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秋帆(右)和蔡騰芳(左)捧著蔡老先生夫婦的遺像追思。
薛秋帆夫婦(右)與蔡騰芳夫婦(左)在薛秋帆贈送的牡丹畫前留影。
蔡騰芳的孫子蔡振德(右)帶領薛秋帆(中)夫婦觀看當年躲難的住處。
中國臺灣網2月23日據“臺胞之家”網站消息 在兩岸分隔的一甲子歲月,演繹著多少的悲歡離合。海峽兩岸同是炎黃子孫,血管中同樣流淌著中華血脈,卻因為歷史變革而隔海數十年相望不能相見,在大陸或臺灣,又有多少人守護著徹夜難忘的憂思,思念著彼岸的親朋好友,夢想著能有朝一日再續前緣,述說當年的點點滴滴。
福建的薛秋帆老先生便是這其中的普通一員,他在1947年赴臺求學時遭遇“二二八”事件,在危急時刻幸得一位普通的臺灣同胞相助,得以躲過一劫。1949年薛秋帆返回大陸,此后便無法與恩人取得聯系,直到兩岸融冰,才得以在60年后重新踏上寶島的土地,尋找當年的恩人……
赴臺求學遭變亂
薛秋帆老先生是福建莆田人,1946年夏從廈門集美高商畢業后失業在家。1947年春節后,他準備赴臺灣升大學。3月1日到達臺南安平港,在安平鎮旅社住宿。
薛秋帆通過廣播機了解到“二二八”事件:臺北市查緝私煙人員開槍打死人,引起臺灣人民的激憤,臺北市民群起抗爭,起義人員包圍了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圍攻臺北市軍、警、憲部門,占領銀行、廣播電臺,控制郵電、交通……他當時預感到大難臨頭,當晚徹夜未眠。3月2日上午,他找到臺南市一鄉親處借宿。鄉親告訴他,事態發展異常嚴重,建議他去臺中找堂哥。
3月3日清晨,薛秋帆在臺南火車站買了前往臺中的車票。當時站臺上人群擁擠不堪,一片混亂嘈雜,薛秋帆茫然不知所措。不久開來一列火車,他手提行李,拼盡全身力氣擠進車廂。一落坐,人們看他身著中山裝,是個“阿山仔”(大陸人),紛紛問他從哪里來,要往哪里去。
薛秋帆說他剛從廈門來,要去臺中找親人。乘客們你一言我一語,說起義人員占領臺中市,并南下嘉義市與“國軍仔”打得很厲害,這列火車不開臺中,只開到新營。許多人都勸他,往前走很危險,到新營或附近地方投親靠友,否則性命難保!薛秋帆舉目無親,心想不如盡快下車。正在這時,火車在一個車站停下來,車門被堵塞得水泄不通。薛秋帆央求對面座位的乘客把他的行李扔出去,他毫不猶豫地從車窗跳下去,剛站穩火車就開了。
臨危幸遇好心人
薛秋帆跳下的這個車站叫善化站。果斷的決定讓薛秋帆逃離了險境,但在這個陌生的車站,他卻無助地提著行李站在月臺上發呆,不知道該去哪里。漸漸地圍來很多人,有的目光兇惡可怕,有個青年人扯著他的衣襟,詰問:“你是不是作了壞事,要席卷潛逃?”有的問:“現在這么亂,你要去哪里?”“有沒有親友可以投靠?”
薛秋帆當時才19歲,從未見過這世面,嚇得渾身發抖。這時,有位約40歲的長者,用臺灣話問他:“你是福建人?知道泉州府嗎?”薛秋帆曾在閩南讀書,會講閩南話,就回答說:“我就是泉州人!”長者面帶和善地點點頭,薛秋帆的心情也變得輕松些。長者撥開人群,俯身拎起薛秋帆的兩件小行李,小聲說:“跟我來!”
薛秋帆尾隨其后,出站臺走了五、六分鐘,拐到一座小屋前停下來。長者說:“這就是我家。現在外面很亂,我看你可憐,你就暫時在我家躲藏幾天吧!”長者把薛秋帆安置在主房隔壁的小木板房里,里面很黑,一股霉味。長者提進來一只尿桶說:“你這些天就躲在這里,大小便也不要出來。我家生活不怎么好,現在三餐吃番薯米粥,我家吃什么,你跟著吃什么。你不要害怕,事到臨頭也沒辦法。外頭有什么事,我會來告知你。”經過安置和勸慰,薛秋帆心中暗暗慶幸在亂世中遇到救命恩人了!
長者向薛秋帆介紹說,他叫蔡全能,在當地從事貨物運輸。家中有妻子,二女二男,大兒子是善化站鐵路員工。蔡全能家中廣播機里整天不斷播送:臺灣人民自治委員會《告臺灣同胞書》,以及各地起義的戰況;所有學校已經停課,號召學生參加起義抗爭行列;并警告臺灣人不許藏匿國民黨人員和“阿山仔”,如經查出將一體問罪。
早晚有鄰里朋友來蔡全能家聊天,談各地起義人員和“國軍仔”抗爭的戰況,不少“阿山仔”被起義人員打死打傷。聽到這些傳聞,薛秋帆心里一陣陣害怕。蔡家對待薛秋帆都很好,不時地安慰他,再三囑咐他不要跑出去!
后來廣播機傳來南京國民黨政府派大批軍隊從基隆、高雄港登陸,實行武裝鎮壓,到處槍殺和逮捕起義人員。3月16日,蔡全能先生告知薛秋帆,社會秩序已恢復正常,他可以去臺中找親人了。3月17日上午,蔡先生又拎起薛秋帆的小行李送他到善化車站上車。臨別時,薛秋帆不禁潸然淚下,心里默念著“我這一輩子刻骨銘心記著,他是我劫后余生的救命恩人”!
薛秋帆在臺中堂哥處休息數天后即前往臺北,之后考入臺灣省立農學院(后為中興大學)就讀。1949年輟學回福建家鄉,在福州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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