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中出土的“羽人”。 (《大河報》 供圖)
9月18日,全國百余專家考察了安陽高穴大墓及出土文物,初步認定西高穴2號大墓應為曹操墓。中國社科院專家稱,目前提出的疑問不足以推翻現有結論,社會應尊重考古學界意見。
看來,曹操墓很可能是真的了,估計今后可能會掀起一場考古發掘熱,甚至帝陵發掘熱。但即便曹操墓為真,今后的考古發掘也應慎之又慎。
當下考古界缺少“一錘定音”式的權威,任何一個考古發現都可能會遭到猜測、質疑,沒有十足把握的任何論斷都可能受到指責。進而,很可能會誤導民眾思維,還可能制造學術界的混亂,甚至會觸犯法律、違反社會公德。所以,今后的考古發掘及公布,一定要有可以服人的學術基礎,而且政府最好少說話,因為這極易引起公眾誤解。
曹操墓的發掘在某種程度上應該感謝盜墓者,但考古不是盜墓,我們應為子孫后代負責。以今天的科技能力,我們還沒有把握讓任何一件考古文物完好無缺。假如由于我們的草率導致出土文物受損,那我們豈不成了千古罪人?這方面我們有過慘痛教訓。據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徐蘋芳先生回憶,在當年挖掘馬王堆漢墓時,陵墓是被水泡著的,有一片藕片在水里漂浮,非常漂亮,可拿出來一見陽光后就爛掉了。徐蘋芳說:“我們親眼看見的,馬王堆的文物剛挖出來的時候,非常光鮮,但一天天看著它變化,卻毫無辦法,太無奈了。”
在定陵被發掘之后,那么精美的絲綢一見空氣就灰飛煙滅。現在看來,這簡直是犯罪。客觀地講,今天我們仍然沒有把握能妥善保存這一美好瞬間。在技術未達到一定水準的情況下,盲目發掘其實就是一種犯罪性破壞。
以前,由于有了慘痛教訓,我們有了一個優良傳統——保護。當年,郭沫若極力主張發掘乾陵,盼望在有生之年親眼目睹可能保存在乾陵地宮內的王羲之的《蘭亭序》手跡(一說存于唐太宗昭陵),但有著遠見卓識的周恩來總理否決了這個提議。當時,周恩來說了一句話:“十年之內不開帝王陵。”郭沫若力陳發掘乾陵的意義:“打開乾陵,說不定武則天的《垂拱集》百卷和《金輪集》十卷可重見天日!也說不定武后的畫像、上官婉兒等人的手跡都能見到!石破天驚,一定是一件石破天驚的大事!”但在周總理的干預下,乾陵最終沒有發掘,以至郭沫若在失落中寫下“待到幽宮重啟日,延期翻案續新篇”的詩句。從保護的角度看,郭沫若的遺憾是今人及后世子孫的幸事。
當前,挖掘似乎成了一件很時髦的事情,地方政府和學者都期待發掘。此時,我不禁想起幾十年前周總理在乾陵發掘計劃上批示的一句話:“我們不能把好事做完,此事可以留作后人來完成。”是啊,好事還是留一些給后人做吧。即便曹操墓為真,今后的考古發掘也應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