現了很大變化,最為直觀的改變就是社會階層結構的分化與重新組合。社會階層早已由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細化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等多個社會階層。階層之間最顯著的差別莫過于收入水平的差距,社會群體首先在經濟上出現垂直分化。收入差距直接決定了不同群體在消費方式、生活水平、社會地位等方面的差異,甚至區隔。比如,隨著住房制度的變遷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城市中已經開始出現因為收入不同而導致的居民居住的區隔。與別墅區、富人區一墻之隔的是棚戶區、貧民區的現象已經較為常見,甚至有進一步發展的趨勢。這類差別會隨著人口的自然變化反映在代際變化上,就是社會差別通過代際更迭而具有了一定的“遺傳性”。當然,這里所說的“遺傳”不是生物學遺傳,而是由于上一代人在能為其子女提供經濟、文化、社會資源方面存在的差異,經由受教育機會、所獲得的經濟與組織資源的放大與強化效應直接導致上代人的優勢或劣勢烙印在下一代人身上,成為下代人自身的社會特征。“二代”現象的出現正是反映了這種社會現實。“富二代”是第一代富翁的后代,“貧二代”出身于貧困家庭,“官二代”的父母們自然是掌握著豐富政治組織資源的子女們。這種“遺傳”、“烙印”一方面顯示了社會階層邊界已然形成,更說明邊界開始有了固化的傾向,在現有的制度環境下,一般人要跨越這些邊界,成為強勢群體絕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