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總能帶來一些意味深遠的巧合。

　　今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時，香港特區也迎來了自己的24歲生日。

　　在時間坐標系的重要節點上，一百年來，香港的命運從來都與中國共產黨緊密相連，須臾沒有分離。

　　這是一段風雨兼程，卻愈發明亮的未竟之旅。

　　港口 迎來第一抹晨曦

　　紅色故事的開頭，始于一百年前。

　　即使當時的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中，或曾在日寇的鐵蹄之下，載著中國未來的“紅船”，也曾以不同的方式到達這個港口。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幾個月之后，紅色的風從碼頭悄然登岸，來到香港。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抗日家庭第三代許楨強調：“從成立到建立新中國的二十多年里，中國共產黨與香港的淵源非常之深。”

　　對此，香港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高級研究員劉蜀永表示贊同：“香港人接觸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由來已久，香港的工人運動更為中國共產黨鍛煉和培養了一批骨干。”

　　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香港很多革命活動，都與它的港口屬性有關。

　　1929年底，船到香港。準備下船的“富商”悄悄塞給警察4塊錢，警察用粉筆在箱子上畫了一個放行記號。

　　被當成走私者的人，卻是一位地道的革命者，兩只豪華大鐵皮箱里裝的是剛剛研制成功的收發報機。很快，滬港兩地的地下電臺通報成功。

　　之后，九龍彌敦道一間小房子中頻繁發出的紅色電波，帶著香港的海風，到達中央蘇區。

　　火種點燃，愈發明亮。

　　1927年8月，大革命失敗后，中共廣東省委在香港正式成立。名稱幾經變更，但領導機關一直設在香港，香港也成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華南地區革命斗爭的指揮中心。

　　世代生活在香港的人，并沒有因為遭受長期殖民統治而忘記自己是中國人。

　　1941年12月，日寇踏過深圳河。幾乎同時，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派出武工隊秘密潛入港九。

　　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在港唯一一支抗日武裝力量，是以香港同胞為主體的中華兒女組成，之后它被命名為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

　　96歲的陳水粦，是目前健在的東江縱隊老戰士。兒時老師教唱的一首《松花江上》，一直在他心中吟唱。

　　跨越了80年，記者去采訪這位老人。迎面而來的，是老人致敬的軍禮，那是隔著漫漫歲月，老人至今未曾忘懷的軍禮！

　　東江縱隊引起了很多學者的重視。在香港狹窄的土地上打游擊戰，在侵略者的圍追堵截中存活并壯大，每一處戰場，都是血肉長城。

　　這支不怕流血犧牲的隊伍，這支心中裝著人民、緊緊依靠人民的隊伍，將共產主義信念的火種播撒在香港的土地上。

　　港口 赤子之歌響起

　　跨海、翻山、渡河、穿過封鎖線。

　　劃在地圖上的幾條簡單線條，就是當年血與火的生命通道。

　　1941年12月，日軍占領香港后，張貼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士前去報到，否則“格殺勿論”。他們在香港各大影院打出幻燈片，點名“請”梅蘭芳、蔡楚生等人到日軍占領司令部“會面”。

　　古老中國的文化之脈，怎能斷于寇仇之手！

　　中國共產黨啟動了龐大而周密的營救工程——100多天中，800多名滯港的抗日文化名人、愛國民主人士以及他們的家屬連同其他方面人士在抗日游擊戰士的護送下，神奇地從香港“消失”。

　　香港，對中國革命而言，是運輸線，是中轉站，是補給港。

　　從這個海港發往內地的，還有足以“救命”的龐大物資，承載著救亡圖存的赤子之心！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成立。1938年夏到1941年秋，通過商貿機構“聯和行”，運往內地抗日前線大批緊急物資和資金。

　　“聯和行”老板楊廉安一度與上級失去聯系。他為自己縫制了一件特殊馬甲，將所有的錢卷成小卷，細心塞進夾層中的口袋。就這樣，帶著存在“聯和行”內的資金和黨的經費，楊廉安融進向西的逃難人群。

　　跨珠江、西江、長江；

　　翻南嶺、武陵山、大婁山；

　　喬裝成難民、和尚、乞丐……

　　一個人，一路徒步，躲藏于荒野，輾轉于戰火。

　　6個月后，他走進重慶，將香港帶出來的資金分文不少地交給了組織。

　　楊廉安還有一個名字——共產黨員秦邦禮。

　　一場特殊的宴請在香港開席。推杯換盞中，商討的是投奔光明的計劃。

　　1949年9月19日晚，“海遼”輪啟錨秘密北上，歷經8天9夜，沖破重重封鎖，完成了2000多海里的起義航程。

　　10月1日，幾乎和天安門升旗同一時刻，“海遼”輪成為新中國第一艘升起五星紅旗的海輪。

　　三個半月后，香港招商局的辦公大樓、倉庫、碼頭上空，同時升起中國國旗，13艘輪船汽笛齊鳴。

　　這是港口特有的語言，他們用這樣的語言宣布：我們已投入祖國懷抱！

　　700多名招商局船員，大多成為新中國航運事業的技術骨干，成為新中國重要的水上運輸力量。

　　在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實施全面禁運、港英當局武力“緝私”的情況下，已故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在香港組織船隊，為祖國運送大量急需物資，為新中國抗美援朝和建設事業作出重大貢獻。

　　在革命和新中國的建立過程中，那些穿著西裝，但永遠自稱“我們中國人”的香港同胞，從來沒有旁觀，沒有缺席，一直追隨著中國共產黨。

　　港口 助力改革開放啟錨

　　1979年，世界上一家著名財經周刊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國有多少可以出口？》的文章。文章寫道：中國擁有的是土地、能源、勞動力，而現在所缺少的是市場經濟的經驗和意識，對市場需要怎樣的產品、設計和質量規劃缺乏經驗。

　　歷史給予香港為國效力的另一種可能。

　　一批批愛國情懷和國際視野兼具的香港各界精英，意識到了國家的急需，通過提供資金、技術信息和先進的管理經驗，助力內地改革開放揚帆啟航。

　　“從上中學到留學國外，我一直都很關注國家的發展。”曾任四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香港經濟學會顧問劉佩瓊，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為內地政府干部、高校教員、企業管理人員授課培訓。

　　她還清晰記得當時的日程表：6點左右起床，8點多到深圳羅湖關口，9點就開始上課，直到下午5點從羅湖返回香港。

　　同時，一條參觀學習的路線，在香港制定。這是一條涵蓋了服裝廠、印染廠、電子廠、玩具廠等香港當時最出色生產線的學習線路……

　　改革開放之初，內地需要在與世界的差距中找到改變的突破口。離內地最近的香港，是最直接的求索之地。

　　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在中國內地批準的外資項目中，47.4%與香港有關，來自香港的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為11955億美元，占內地的52.2%。

　　中國1.8萬公里的漫長大陸海岸線上，分布著87個主要港口，香港是最獨特的那一個。

　　改革開放之初，香港是內地遠眺全球的登高之處，它為改革開放出力，也從國家發展中得益。

　　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將香港的成功轉型歸因于內地：乘著內地改革開放的機遇，香港順勢從制造業中心轉型為以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等服務業為主的國際大都會。

　　在全國政協委員霍啟剛看來，從抗美援朝開始，爺爺霍英東走過了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的一生。

　　“他相信中國共產黨可以讓中國走向一條更美好的道路，能夠把中華民族帶到一個新的高點。”霍啟剛說。

　　港口 你就在我的懷抱里

　　中國共產黨對香港也從未缺少關懷。

　　早在上世紀60年代內地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中央即投巨資興建東深供水工程，開通“三趟快車”，保障了香港80%的用水和90%以上的鮮活冷凍食品供應。

　　1972年，石油供應下降帶來的恐慌迅速蔓延至香港。對于工業剛剛騰飛，所有能源都依賴進口的香港，如何有效保障民生和生產？

　　此時，中國剛剛摘掉“貧油國”的帽子，但中央沒有絲毫猶豫。很快，一艘裝載著500桶煤油的木船靠岸香港，隨后，源源不斷的內地石油開始緩解香港市場的緊張局面。

　　回歸后，香港經濟先后受亞洲金融危機和“非典”疫情的影響。特別是“非典”暴發時，香港經濟面對的是罕有的長時期調整及通貨緊縮。

　　2003年，《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簽署，對內地同香港的經貿加快融合和促進長遠發展發揮了積極推進作用。同年，中央出臺個人游政策，鼓勵內地個人前往香港旅游，促進香港旅游業和零售業復蘇。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中央推出14項措施支持香港。2011年，“惠港36條”推出。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中央第一時間對香港疫情防控工作給予了指導和支持，在內地防疫物資緊張的情況下，協調大批口罩和其他防疫物資來港，全力保障對港生活物資穩定供應，大力協助滯留內地和國外的港人返港，及時派出核酸檢測支援隊……

　　香港恒通資源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副秘書長施榮懷說，每當香港遇到困難時，中央政府都想盡辦法全力支持。

　　撐港，挺港，惠港，保障香港，支持香港……在祖國的懷抱里，香港從來不是獨自漂泊的孤帆。

　　香港雖然是港口，但國家才是香港真正的避風港。

　　著名學者鄭永年認為，中國在長期的發展中實現了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實現了可持續的社會穩定，實現了可持續的政治制度支撐和領導，能同時實現這“三個可持續”的國家及地區，在世界范圍內看，少而又少。

　　國家的強大，讓香港看到更多“背靠祖國”的機遇。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是香港經濟起飛、繁榮穩定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劉蜀永說。

　　港口 開啟“一國兩制”航程

　　1997年，“不列顛尼亞號”載著末代港督和殖民者的旗幟，駛離維多利亞港。

　　香港會展中心的旗桿上，降下來的是百年的屈辱，升起的是中華民族堂堂正正的尊嚴。

　　香港的碼頭，迎來了“一國兩制”新的出發。

　　早在1979年開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不同場合都表示要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經過長時期的探索與研究，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提出以“一國兩制”的辦法來解決香港歷史遺留問題。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秘書長譚耀宗坦言，“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執政黨制定過這么開明的政策。

　　“一國兩制”，這是在社會主義的大廈中，保留一扇資本主義的窗口。上世紀80年代，在解決香港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人展現了無與倫比的政治眼光、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氣。

　　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最重要的理論和制度創新之一。

　　創新，就意味著突破、創造，也沒有任何國內外的經驗可以照搬。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自信、有能力的政黨。”譚耀宗說。中國共產黨以超凡的自信和能力，領導和捍衛香港“一國兩制”事業在探索中不斷前進。

　　過去24年，中國共產黨不斷豐富發展“一國兩制”理論和實踐，將“一國兩制”從治國理政的“嶄新課題”和“重大課題”，提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和“顯著優勢”。

　　中國共產黨人的非凡勇氣和洞察力，在于他們對中國國情的透徹了解，和對世界歷史大勢的準確把握。

　　港口 是我和你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戰略和全局的高度，堅持全面準確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方針，穩妥應對和處理港澳工作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堅定地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港澳繁榮穩定，引領“一國兩制”實踐在乘風破浪中取得新成功。

　　當反中亂港勢力嚴重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香港面臨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時，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依法治港，筑牢了維護國家安全的防線，維護了“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粉碎了反中亂港勢力“顏色革命”的圖謀，“一國兩制”在香港重回正軌。

　　中國共產黨人清晰地表明，如今的香港，不是反中亂港分子來去自由的中環碼頭，不是“顏色革命”的避風塘，更不是昔日西方列強為所欲為的跑馬地。

　　“推進‘一國兩制’事業，必須堅持和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強調，今天的中國高度開放、日新月異，足以憑國家之大、活力之盛，為香港增優勢、拓空間、破難題提供強大動力。

　　“一片初心紅到老，百年風雨視等閑。”84歲的香港企業家施子清手書對聯以表心聲。“只有國家富強，香港才能維持繁榮穩定。”他說，“我一生都會跟著黨走，這不會有錯。”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另一座城市，27歲的香港青年黃釗逸也得到“為人民服務”的滿足感。

　　作為廣東首批、廣州市南沙區第一位來自香港的公務員，在防疫管理服務一線工作中，他不僅親身感受政府強大的組織能力，感受到了人民群眾強大的向心力，更增加了自己對內地和大灣區的信心。

　　家族11人先后參加抗戰，東江縱隊的后人黃俊康等羅家后代，最近共同作出了決定：將價值2500萬港元的羅家祖宅永久借出，作為香港首個紀念抗戰專題紀念館館址。

　　對于前輩們慨然赴死的信念，羅家后代多次問自己的前輩，家里那么好的經濟條件，為什么要抱著必死的信念參加共產黨、游擊隊？

　　老人回答，他們看到了英國人怎樣統治香港，看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殘暴，也看到了國民黨怎樣腐化、怎樣奴役人民。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拯救中國，讓中國更強大，讓香港更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