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作者：明理

　　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判斷得準確，戰略上謀劃得科學，戰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有希望。

　　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洞察時代發展大勢，準確把握歷史發展趨勢，深入分析我國發展優勢，從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作出我國發展具有“五個戰略性有利條件”的重大論斷，即“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有持續快速發展積累的堅實基礎”“有長期穩定的社會環境”“有自信自強的精神力量”。

　　“五個戰略性有利條件”，是對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國面臨的戰略機遇和顯著優勢的精辟概括和深刻闡釋，具有鮮明理論品格和實踐特色，為推動中國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提供了重要認識論和方法論。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這一重大論斷，切實抓住并用好“五個戰略性有利條件”，對于我們在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交織影響下奮進新征程、建功新時代，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1.深刻把握“時”與“勢”，切實增強用好“五個戰略性有利條件”的歷史自信

　　對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發展機遇和有利條件極為寶貴、稍縱即逝。抓住發展機遇、用好有利條件，就能贏得戰略主動，乘勢而上，事業迎來大發展；抓不住發展機遇、用不好有利條件，就可能陷入戰略被動，逐漸落后，甚至錯過整整一個時代。

　　我們黨做決策、定規劃，歷來高度重視對發展環境，特別是機遇與挑戰的分析判斷。早在2002年，黨中央審時度勢、總攬全局，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明確作出“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重大判斷。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綜觀國際國內大勢，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強調：“當前，國內外形勢正在發生深刻復雜變化，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戰也十分嚴峻。”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深入分析我國發展環境面臨的深刻復雜變化，再次強調“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

　　客觀看，我國發展進入21世紀第三個十年，國內外形勢大局較之以往更為錯綜復雜：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這個大變局加速深刻演變，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將面臨越來越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

　　在這樣的關鍵檔口，“五個戰略性有利條件”重大論斷的提出，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科學研判“時”與“勢”，把黨的意志、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時代發展脈絡相統一，基于客觀分析當前中國所處內外環境的新形勢新變化、科學研判未來中國和世界發展大勢、準確把握中國穩步推進和平發展以及妥善處理與外部世界關系的信心和能力，做出的重大政治判斷和科學判斷，把我們黨對重要戰略機遇期的認識和把握提升到一個新高度。

　　充分認識并抓住用好“五個戰略性有利條件”，就要克服對重要戰略機遇期存在的這樣那樣的錯誤觀點或模糊認識。比如，有人認為，機遇具有不確定性和非常駐性等特點，機遇期的出現只是一種歷史的偶然，可遇而不可求。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之所以能夠取得巨大成績，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因素作用使然，是搭了經濟全球化“順風車”的產物。

　　但是，凡認真研究過歷史和現實的人，就不難發現“搭車論”者的荒謬之處：他們忽視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把對“時”與“勢”的科學判斷和準確把握，簡單歸結為僥幸和運氣，缺乏在廣闊時空坐標之上對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整體思考。

　　馬克思主義認為，必然性總是通過大量偶然性表現出來，由此為自己開辟道路。歷史發展中，在似乎是偶然性起支配作用的地方，實際上是必然性起著決定作用，并制約著偶然性的作用形式及其變化。歷史上的大國崛起與興衰交替，乍看好似零散、偶然的個體敘事，但我們如果將碎片化的事物事件拼接起來，就不難發現其背后發揮必然性作用的歷史規律，即不斷前進發展的社會生產力。農業文明時期生產工具的進步，大航海時代遠洋航行的發展，工業革命對生產力的解放，當今世界蓬勃興起的信息化浪潮，一次又一次的戰略機遇與產業革命相關聯，伴隨生產力發展而涌現。歷史發展進程表明，戰略機遇期具有客觀實在性，對世界各個國家和民族總體上是機會平等的。

　　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期，把握住機遇，落后的國家和民族就有可能實現跨越式發展，成為時代的弄潮兒；喪失了機遇，原本強盛的國家和民族也會逐漸落后，進而被后來者反超。這一規律，也為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一再證明。

　　15世紀至近代，中國錯失三次戰略機遇期，最終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明朝中葉，西歐開啟大航海時代，創造了工業文明模式，而中國則在經歷鄭和七下西洋壯舉后閉關鎖國，錯失發展良機；19世紀中葉，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成為“日不落帝國”，中國則陶醉在封建社會的落日余暉之中，馬克思稱這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清朝后期，中日兩國同樣面臨內憂外患，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實現崛起，而中國封建王朝則在洋務運動失敗后走到歷史的盡頭。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抓住三次戰略機遇期，使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既站穩了腳跟，也為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爭取了外援；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中央緊扣時代主題，科學研判國際大勢，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不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中推動中國發展進入快車道；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重要判斷，出臺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戰勝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從打贏脫貧攻堅戰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全面深化改革到推動高質量發展，從率先有效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大面積傳播，到為世界奉獻一屆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奧冬殘奧盛會，抓住并用好戰略性有利條件，推動中國不斷釋放更加強勁的發展活力。

　　事實充分證明，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是客觀存在的。把握住戰略機遇期，就能夠對國家前途命運產生全局性、長遠性、決定性的影響。而能否把握住重要戰略機遇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領導集團的戰略智慧與政治決斷。

　　察勢者智，馭勢者贏。“五個戰略性有利條件”，是深刻總結黨和人民奮進歷程得出的重要結論，也是我們開創未來的科學指引。

　　　2.辯證看待“變”與“不變”，切實增強用好“五個戰略性有利條件”的戰略定力

　　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中國共產黨是善于從戰略上看問題、想問題的政黨，始終從戰略高度指引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始終從戰略層面構建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關系，在重大關頭總是能夠從戰略上認識、分析、判斷面臨的重大課題，制定正確的戰略策略。這是創造“中國奇跡”的關鍵密碼。

　　當前，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正在進行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發展進程中面臨許多新的風險挑戰。越是環境復雜，越要保持清醒頭腦，越要增強戰略定力，不為雜音噪音所擾，充分看到戰略性有利條件，抓住并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用自身發展的確定性對沖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

　　一個時期以來，西方唱衰中國戰略機遇期的雜音噪音不絕于耳。2015年1月，德國《經理人雜志》以“盲目的中國亢奮時代已經結束”為題，刊文稱中國不會崩潰，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是現實的場景。還有學者和國際機構根據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延續時間長短的例證，得出“中國經濟增長周期難以超過40年”的結論。例如，他們發現日本經濟較快增長的時間周期為36年，韓國為35年，新加坡為33年。而這三個國家是二戰后經濟增長周期延續時間最長的經濟體，而且都深受儒家文化影響。據此，他們認為中國40多年的經濟較快增長已經“超周期”了，不僅后面增長空間越來越小，而且上升“窗口期”已過，“此花開盡更無花”，今后很難再有所作為了。

　　但是，我們以科學方法論來審視，就會發現“過時論”的論調錯就錯在，沒有以全面、發展、辯證的眼光來分析和把握重要戰略機遇期中的“變”與“不變”，對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新內涵新特征視而不見。要看到，與21世紀初相比，雖然我國當前發展面臨的國內外形勢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但大勢未變：自“重要戰略機遇期”重要論斷提出以來，當初的一些歷史條件，有的繼續存在，如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的主題；有的已經發生變化，如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也有的是出現了一些新變量，如經濟全球化正遭遇逆風和回頭浪，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盛行。但這些條件的變化，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邏輯與本質，而且還出現了一些新趨勢、新特征。

　　——戰略機遇期的內生性增強。對中國而言，過去戰略機遇期的生成，外生性是首要特征。例如，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開始全面參與國際分工和經濟全球化進程，收獲了廣闊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9·11”事件使國際恐怖主義和美國霸權單邊主義的沖突對抗成為當時國際矛盾的焦點，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中國成為大國對抗的主要目標，國際環境出現相對有利于中國的一面。今天，中國外部環境發生了許多新變化，逆全球化思潮持續發酵，中美關系成為最大不確定性因素。但與此同時，經過長時期的接續奮斗，我國經濟總量較21世紀初有了巨幅增長，盡管目前經濟增速有所放緩，但放在全球仍是高增速，而且增長規模巨大。當前，我國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物質基礎雄厚、人力資源豐富、市場空間廣闊、發展韌性強勁、社會大局穩定，中國發展機遇逐步實現了由外生性機遇向內生性機遇的轉變。相比之下，這些發展條件的積累和變化，是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偏重外向型經濟體當時所不具備的。

　　——戰略機遇期的可塑性增強。戰略機遇期從來就不是別人恩賜的，而是基于自身積極作為、努力爭取的，是可以通過積極塑造而不斷得以維護和發展的。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強調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強調主動運籌，著力塑造有利戰略態勢。伴隨綜合國力大幅提升，中國的世界影響力、感召力不斷擴大，更有能力維護自身核心利益、妥善處理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在此背景下，中國的戰略視野不斷拓展，不僅看到外部環境變化對自身的影響，也看到自身發展對外部世界的影響，認識到中國發展本身就是推動世界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從根本上決定中國外部環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適時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在推動國際秩序變革與完善中主動塑造戰略機遇期。

　　——戰略機遇期的共享性增強。在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日益緊密的經濟全球化時代，人類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當今世界的變局百年未有，變革充滿風險挑戰，但也會催生新的機遇。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早已同世界經濟和國際體系深度融合。世界好，中國才能好；中國好，世界才更好。世界的發展是中國的機遇，中國的發展也是世界的機遇，中國與世界各國在發展和利益上的共享性顯著增強。近幾年，隨著全球政治經濟環境變化，逆全球化、保護主義的負面效應日益顯現，但任何國家都無法關起門來搞建設，經濟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轉。同時，全球經濟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絕對優勢不斷弱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整體力量上升，“東升西降”態勢明顯。中國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發起創辦亞投行、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加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主動與世界共享發展機遇。

　　總之，“變”與“不變”是辯證統一的。“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與條件，“不變”的是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只要我們用好“五個戰略性有利條件”，就能以不變應萬變，延續、塑造、拓展重要戰略機遇期，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動態平衡，在應對風險挑戰中完善自己，在發展自己中更好肩負起負責任大國的歷史擔當。

　　3.準確認識“危”與“機”，切實增強用好“五個戰略性有利條件”的內生動力

　　越是關鍵時期、重要節點，越要在戰略上作出準確判斷、進行科學謀劃。今天的中國，正處在新的時代方位、站在新的歷史關口，面臨的風險挑戰前所未有。環顧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放眼全球，這個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寧，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大國博弈日趨激烈，烏克蘭局勢風云變幻，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

　　在這樣的國情、世情大背景下，鮮明提出“五個戰略性有利條件”的重大論斷，彰顯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總攬全局的戰略智慧。

　　戰略性有利條件，意味著不是一般性的有利條件、不是一時半時的優勢，而是對于發展全局、長遠走向有著關鍵影響的主要有利條件。

　　但是也有少數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面對國內國際的復雜變化，出現一些焦慮情緒，認為“與其說中國正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毋寧說中國已經進入戰略風險期”。

　　持“中國風險論”者，有的是面對美西方揮舞霸權大棒、對我遏制打壓圍堵無所不用其極害怕了，認為一些曾經充滿機遇的市場對中國關閉，一些“卡脖子”技術難以突破，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生存空間被大幅壓縮；有的是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悲觀了，認為當前中國經濟“脫實向虛”問題嚴重，系統性金融風險一觸即發，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是壓垮中國經濟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有人對所謂“中國社會風險”心慌了，認為中國雖然物質積累達到一定水平，但社會成熟度不足，社會利益分歧多、共識少、階層訴求不一，中國正在進入“風險社會”甚至“高風險社會”，等等，不一而足。

　　的確，今天的人類正處在一個特殊歷史時期。疫情全球蔓延，推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經濟深度衰退，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發展赤字、和平赤字仍在擴大，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凌行徑上升，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但是，雖然面臨許多風險和不確定性，并不等同于中國進入了所謂“戰略風險期”。恰恰相反，中國是這個不確定的世界中的最大確定性因素。

　　我們冷靜分析不難發現，“中國已經進入戰略風險期”論調的錯誤之處在于，沒有看到“危”與“機”總是同生并存，克服了危即是機，而“五個戰略性有利條件”的提出充分表明，中國擁有臨危不亂、危中尋機、化危為機的核心優勢和強大實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揭示的：“我國有獨特的政治優勢、制度優勢、發展優勢和機遇優勢，經濟社會發展依然有諸多有利條件，我們完全有信心、有底氣、有能力譜寫‘兩大奇跡’新篇章。”

　　——中國共產黨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中國共產黨以科學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永葆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精神，擁有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堅定決心和捍衛中國核心利益的堅強意志，具有強大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善于把握事物發展總體趨勢和方向，善于運用歷史眼光認識發展規律、把握前進方向、指導現實工作，善于抓住關鍵、找準重點、洞察事物發展規律，善于因時制宜、知難而進、開拓創新，是我們有效應對外部環境變化、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定海神針”。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從容應對驚濤駭浪的根本保證。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抵御風險能力是檢驗一個國家制度優劣的重要指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承載著人民至上的價值優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政治優勢、全國一盤棋的組織優勢和全面依法治國的法治優勢，面對風云變幻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彰顯出非凡的組織動員能力、強大的統籌協調能力、堅定的貫徹執行能力、活躍的自我發展能力，為我們應對風險挑戰、贏得戰略主動提供了堅實保障。

　　——持續快速發展積累的堅實基礎是穩中求進的壓艙石。中國經濟是一片大海，狂風驟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盡管當前國內國際形勢發生深刻復雜變化，但我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我國經濟潛力足、韌性大、活力強、回旋空間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點沒有變，我國發展具有的多方面優勢和條件沒有變。我國擁有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有強大的生產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有全球最大最有潛力的市場，這是我們推動經濟發展和抵御外部風險的根本依托。

　　——長期穩定的社會環境厚植發展根基。今天的中國，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國家之一，平安中國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國外有關調查顯示，近年來我國人民群眾安全感逐年上升，2020年達98.4%，2021年上半年達98.56%。今天的中國，是一個幸福的中國，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民生福祉不斷改善，國際知名民調機構2020年統計表明，感到非常幸福或比較幸福的中國人比例高達93%。今天的中國，是一個和睦的中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顯著增強，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凝聚起億萬人民的力量，既充滿生機活力又保持安定有序的社會環境，是繁榮發展的重要基石。

　　——自信自強的精神力量激發億萬人民的創造偉力。新時代賦予中國人民精神世界以嶄新要素與時代風采。一方面，我們黨把創新放在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堅定不移推進制造強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建設，后發優勢、大國優勢、制度優勢、思想優勢、人心優勢等綜合優勢相輔相成、疊加放大；另一方面，針對美西方全方位、無底線、變本加厲的遏制打壓，黨領導人民發揚斗爭精神、善用斗爭謀略、提高斗爭本領，贏得尊嚴、贏得主動，切實維護了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歷史性變化為未來發展開拓了新機遇。

　　我們深刻認識到，前進的道路絕不會風平浪靜、一馬平川。新時代新征程上，只要更加自覺堅持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深入分析、全面把握“危”與“機”的辯證關系，善于從眼前的危機、眼前的困難中捕捉和創造機遇，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充分發揮自身實力和潛能，抓住并用好“五個戰略性有利條件”，把握住重要戰略機遇期，就能贏得優勢、贏得主動、贏得未來。

　　4.科學統籌“穩”與“進”，切實增強用好“五個戰略性有利條件”的行動自覺

　　“五個戰略性有利條件”連接起歷史、現在與未來，既回答了新時代我們為什么成功，也揭示了未來我們怎樣才能繼續成功。抓住并用好“五個戰略性有利條件”，要求我們必須運用戰略思維觀大勢、謀大事，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

　　放眼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但也要看到，伴隨機遇共享性的增強，風險傳導性也在增強，我們前所未有地置身于機遇與挑戰交織、光明與黑暗同在、有利與不利并存的矛盾之中。

　　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我們要全面、辯證地理解穩中求進的深刻內涵，理解穩是大局，在穩的基礎上積極進取，更好把握“穩”和“進”的關系，把握好平衡，把握好時機，把握好度，才能牢牢把握發展主動權。

　　這也啟示我們，在準確把握“五個戰略性有利條件”、充分認識重要戰略機遇期繼續存在的同時，切忌驕傲自滿、盲目樂觀。不可忽視的是，與對重要戰略機遇期“悲觀論”相伴相生，“盲目樂觀論”也在一定范圍、特定群體內滋生蔓延。這其中既有對形勢觀之不明，也有別有用心刻意制造的“自大腔調”，從中可以看出，唱衰與捧殺，向來是一些人操弄輿情、誤導公眾的一體兩面、正反兩手。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西方發達經濟體深陷“新平庸”困境。反觀中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保持在30％左右。特別是在疫情導致全球經濟衰退的背景下，中國更成為全球第一個恢復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以此為據，一些人認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已進入焦慮期、迷茫期、崩潰期，“歷史的火炬正從西方傳給東方”，并由此得出結論，重要戰略機遇期對于當下中國而言，機遇遠大于挑戰，強調風險挑戰是不必要的“過度反應”。

　　面對近年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極限施壓和全面“脫鉤”威脅，一些人主張順勢操作，認為我國只需專注自身發展，安全問題就會在發展過程中迎刃而解；只要深耕國內市場，風險挑戰便可在“國際熔斷”中自然化解。這種對風險困難采取視而不見的盲目樂觀論調，有百害而無一益。我們應該冷靜分析形勢，不可盲目自滿，慎言“自己厲害”，科學統籌“穩”與“進”，更好利用重要戰略機遇期。

　　——應當看到，我國發展與世界先進水平仍有較大差距，必須要有充分的戰略耐心。在我們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之際，在我們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民族復興的能力和信心之時，充分認識到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當前，我國創新能力仍不能有效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人均GDP雖已突破1萬美元，但仍大致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0%，離高收入門檻還有差距。我們必須堅持把發展擺在優先位置，著力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

　　——應當看到，面對世界性發展危機，中國無法獨善其身，必須加強高超的戰略謀劃。盡管近年來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持續下降，中等收入人群持續擴大，經濟增長的內需潛力不斷釋放，但也要認識到，我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世界經濟，同全球很多國家的產業關聯和相互依賴程度都比較高，內外需市場本身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進行戰略謀劃，就要深入把握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潮流，深入把握各國分工合作、互利共贏的長期趨勢，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國際道義制高點，在支持和適應經濟全球化中塑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應當看到，大國崛起絕不可能輕輕松松、一帆風順，必須具備堅定的戰略意志。我國發展中的很多問題是兩難多難的，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例如，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為我國實現創新發展、“彎道超車”提供了機遇，但也存在差距繼續拉大的風險；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為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創造了新動力，但也存在轉型不暢、經濟失速的風險；抗疫斗爭增強了世界各國對我國制度、文化和治理的認同，但也存在被“甩鍋”抹黑的風險。我們要充分估計困難，增強預見性和主動性，以打好持久戰的強大戰略意志，統籌發展與安全兩件大事，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

　　沉迷于夸獎與贊美，容易掉入別人故意設置的陷阱。我們要時刻保持清醒認識和戰略定力，在道路、方向、立場等重大原則問題上堅定不移，不因一時一事或某些人、某些國家的言論而受影響，或落入圈套，或被帶偏節奏。要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真正把穩中求進作為工作的總基調，在發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社會的穩定程度、資源環境的可承受度之間找到平衡，當穩則穩，宜進則進，保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盡可能把各種可能的情況想全想透，把各項措施制定得周詳完善，確保安全、順暢、可靠、穩固。

　　在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關鍵時刻，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兩個大局，作出我國發展具有“五個戰略性有利條件”的重大論斷，表明中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彰顯繼續創造新的更大奇跡的必勝決心。我們必須堅持正確歷史觀、大局觀和角色觀，撥開思想迷霧，凝聚發展共識，抓住并用好“五個戰略性有利條件”，把“關鍵變量”轉化為“確定增量”，走好自己的路、辦好自己的事，堅定信心、鼓足干勁、踔厲篤行，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新征程中展現新作為、作出新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