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從嚴治黨、堅定不移懲治腐敗，是民心所向。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反腐敗斗爭擺在關系黨的生死存亡的高度，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老虎”“蒼蠅”一起打，發現一起查處一起，堅決清除一切損害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使黨永葆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

　　習近平：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氣、歇歇腳的念頭。我們將繼續清除一切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大力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以全黨的強大正能量在全社會凝聚起推動中國發展進步的磅礴力量。

　　黨的十九大對全面從嚴治黨作出戰略部署，黨中央系統總結百年來黨堅持自我革命的寶貴經驗，深刻把握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經驗，不松勁、不停步，一以貫之全面從嚴治黨，一刻不停推進反腐敗斗爭。在反腐敗高壓態勢下，仍然有一些黨員干部不收斂不收手。對于這些人，不論是身居要位的高級干部，還是百姓身邊的基層黨員干部和公職人員，只要發現就要堅決查處，絕不姑息，沒有例外。

　　王富玉(貴州省政協原黨組書記 主席)：抓了我是對的，對那些自以為是的人敲響了警鐘，警示后來的干部不再有這類問題了。

　　王富玉，任省部級領導干部長達20余年，先后在海南、貴州擔任省委常委、省委副書記、省政協主席等重要職務，2018年退休。2021年2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宣布他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審查調查。

　　王衡(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第十監督檢查室副主任)： 對于他的查處，彰顯了黨中央反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他違紀違法、收錢斂財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一直到他被留置前幾天，還在收私營企業主所送的錢財，延續的時間很長，隱藏也非常深。

　　經審查調查，王富玉利用職務便利和影響力在工程承攬、土地開發、企業經營等方面為他人牟利，非法收受巨額財物。專案組發現了多套涉案房產，有的是王富玉直接收受，有的是違紀違法所得購買，還有的是老板買下長期供他使用。這是王富玉在貴陽長期使用的一套豪華別墅，由關系密切的老板出資進行了高檔裝修，電影廳、健身房一應俱全，陳設細節無不講究。

　　王富玉：我自己后悔啊，經不起改革開放的考驗，初心使命沒了，連敬畏之心后來都沒有了。

　　有意思的是，別墅客廳里滿墻掛的文字，都在標榜自己心系百姓、淡泊名利。中間掛的是康熙年間一位知縣的名言：“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說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飯，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兩側掛的是一名老板送給王富玉的一副對聯：“做人好心潔如玉，為民精神富若仙”，煞費苦心地將“富玉”二字藏在對聯中，對王富玉奉承吹捧。墻上文字和豪華別墅的反差，恰是王富玉“兩面人”做派的生動寫照。

　　王衡(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第十監督檢查室副主任)：王富玉表面上把自己包裝成清正廉潔，但實際上，貪圖享樂、追求奢靡生活的問題，在王富玉身上表現得非常突出，他甚至想著冬天要住三亞，夏天要住貴陽，春天、秋天要住深圳，所以他安排老板在三亞、深圳、貴陽給他買房，然后再裝修。

　　這套別墅緊鄰高爾夫球場，推開窗就是一望無際的綠茵，王富玉酷愛打高爾夫，想打球了隨時就能下樓揮桿漫步。

　　王衡(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第十監督檢查室副主任)：上世紀90年代，他開始接觸到高爾夫球，非常癡迷，從海南打到貴州，從在職打到退休，甚至要求私營企業主安排他乘坐私人飛機到全國各地打高爾夫球。

　　王富玉在海南海口、三亞、瓊山等多個城市擔任過市長、市委書記，海南發展旅游度假產業，高爾夫球場逐漸興起，王富玉就在那時迷上了打高爾夫，也正是在球場上，和不少老板逐漸打得火熱。

　　王富玉：我打高爾夫也打出了很多的毛病，打出了什么毛病呢？一個是買房子在球場上決定的，拿錢在球場上決定的，這不就是腐敗，成了腐敗交易場所了嗎？

　　在海南工作時，王富玉就開始收受大筆賄賂，而且從一開始就產生了在境外留后路的想法，1995年就違規為本人和妻子女兒辦理了移民手續，直到2009年他擔心影響自己的前程才取消。

　　1994年到1998年，王富玉在當時的海南瓊山市，市委書記、市長一肩挑，首次嘗到了“一把手”的滋味。

　　王富玉：我到了瓊山做書記、市長的時候，思想上就對自己放松了，就讓人家老板拿錢買房子了。

　　作為交換，買房的老板得以承包了當時瓊山的重點項目海瑞大橋的部分工程。

　　王富玉：海瑞是瓊山人，是中國歷史上反腐敗的老祖宗，我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個橋，但是我拿了人家的好處。

　　此后，王富玉陸續安排多名私營企業主在多地購買了多套房產，放在親屬名下；收受的大量錢款也由弟弟王富保管。

　　王富(王富玉弟弟)：在我的賬戶下面，每次給了我以后，我就拿過去，存放起來。

　　王富玉又安排王富用假名“陳鑫”在河南辦理了虛假身份證，自己則用假名“陳克孝”在河北辦理了虛假身份證，用虛假身份證開設多個銀行賬戶，累計存入上億元錢款。

　　王富玉：在瓊山拿人家錢，買了房子，又進了(海南)省委常委了，就沒有敬畏了，拿紀律、拿法律不當回事兒，這就是我出問題的根本原因。

　　王富玉自認為隱藏周密，沒人會發現；又位高權重，沒人能監督，逐漸敬畏之心全無，乃至到了黨的十八大甚至十九大之后，仍然不收斂不收手。

　　王衡(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第十監督檢查室副主任)：王富玉對組織缺乏敬畏之心，紀法意識淡薄，而且僥幸心理嚴重。涉嫌受賄的金額，黨的十八大之后占比高達70%以上，黨的十九大之后占比超過30%。

　　2012年起，王富玉先后任貴州省政協副主席、主席，他感到這是退休前最后一站了，收錢斂財的行為更加瘋狂。黨的十八大之后，黨中央強力反腐，各地都有省部級高官不斷落馬，連王富玉的弟弟都勸他考慮收手，他卻仍然膽大妄為。

　　王富(王富玉弟弟)：我說，你不要拿人家錢了，晚年了安安生生過日子算了，這個東西多少是個夠？我說現在中央查得這么厲害，可不能掉以輕心了。聊完以后，他當時也沒有吭聲，后來我看他還是不收手。

　　茅臺酒是貴州獨有的稀缺資源，王富玉自然也不會放過利用這個資源的機會。他利用權力為兒子王斌獲取茅臺專賣店經營資格，又違規獲取大量茅臺精品酒指標，賺取巨額利潤。2014年，茅臺集團在三亞投資開發一家度假酒店，商人沈某請托王富玉幫忙承攬項目建設，王富玉安排弟弟王富出面，與沈某以“合作”為名在前臺辦事，自己藏身幕后運作。

　　王富(王富玉弟弟)：他具體怎么操作，我就不用操心，不管這些事情。在海南，其實我就是個代言人。

　　按照王富玉的指示，王富前往海南，陪同沈某請茅臺集團項目負責人吃了頓飯，席間給王富玉撥了個電話。

　　高守洪(茅臺集團原黨委委員、副總經理)：接電話聽到領導的聲音了，“還好吧，小高，祝你工作順利，你一切順利，弟弟在那邊也會照顧你，有什么事兒就說，不要客氣。”我說“感謝領導關心”，就那么幾句話。后來電話一撂，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弟弟就直接跟我說了，這是大哥的意思，請高總關照。我說沒問題，是老大的意思，我就執行指令。

　　隨后沈某順利中標，王富以“合作方”名義坐收45%的利潤分成。2015到2020年之間，沈某按照約定陸續將錢轉給王富。

　　王富(王富玉弟弟)：總體應該有個六千多萬，這一筆大的錢給他，他也沒有辦法處理，他說就放你那兒，先把它保管下來。

　　王富玉還通過兒子王斌收受巨額賄賂，也是打著王斌與人“合作”做生意的幌子。浙江一家從事園林綠化的私營企業就以這種方式向王斌輸送利益6000多萬，王富玉則幫助他承攬了一系列大型項目。

　　姚幸福(涉案商人)：跟王斌是合作辦企業，但是你反過來想，他如果沒有一個省委副書記的父親，你能跟他合作嗎？不認識王斌的話，像這種項目，我們這種小公司肯定是接不到的。

　　在持續的反腐敗高壓態勢下，王富玉又采取了一種規避監督的手段，先幫老板辦事，等退休后再收錢，堪稱“期權式腐敗”典型。

　　王衡(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第十監督檢查室副主任)：老板對他有承諾，說你現在在位不方便，退休之后我給你什么樣的一些保障。退休之后，他一度認為自己已經安全著陸了，主動打電話提醒這些商人老板，這個承諾你該兌現了。

　　王富(王富玉弟弟)：退休后更猛一些，他不顧忌，好多轉賬就過來了，過去還用現金，還得躲一躲。退休后，直接的轉賬就來了。退休后，他感覺脫離了官場了，可能就沒他的事兒了。

　　2021年11月30日，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了王富玉一案。王富玉被起訴指控：1995年至2021年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及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企業經營、規劃審批、職務調整等事項上謀取利益，直接或通過他人非法收受財物折合人民幣4.34億元。2019至2020年離職后還利用影響力收受財物折合人民幣1735萬余元。王富玉當庭表示認罪悔罪，法庭將擇期宣判。

　　王富玉：我不知道要錢干什么，我吃喝不愁啊。你要錢干什么，埋你啊！我現在知道我瘋狂的貪欲登峰造極，但我不知道要錢為了什么。

　　王富玉嚴重錯估了黨中央反腐敗的決心和意志，正部級級別不是護身符，退休也不等于上了安全島。違紀違法問題無論隱藏得多久、積累得多深，都有暴露的那一天，而且要付出的代價會越沉重。

　　王富玉：這都是我自己出的問題，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都出了問題。我自己也是口服心服地認為，我自己走錯了道。

　　有腐必反、有貪必肅。黨的十八大以來，不論是誰，只要突破廉潔底線，觸碰紀律法律紅線，都必須面對黨紀國法的懲處。

　　正風肅紀反腐事關民心所向。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要求既堅決查處不收斂不收手的領導干部，又堅決整治群眾身邊的蠅貪腐敗，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全面從嚴治黨就在身邊、正風肅紀反腐就在身邊、紀檢監察就在身邊，不斷厚植黨執政的政治基礎和群眾基礎。

　　十九屆中央紀委堅決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把順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基本工作導向，把整治群眾身邊腐敗和不正之風擺到更加突出位置，緊盯群眾反映強烈的痛點難點，不斷深化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專項治理，堅決查處涉黑涉惡腐敗及“保護傘”，著力解決民生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切實維護人民合法權益，讓群眾在全面從嚴治黨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2018年，甘肅省永登縣在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專項治理過程中，就嚴肅查辦了一起嚴重侵害困難群眾利益的典型案件。在永登縣紀委監委信訪窗口，工作人員注意到，一段時間以來，陸續有多名群眾來實名舉報同一名干部。

　　王作綱(永登縣紀委監委信訪室主任)：從黨的十八大以后，這還是發現的第一個多人舉報同一個人，這事情引起了我們高度重視。

　　被舉報的干部，是甘肅省永登縣低保辦主任趙永璉。除了信訪窗口，甘肅省委第一巡視組也接到了相關舉報，反映的也是趙永璉利用職務之便向群眾索要錢款的問題。永登縣紀委監委將線索匯總研判并進行初核后發現，趙永璉的問題還不止這些舉報，決定立即對趙永璉采取留置措施，并同步向社會公開消息，進一步征集線索。

　　甘晟名(永登縣紀委監委工作人員)：后來，我們又陸續收到了11筆線索，大部分都涉及到扶貧領域，就是大病救助、或者是養殖資金、或者是廉租房等方面的問題線索。

　　這些舉報最終都被查證屬實。趙永璉身為縣民政局低保辦主任，承擔著全縣城鄉居民醫療救助、最低生活保障、農村五保供養、臨時生活救助等重要職責，手握一些扶貧民生資金的審批權，但她卻濫用職權，從困難群體身上撈取好處。

　　趙永璉(甘肅省永登縣民政局低保辦原主任)：我也知道我錯了，一下掉進萬丈深淵，我不愿意提，我就在這里認罪服法。

　　對曾經的所作所為，趙永璉不愿多說，或許是因為自己也覺得難以啟齒。汪子強是受害人之一，2016年時女兒汪濤身患骨癌，先后住院17次，做了膝關節置換手術，積蓄花光了，還欠下了債，女兒繼續化療還需要花錢，汪子強那段時間心力交瘁。

　　汪子強(永登縣居民)：你看這個花了11萬多，總共自己花了將近20萬，把我就打到貧困上了。沒人說，跟誰說呢？就晚上偷偷自己哭。說實在的話，她不在我就失去信心了，但是作為父親來說，要拿出最大努力。

　　有人告訴汪子強，他的情況可以申請大病救助，汪子強當即到民政局申請辦理。這正是趙永璉的職權范圍，她卻騙汪子強說，辦這事兒得找人，得花錢。

　　甘晟名(甘肅省永登縣紀委監委工作人員)：她有審批權，(汪子強)找到她，本來她可以通過正當合法的途徑去給他辦，但是她還是把手伸向了這一戶困難的群體。

　　汪子強(永登縣居民)：她看了以后說，這樣吧，你給我五千，我給你想辦法報1萬塊錢。要把上面一些該打點的打點一下，不打點一分都報不上。

　　趙永璉對汪子強說，可以給他想辦法報下來7萬多元，但需要先給她3萬5千元去打點關系。汪子強無奈之下，東拼西湊借夠了錢交給趙永璉。救助款最終報下來了7萬3千元，趙永璉又向汪子強索要了1萬元。

　　汪子強(永登縣居民)：7萬3里面她拿掉了4萬5，我最后剩了2萬8。

　　甘晟名(甘肅省永登縣紀委監委工作人員)：取證是在他們家，女兒因為骨癌，常年臥床，家里面生活也很拮據。如果像這樣的群體，(趙永璉)還繼續伸黑手的話，我真的想不通。

　　在調查過程中，一個個受害人的情況都令工作組感到震驚和憤怒。楊小玲是永登縣一名建檔立卡貧困戶，按照當地黨委政府的一對一幫扶措施，趙永璉就是楊小玲的結對幫扶干部。誰知趙永璉不僅不幫扶，還在扶貧對象身上騙取錢財。楊小玲當時養了羊，趙永璉說自己能幫她申請到10萬元養殖扶貧資金，前提是先拿5萬元給她去找人打點。

　　楊小玲(永登縣居民)：我也沒找她，是她自己打了電話來，電話里說，錯過了今天就沒有機會了，我還問了要啥手續，她說不要。

　　楊小玲也是四處借了4萬3千元，實在再湊不出任何錢了，全部交給了趙永璉，養殖資金卻始終不見兌現。過了段時間，楊小玲和女兒雙雙生病住院急需用錢，聯系趙永璉想把錢取回來不辦了，卻一直要不回來。

　　楊小玲(永登縣居民)：她是民政局辦低保的主任，我就相信了，沒有打收條，后來面都不見了，電話也不通，微信也不回，找不著(人)了。

　　魏玉朝和蘇繼平夫婦是又一戶受害人，趙永璉欺騙他們的名目又花樣翻新。蘇繼平2018年頭部摔傷，做了開顱手術，醫院一度下達了病危通知書。

　　魏玉朝(永登縣居民)：天天看我老公疼，我眼淚都哭干了。病嚴重得很，在錢上的經濟壓力大，感覺我連活著的信心都沒有了，感覺天就直接是一片黑，啥都壓在我一個人身上。

　　村里幫助他們申報大病救助，報下來7萬多元，這本是一筆雪中送炭的救命錢。不曾想，申請是趙永璉經手審批的，她知道這家人剛領到了救助金，就主動打去電話，聲稱還能幫他們申請廉租房。

　　魏玉朝(永登縣居民)：后來的一天，她打電話說，你到民政局來，我給你申請一個廉租房。我說需要多少錢，她說需要六七萬塊錢。

　　申請廉租房其實并不在趙永璉職權范圍內，她利用困難家庭需要錢的心理，謊稱能找熟人幫他們辦，誘使他們把剛拿到的救助金拿出來。

　　甘晟名(甘肅省永登縣紀委監委工作人員)：作為從事社會救助的有權力的人，群眾心目當中肯定覺得是非常值得信賴的。所以在趙永璉一再誘導下，一次又一次，根據趙永璉的要求把錢給了趙永璉。

　　魏玉朝(永登縣居民)：后頭又打電話，(趙永璉)說要送禮請客，需要給1萬。我又給了1萬，她過了三四天又要了1萬。

　　在趙永璉不斷欺騙誘導下，夫妻倆不僅把7萬多大病救助款全拿給了她，還找兄弟借了7萬，總共給了她14萬多元。過了一段時間“廉租房”毫無消息，魏玉朝才意識到可能受了騙。

　　魏玉朝(永登縣居民)：我兄弟聽別的人說的，趙永璉耍賭博，我就慌了，就覺得把我騙了，這錢肯定全部是去耍賭博了。對于我們農村家庭，這是特別大特別大的困難，當領導的這么騙，我真正沒有想到，我忍無可忍就告到縣紀委了。

　　趙永璉騙取的這些錢，正是全扔在了麻將桌上。自從染上了賭博惡習，她輸多贏少，越是想翻本，就輸得越多，沉溺在賭癮中無法自拔。

　　蘇懷斌(甘肅省永登縣紀委常委 監委委員)：把工資輸掉，再跟朋友借親戚借，后面就把家里農村父母的房子偷偷賣掉，最后沒有辦法的時候，就想出這個辦法，盯上大病救助、普通老百姓開始騙錢。

　　不少困難戶都曾接到趙永璉的電話，說需要立即轉錢，好請關鍵人物吃飯，他們萬萬想不到，電話那端的趙永璉其實是坐在牌桌上。

　　蘇懷斌(甘肅省永登縣紀委常委 監委委員)：她有時候錢輸了，沒有錢了，就講你馬上打過來1萬，馬上就請領導吃飯。有時候在晚上，人家農戶找到錢給她，有些是從銀行卡上轉到她的卡上，有的是從微信上轉到她的微信上。

　　經查實，趙永璉共從13名受害人手里，共計非法索取55萬多元，2019年11月，趙永璉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10萬元。

　　趙永璉(甘肅省永登縣民政局低保辦原主任)：那些人看著可憐得很，再一次說聲對不起，我現在在監獄就好好改造。

　　許多受害人，都是因為信任趙永璉國家干部的身份才會受騙。利用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向管理和服務對象索要錢財，向最困難的群體行騙牟利，嚴重損害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影響極其惡劣，必須堅決防止這類事件的發生。

　　甘晟名(甘肅省永登縣紀委監委工作人員)：縣紀委監委也是以此案為契機，在全縣范圍內對農村低保、大病救助，還有廉租房等領域的資金運轉情況，還有人員的履職情況，進行了系統排查和梳理，堅決杜絕此類問題的發生。

　　對趙永璉的查處，也還了受害百姓一個公道，以實際行動告訴他們：對干部違紀違法行為的舉報線索，都會得到認真調查、公正處理；黨和政府絕不允許這類侵害群眾利益的行為逍遙法外。

　　汪子強的女兒汪濤經過治療，最終幸運地活了下來，去年，這家人又添了一個小孫女。

　　汪子強(永登縣居民)：不幸中的萬幸，總算命保下來了，這就感覺很欣慰的，又找了對象，結了婚，生了一個“疫情寶寶”。

　　黨的十九大以來，截至2021年10月底，全國共查處民生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45.1萬起，批評教育幫助和處理61.1萬人；查處涉黑涉惡腐敗和“保護傘”問題9.7萬起，給予黨紀政務處分8.8萬人。2018年至2020年，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三年專項治理期間，查處問題28萬個，批評教育幫助和處理39.2萬人；2021年1月至10月，查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方面腐敗和作風問題1.5萬個，批評教育幫助和處理2.1萬人。

　　民以食為天，中國是人口大國，十四億人的吃飯問題，是最大的民生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要守住國家糧食安全，既要抓好糧食生產、保障糧食供給，也要堅決遏制糧食購銷、儲存、輪換等環節的腐敗問題。黨的十九大以來，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緊盯糧食購銷領域加強監督，查處了一大批違紀違法案件，并從中深度剖析涉糧腐敗深層次原因，推動以案促改，完善糧食管理體制機制。

　　2019年，江蘇省儀征市紀委監委查處了一系列國有基層糧站案件，儀征15個基層糧站中有14名站長被查處，其中5人被移送司法機關審查起訴。

　　呂孝廷(江蘇省儀揚河糧食中心庫原主任)：我很后悔，這個不應該打到個人的賬上面。

　　高時林(江蘇省儀征市陳集糧站原站長)：從我自身來說，我們要是規規矩矩的，也不至于犯這個錯誤，現在懊悔也沒有用。

　　問題線索是儀征市紀委監委在日常監督中主動發現的，在對全市基層糧站進行檢查的過程中，發現多家糧站的對公賬戶，以及一些和糧站有業務往來的企業對公賬戶，都和糧站站長私人賬戶之間存在財務往來。

　　李翾旻(江蘇省儀征市監委委員)：按道理，糧食企業收購也好、銷售也好，應當是公對公的事情，公賬戶和糧站的負責人個人之間的賬戶發生經濟交往，這個是異常的。

　　循著疑點調查下去，多家糧站站長“靠糧吃糧”的問題浮出水面，手法多種多樣，其中之一是在糧食等級上做文章。

　　高時林(江蘇省儀征市陳集糧站原站長)：收購的時候是按照三等糧收購的，后來化驗達到二等糧標準，差價當時也沒有明確說，就這么裝在自己身上了。

　　三等糧和二等糧收購價雖然每公斤只差幾分錢，但糧食量大，累積起來就不是一筆小錢。陳集糧站原站長高時林通過這一種方式，就套取了10多萬元。

　　丁虹娟(江蘇省儀征市紀委常務副書記 監委副主任)：“等級糧”直接損害老百姓的利益。糧食的等次，老百姓實際上是沒有話語權的，更多的還是適應糧站的這個規則。

　　另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手法，則是貪污“升溢糧”。糧站從農民手中收糧時，如果糧食水分、雜質超標，按國家標準要扣除一定斤兩；之后糧庫通過烘干、除雜等處理，通常會產生一定溢余。例如100斤糧食經過“扣量”按98斤收購，實際去除水分雜質剩了99斤，多出來的一斤糧就屬于“升溢糧”。一個收糧季下來，積少成多，數量也頗為可觀。出現“升溢糧”本身是正常現象，按規定屬于國有糧食，應該登記入賬，一些人卻隱瞞并私賣“升溢糧”、侵吞糧款。儀征市多名糧站站長都存在這種行為，獲利從十幾萬、幾十萬到上百萬不等。

　　呂孝廷(江蘇省儀征市儀揚河糧食中心庫原主任)：升溢部分就打到我們賬上，有時候會打到我們卡上。我們儀征所有糧站都這樣操作。

　　“升溢糧”和私利掛上了鉤，進而導致有的糧站在收糧時，故意多扣農民的份量，變相增加“升溢糧”數量。

　　胡圣林(時任儀征市糧食局副局長)：有的基站就加重了扣量的程度，這個損害老百姓的利益了，更有的負責人可能在磅秤上面做了手腳，這個少，也有。

　　水分雜質早年都是靠經驗手感判斷，存在一定的隨意性。現在，糧站都已經有了儀器可以準確檢測，扣量率也有國家標準，但收糧高峰時，儀器檢測慢，主要還是靠手摸，多扣一點量，只要不是太過分，農民一般也不會提出異議。

　　徐忠勝(當地糧農)：農民是沒有發言權的，都是糧站說了算。他說你這個不干就會不收你的，或者是按照他的標準扣，你愿意給他扣就賣給他。

　　孫吉洲(當地糧農)：我們幾畝地的糧食都是拖拉機拉去的，那口袋你就一袋一袋搬上搬下，就把你累死了。你少就少一點，你給我賣掉，賣完了我就走人，我也不跟你爭一分二分，我不跟你爭了。

　　“粒粒皆辛苦”，短短五個字，道出了糧食沉甸甸的分量。糧食是農民一年到頭辛辛苦苦種出來的，也是億萬農戶家庭收入的重要來源。他們是國家糧食安全最直接的守護者，而他們的利益，也需要被認真守護。

　　涉糧腐敗問題，一方面直接侵害農民利益，一方面變相套取國家資金，“轉圈糧”就是又一種典型手段。我國糧食收購以市場化收購為主導、政策性收購為補充，遇上糧食供大于求的年份時，市場糧價如果低于一定價格，國家就會啟動政策性臨時收儲，俗稱“托市糧”，就是用國家保護價收購農民的糧食，目的是防止谷賤傷農，保障糧農利益，保護農民種糧積極性。這也是維護糧食安全的宏觀政策之一。然而，一些主要糧產地有人用“轉圈糧”的方式，鉆這個制度空子。儀征多家基層糧站就是如此，當“托市糧”收購啟動時，將先前以較低價格收購的商品糧，通過虛假合同偽裝賣出，實際暗渡陳倉，轉為價格更高的“托市糧”買進，一方面能賺取差價，另一方面，“托市糧”屬于國家儲備糧，國家還會付給糧庫配套的保管費用，一舉兩得。

　　李翾旻(江蘇省儀征市監委委員)：虛假銷售合同用于做什么呢？做賬。你看到的是整個這一倉糧食賣掉了，其實他并沒有真的賣，通過這個設備拖出去，在門口轉一圈，然后再拖進來。把形式上做得和托市糧收購的場景是一模一樣的。為什么叫“轉圈糧”，就是在門口轉一圈。

　　把糧食裝車轉上一圈，再假借一些關系人的身份證和賬號冒充農民，完善賣糧手續，商品糧就搖身一變成了“托市糧”。

　　周建華(江蘇省儀征市紀委監委工作人員)：國家實行托市糧價格，是要防止谷賤傷農，這部分的利潤應該是給最基層的農民的，實際上農民最終沒有落到太多的實惠。

　　儀征市紀委監委調查發現，多家基層糧站出現腐敗問題，主管單位儀征市糧食局和市購銷總公司也難辭其咎。例如，各家糧站“升溢糧”從未按照制度上報并入庫，主管單位也從未對照制度監督檢查，內控機制流于形式。

　　高時林(江蘇省儀征市陳集糧站原站長)：制度是發給我們了，也沒有要求嚴格按照制度執行。糧食部門基本上沒有財務檢查。

　　而在違規進行“轉圈糧”操作上，儀征市糧食局、糧食購銷總公司實際也參與其中。

　　呂孝廷(江蘇省儀征市儀揚河糧食中心庫原主任)：不是我們擅自做這個決定，把商品糧轉成托市糧，都是上面布置的。你轉了之后，上交一分半以后，其余你自己處理。

　　高時林(江蘇省儀征市陳集糧站原站長)：從主管部門到基層，都想進托市糧的籠子。托市糧收購費用高，保管費用高。當時是糧食局，后來是總公司，它要從中截留一部分，再給一部分給基層單位。一舉幾利，哪個不做呢？

　　糧食局、糧食購銷總公司布置基層糧站進行“轉圈”操作，套取的差價允許基層糧站一部分自用，一部分上交用于機關開支，這本身就嚴重違反國家規定。這種情況下，一些糧站站長個人私吞一部分，也無人去認真監管。

　　王誠(時任儀征市糧食購銷總公司總經理)：糧食局也好，總公司也好，知道這個事是不符合政策規定的，是錯的。最后這個差價到了個人的口袋里面，從監管來說也是有問題的。

　　案件還揭示出，監管嚴重缺位的背后，還有深層次原因。糧食體制改革早就要求政企分開，但時至今日在一些地方仍然并不徹底。儀征市糧食局和糧食購銷公司就實質上還是一家，自然難以正確履行監管職能。

　　丁虹娟(江蘇省儀征市紀委常務副書記 監委副主任)：它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既是政策的執行者、制定者，同時也是市場的主體。

　　胡圣林(時任儀征市糧食局副局長)：政企不分，企業和行政機關是捆綁在一起的。企業職工的收入不到位，可能就找行政部門，你肯定要對它托底吧。這樣的話，它為了增收采取一些違規事情，你就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儀征市紀委監委在辦案中還發現，市糧食系統黨的領導嚴重弱化，黨的建設嚴重虛化。基層糧站黨員組織關系在鄉鎮黨委，人事關系在糧食系統，兩邊的黨支部都沒有將他們納入日常管理。

　　丁虹娟(江蘇省儀征市紀委常務副書記 監委副主任)：這“兩不管”就造成這些人員實際上游離在我們全面從嚴治黨的一個邊緣地帶。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風廉政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的新形勢新任務，他們基本上是不了解、也不關注的。

　　在這一案件中，儀征市糧食局多名領導干部，糧食購銷總公司領導班子都被追究相應責任，共計22人受到黨紀政務處分。案件辦理的同時，儀征市紀委監委也發出紀檢監察建議書，一系列整改建議在糧食系統已經逐步落實。儀征市推動糧食系統政企分離，糧食局和企業徹底剝離，并入發改委，專心回歸行業管理本職；糧食購銷總公司和下屬糧站并入市國有企業揚子投資發展集團，成立了儲備糧食管理中心和糧食儲備公司，按照國有企業制度規范管理。針對暴露的風險點制定了18項具體制度，建成了儀征市糧食安全智慧監管平臺，來避免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

　　丁虹娟(江蘇省儀征市紀委常務副書記 監委副主任)：他們違紀有主觀原因，也有體制機制問題，多因一果造成今天的這種結局。

　　儀征市這一系列案件，暴露出不少國有糧企內部管理混亂、監督流于形式等共性問題。“升溢糧”、“等級糧”、“轉圈糧”等手段，在近年來全國查處的涉糧腐敗案件中多有發現，甚至有人在“轉圈”時還采用更惡劣的手段將私利最大化，例如，將質量不佳的陳糧，以次充好、以陳抵新進入糧食儲備庫。種種套路，既嚴重損害農民利益，也直接危害國家糧食安全。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正牽頭開展糧食購銷領域腐敗問題專項整治，將從嚴從重查處涉糧腐敗問題，推動地方黨委政府落實糧食購銷主體責任，督促職能部門認真履行主管監管責任，督促有關方面進一步完善管理體制，堵塞漏洞，補齊短板，強化長效機制，切實改變監管缺失缺位狀況，確保糧食購銷領域腐敗問題得到有效整治，取得持久性成效。

　　劉義芳(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第四監督檢查室干部)：這次專項整治，全國這么大范圍、全方位的整治行動，要給黨中央、給全國人民，交出一個滿意的答卷。

　　全面從嚴治黨實踐證明：不論是一些領域久治不絕的痼疾，還是群眾反映強烈的難題，背后大多潛藏著為政不勤、為政不公、為政不義、為政不廉的問題。踏上新征程，必須堅定不移推進自我革命，一以貫之全面從嚴治黨，一刻不停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這是百年大黨永葆先進性純潔性的政治秘訣，是黨始終保持與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必由之路，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