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尋路 保衛藍天堅定前行
過去一年中,絕大部分的日子里,北京市民都可抬頭見藍天,全年重污染天氣只有8天。時間倒回2013年,當年的重污染天數是2021年的7倍多。
從十面“霾”伏到“常態北京藍”,北京藍天的變化也折射出我國大氣治理模式的變遷。一次大的轉折出現在2012年,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到,要對PM2.5進行監測。這背后其實是我國大氣污染狀況的變化——已經從傳統的燃煤污染轉變為燃煤疊加機動車等污染。
過去的大氣質量標準已經不能反映空氣質量狀況,出現了空氣質量指數與老百姓感觀不一致的錯位。既需要新的空氣質量標準,過往的治理模式也面臨調整。
2013年,我國遭遇了多次嚴重的空氣污染,波及大半個中國,100多個大中型城市,全國平均霧霾天數達29.9天。紅色預警響起,中小學停課、工廠限產,甚至連航班都受到影響。空氣污染已經成為百姓的心頭之患。
當年9月10日,以國務院名義發布的一份高規格治理方案《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提出,要用5年時間,使全國空氣質量總體改善,重污染天氣較大幅度減少;在十大污染城市最密集的京津冀地區,PM2.5等細顆粒物污染物的濃度年均要下降25%。
行動計劃數易其稿,提出35條措施,覆蓋機動車污染治理、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地區產業結構調整、減排考核等10個領域,業內人稱作“大氣十條”。
事實上,在后來的10年間,我國不僅完成了“大氣十條”的任務,還迭代了大氣治理的2.0版,并在水治理、土壤治理等領域也發布了治理清單。
落實“大氣十條”成為一系列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尖刀戰役”,戰斗剛剛打響的那幾年,也經歷了諸多博弈。“大氣十條”改變了過往污染治理只注重污染企業末端治理的思路,是一套涉及產業調整、機動車治理、清潔能源替代的組合拳。尤其是煤炭消費總量控制等目標甚至一度被認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經濟與環保,一度被擺在天平兩端對立的位置上。“生態環境問題根子在粗放型增長方式。”一些政府官員逐漸認識到,改善生態環境狀況不能就環保談環保,必須改變過多依賴增加物質資源消耗、過多依賴環境消耗、過多依賴規模粗放擴張、過多依賴高能耗高排放產業的發展模式。
那些損害生態環境的增長, 對人民美好生活帶來負效果的增長, 影響國家長遠發展的“黑色增長”絕不能要,這樣的認識越來越成為共識。“大氣十條”劃定的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個重點區域中,珠三角地區率先完成治理任務,長三角也緊隨其后,京津冀一度成為難啃的“硬骨頭”,尤其是到了秋冬季,可能持續幾天的重污染就抵消了全年的努力。
要如期完成5年治理任務,需要付出超常規的努力。2017年4月,原環保部抽調來自全國的5600名環境執法人員,深入京津冀各個村莊,督察一整年,劍指京津冀及其周邊的5.6萬家規模小、分布散亂、污染重的企業。當年10月,對不能穩定達標的小散污企業一律關停。這被稱為環保部“史上最大規模的環境執法”。
2018年7月,“大氣十條”僅收官4個多月后,加強版《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出臺。三年行動計劃延續“大氣十條”以顆粒物濃度降低為主要目標、同時降低重污染天數的思路,把“十三五”約束性指標分解至各省(區、市)。此外還確定了污染物的“源頭防治”,將產業結構、能源結構的優化調整作為推動我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突破口。
2019年全國兩會期間,霧霾仍時有出現。“霧霾天氣可能反復,但環境治理必須堅定往前走。”當年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大會新聞發言人郭衛民說。
同一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為經濟與環保辨明了關系,“表面上看,保護生態環境和發展經濟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從根本上講,兩者是有機統一、相輔相成的。”“不能因為經濟發展遇到一點困難,就開始動鋪攤子上項目、以犧牲環境換取經濟增長的念頭。”
全國人大代表、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研究院院長王金南說,這為處于“十字路口”和“艱難爬坡”的生態環境保護指明了方向,成為開展生態文明建設、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根本遵循。
2019年,污染防治攻堅戰獲中央財政的支持達到600億元, 同比增加35.9%。
根據歷史監測數據,全國90%左右的PM2.5超標天數和重污染天數出現在秋冬季,我國連續多年把秋冬季的治理作為大氣治理的攻堅時刻。
2000多萬居民取暖過冬的方式由此改變。新的治理思路是,推進北方地區冬季清潔取暖,關系北方地區廣大群眾溫暖過冬,關系霧霾天能不能減少,是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農村生活方式革命的重要內容。
據統計,清潔取暖對空氣質量改善貢獻比例在三成左右。這幾年,約有2800多萬戶農村居民告別了煙熏火燎的時代。2020年秋冬季,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汾渭平原PM2.5濃度比2016年同期分別下降37.5%、35.1%,重污染天數分別下降70%、65%,長三角已經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氣。
與此同時,新的問題也在出現。夏季臭氧污染,開始與秋冬季PM2.5污染成了打贏藍天保衛戰的“兩座大山”。一些地區既是PM2.5的污染較重區域,也是臭氧濃度較高區域。有的城市臭氧甚至超過PM2.5成為首要污染物。
對此,生態環境部大氣污染防治強化監督定點幫扶的范圍,從京津冀等重點區域擴展至蘇皖魯豫等非重點區域。
這場污染的硬仗打得愈加科學成熟。生態環境部大氣環境司副司長吳險峰介紹,在2021-2022年最新一輪的大氣攻堅方案中,有59個城市,跟原來80個攻堅城市相比,有進有出,治理重點更加聚焦,攻堅措施更加突出精準施策,反對“一刀切”,繼續實施重點行業績效分級、差異化減排,而不是大范圍停產,盡可能減少對企業正常生產的干擾。
王金南說,我國僅用7年左右時間走過了發達國家十幾年甚至30年的空氣治理進程。推動污染防治的措施之實、力度之大、成效之顯著前所未有。
2013-2020年,首批實施新空氣質量標準的74個城市PM2.5濃度下降48.6%,優良天數比率上升17.9個百分點,重污染天數下降八成以上。盡管離美麗中國的目標還有距離,新一輪污染攻堅依然沒有放松力度,將以更高標準保衛藍天、碧水和凈土,推動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由量變到質變。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藝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