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條協議》解決了西藏的主權問題，民主改革解決了西藏的政權問題，自治區成立解決了西藏的制度問題，全國人民的支援解決了西藏的長治久安問題

　　20世紀前50年，舊西藏經歷了三次重大危機，社會動蕩不已，邊地屈辱不堪；20世紀后50年，新西藏發展實現了三次飛躍，經濟快速發展，各民族安居樂業；如今的西藏，已徹底擺脫了束縛千百年的絕對貧困問題，發展基礎之實前所未有、發展機遇之好前所未有、發展后勁之足前所未有

　　文 | 劉偉

　　回首《十七條協議》簽訂的前后經過，正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達成了和平協議，也正是這個偉大的和平協議，使西藏全境獲得和平解放，協議解決了歷史遺留問題，明確了西藏的主權歸屬。協議簽訂后，紀律嚴明的解放軍以和平方式進軍，以實際行動幫助西藏人民，得到了西藏廣大僧俗民眾真心實意的擁戴和歡迎。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至達賴集團叛逃境外之前，《十七條協議》一直是西藏各項工作的指導方針，是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共同履行的法律性文件。

　　3月29日，中鐵電氣化局集團技術工人在拉林鐵路進行接觸網精調作業 焦宏濤攝/本刊

　　民主改革解決了

　　新西藏政權屬性問題

　　如果說，《十七條協議》解決了西藏主權歸屬問題，民主改革則是解決了新西藏政權屬性問題，從兩種政權并存到建立統一的人民政權，實現了西藏社會發展歷史性飛躍。

　　《十七條協議》簽訂，雖然使西藏正式回到祖國的懷抱，但當時西藏地方政權機構不統一，以衛藏為中心是以達賴為首的噶廈政府，掌管西藏絕大部分地方，以后藏日喀則為中心有班禪的堪布會議廳，在昌都有新成立的人民解放委員會。1954年9月，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到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并分別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同年12月，班禪喇嘛在全國政協二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在北京期間，經過商議并在國務院會議上通過，決定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1956年4月，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在拉薩成立，達賴喇嘛為主任，班禪喇嘛、張國華為第一、第二副主任，阿沛·阿旺晉美為秘書長。專程赴藏參加籌委會成立大會的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宣讀國務院命令，并代表國務院授予達賴喇嘛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印鑒。

　　本著毛澤東對西藏工作“慎重穩進”的方針，進藏解放軍、地方干部和西藏愛國力量積極執行和維護《十七條協議》，擴大了愛國統一戰線，民族隔閡逐步消除，民族團結和西藏內部的團結得到加強；1954年底，康藏、青藏公路通車，1956年，民航在拉薩試航成功，極大地改善了西藏交通運輸，增加了物資供應，保持了物價穩定，贏得了基層群眾對共產黨、解放軍的信賴。

　　《十七條協議》除了提到幾個“不變”，如西藏現行政治制度不變，達賴地位職權不變，尊重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寺廟的收入不變等。協議也提到西藏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要逐步發展西藏的教育、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如此，西藏有必要進行改革，但協議第十條細致地提到，有關西藏各項改革，中央不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

　　1956年10月，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共同赴印度參加釋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紀念活動，結束后班禪喇嘛即返回祖國，達賴喇嘛一到印度即受到國外勢力及流亡美國的達賴哥哥及西藏地方政府原官員夏格巴等人的包圍和鼓動，他們力勸達賴喇嘛留在印度，組建流亡政府，爭取美國和聯合國的支持。達賴喇嘛在游說中瞻前顧后，滯留印度不歸。

　　正在印度訪問的周恩來總理抽出時間，連續三次找達賴喇嘛談話：“周總理給達賴喇嘛轉達毛主席的指示說‘毛主席要我告訴你，已決定西藏在六年之內不進行民主改革。六年之后是否改，仍然由西藏人民和你們決定。毛主席希望你早點回西藏。’周總理指出，有人想把你留在印度搞‘獨立’是行不通的。鬧獨立，反對中國，是叛國行為。……世界上有人喜歡聽罵共產黨的話，你罵一次共產黨，他可以給你一些錢，再罵一次，還可以給些錢，罵三次四次以后，你拿不出什么新鮮內容，人家聽著也沒什么味道了，也就不再給你錢了。何況你罵共產黨，并無損我們的事業勝利發展。”31 周總理苦口婆心曉之以理，使達賴喇嘛解除了在改革上的顧慮，于1957年2月由陸路經印度噶倫堡到達西藏邊境小鎮亞東，4月回到拉薩。

　　西藏廣大農奴和奴隸急切盼望改革，而西藏反動上層為了維護三大領主既得利益和特權反對、阻撓并拖延改革。

　　為什么怕改革、反對改革？我們看看當時是怎樣的西藏：“1959年之前的西藏，實行的是一個比歐洲中世紀還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制度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占西藏總人口不足5%的農奴主占有西藏絕大部分生產資料，壟斷著西藏的物質精神財富，而占西藏總人口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沒有生產資料和人身自由，遭受著極其殘酷的壓迫和剝削，掙扎在極端貧困的悲慘境地中，根本談不上做人的權利。長期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統治窒息了西藏社會的生機和活力，使西藏日益走向沒落和衰敗。”32

　　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而西藏上層一些堅持分裂立場的頑固分子則是為自己謀私利，甚至為了保護自己的特權，不惜勾結國外勢力破壞協議，背叛祖國，他們制造分裂的活動一直沒有消停。

　　1952年，司曹魯康娃和洛桑扎西支持西藏地方非法組織“人民會議”不斷在拉薩鬧事，反對《十七條協議》，要求解放軍撤出西藏。在中央駐藏代表張經武交涉下，達賴喇嘛同意將兩個司曹撤職。33

　　1955年，噶倫索康到康區煽動武裝叛亂，1957年成立“四水六崗”衛教軍。1959年3月以“衛教”名義從其他藏區匯集到拉薩的武裝分子已有數千名之多；8日，達賴喇嘛原定10日到西藏軍區看演出，受到煽動的2000多市民和一些武裝分子包圍了達賴居住的羅布林卡，阻止去軍區看演出。西藏軍區政委譚冠三給達賴喇嘛連去三封信，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制止武裝挑釁，達賴喇嘛也回復了三封信。12日給譚冠三政委的復信說：“對于發生的以保護我的安全為名而制造的嚴重離間中央與地方關系的事件，我正盡一切可能設法處理。”16日復信說：“現在此間內外的情況雖然仍然很難處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辦法，在政府官員中從內部劃分進步與反對革命的兩種人的界線。”但是，在次日即17日深夜，達賴喇嘛在噶倫索康等人及美國中情局培訓的藏籍特務挾持下，逃離拉薩去了印度。

　　“達賴喇嘛離開拉薩后，叛亂分子調集約7000人，于3月20日凌晨向黨政機關發動了全面進攻。人民解放軍在忍無可忍、讓無可讓的情況下，于當日上午10時奉命進行反擊。在藏族愛國僧俗人民的支持下，僅用兩天時間，就徹底平息了拉薩市區的叛亂。”34

　　雖然達賴喇嘛逃亡路上宣布成立“西藏獨立國臨時政府”并在抵達印度即發表了聲明，宣稱“西藏是獨立的國家”，但中央人民政府從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大局出發，仍對達賴喇嘛采取耐心等待態度，對他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一直保留到1964年。

　　“鑒于西藏上層反動統治集團已經完全走上叛國的道路，1959年3月28日，周恩來總理發布國務院命令，決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地方政府職權，由十世班禪額爾德尼代理主任委員職務。與此同時，中央人民政府提出‘邊平叛邊改革’的方針，領導西藏人民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民主改革運動，徹底摧毀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實現了百萬農奴和奴隸夢寐以求的當家作主的權利。”35

　　在人類發展歷史上，很多國家存在過農奴制，由于其制度的落后和嚴重侵犯人權，相繼被廢除。“法國于1794年宣布廢除奴隸制。1807年、1833年，英國先后通過《廢除奴隸貿易法案》和《廢除奴隸制法案》。1861年，俄國以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廢除了農奴制。1865年，美國聯邦政府憑借南北戰爭的勝利，以憲法修正案的形式廢除了奴隸制和強制勞役。……1948年，聯合國通過《世界人權宣言》明確指出：‘任何人不得使為奴隸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隸制度和奴隸買賣，均應予以禁止。’1956年，聯合國專門通過了《廢止奴隸制、奴隸買賣及類似奴隸制的制度與習俗補充公約》，要求各締約國采取一切實際而必要的立法及其他措施，逐漸地和迅速地加以完全廢除。”36

　　搬開絆腳石，西藏歷史的腳步得以輕松邁進。西藏民主改革廢除了封建農奴主所有制，廢除了農奴對三大領主的人身依附，消除了封建農奴的壓迫和剝削，廢止了舊西藏的法典和野蠻刑罰，農奴和奴隸獲得人身自由，成為新西藏的主人，開始享受國家憲法和法律所賦予的民主權利。這些，都是西藏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變革，是劃時代的飛躍。2009年1月19日，出席西藏自治區九屆人大二次會議的382名代表一致投票表決同意，將每年的3月28日設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以紀念50年前在西藏進行的民主改革。《人民日報》為此評論道，“民主改革是新中國對世界人權事業的又一重大貢獻。”“民主改革是國際廢奴運動的重要里程碑。在二三百年來一些國家的奴隸制和農奴制堡壘被相繼攻破之后，西藏的民主改革徹底解放了長期生活在痛苦和屈辱中的百萬農奴群體，并使他們迅速開始了現代化建設進程，其偉大意義和深遠影響絕不亞于發生在世界任何國家和地區的廢奴運動，有力地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37

　　民主改革廢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和寺廟在經濟上、政治上的特權，參與叛亂的寺廟的土地及生產資料給予沒收，沒參與叛亂的寺廟土地生產資料實行贖買，全部分配給之前寺廟所屬的農奴和奴隸，實行政教分離和宗教信仰自由，寺廟實行民主管理。

　　停止使用藏幣、藏鈔，人民幣作為全藏流通唯一合法貨幣。群眾手中的藏幣藏鈔限期予以兌換。

　　實行了土地改革。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出臺了《關于廢除封建農奴主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決議》，對參加叛亂的農奴主的土地和生產資料給予沒收，對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的土地和生產資料實行贖買。據統計，“共沒收和贖買農奴主土地280多萬畝，分給20萬戶、80萬農奴和奴隸，農奴和奴隸人均分得土地3.5畝多。世代為奴的勞動人民站在屬于自己的土地上徹夜狂歡，他們歡呼：‘達賴的太陽照在貴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陽照在我們窮人身上。現在達賴的太陽下山了，我們的太陽升起來了。’”38

　　民主改革徹底摧毀了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反動政權，逐步建立起了新西藏各級人民政權，以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1961年，西藏各地開始實行西藏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普選，翻身農奴和奴隸破天荒第一次獲得了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到1960年底，全區共建立鄉級政權1009個，區政權283個，78個縣和8個專區（市）的人民政權也建立起來。這是西藏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件。”39

　　1995年11月，我采訪了西藏民主改革第一個鄉級政權——古榮鄉。第一任鄉長歐珠當時已退休。他對我說，古榮以前太窮了，很多人到外地流浪乞討。因為歐珠是種地好手，為人正直，在1961年夏天的民主選舉中，被選為鄉長。他有一兒一女，兒子成長為解放軍軍官，女兒在家務農。30多年過去，每家每戶都蓋了新房，有的已翻新了兩三次。當時，已有村民自組的建筑隊、運輸隊，還辦起了公司。我將采訪內容寫為通訊報道，刊發在《人民日報》上。

　　西藏白朗縣農業科技示范園，山東濟南援藏干部鞠正江（右）、程鳳國（中）和園區工人一起將采摘的西瓜裝箱（2019年5月29日攝） 張汝鋒攝/本刊

　　自治區的成立從根本上解決

　　西藏的制度問題

　　民主改革為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掃清了社會制度障礙。如果說，民主改革解決了西藏的政權問題，西藏自治區的成立，則從根本上解決西藏的制度問題，這是新西藏發展道路上一次跨越式的飛躍。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拉薩召開，“選舉產生了西藏自治區自治機關及其領導人，宣告了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阿沛·阿旺晉美當選為西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一大批翻身農奴擔任自治區各級政權機關的領導職務。西藏自治區的成立，標志著西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開始全面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西藏人民從此享有了自主管理本地區事務的權利，與全國人民一道走上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40

　　1954年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憲法將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的原則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納入國家根本大法。1951年簽訂的《十七條協議》規定：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1955年3月，國務院專門召開會議，通過了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決定。明確了籌委會的“主要任務是依據我國憲法的規定以及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和西藏具體情況，籌備在西藏地區實行區域自治”。41

　　1956年4月，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在拉薩成立。本來西藏可以更早地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然而，1959年3月西藏叛亂和達賴喇嘛出逃印度，使西藏社會文明進步遲滯了若干年。

　　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正式頒布，明確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國家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這給西藏人民充分行使自治權利提供了法律保障。

　　自治區成立以來，西藏人民根據民族區域自治法，積極行使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賦予的權利，已先后制定、頒布了300多項地方性自治法規和規定。歷任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和自治區政府主席均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藏族公民擔任。

　　僅是2016年，在西藏自治區縣級人大代表換屆選舉中，全區有181萬余名選民參加了選民登記，有172萬余名選民參加了投票選舉，投票率達95%以上。截至2016年8月底，遍及全區的縣鄉人大換屆選舉結束，共選舉產生市、縣、鄉三級人大代表3.5萬余名；選舉產生市級人大常委會和“一府兩院”負責人250名，縣級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和“一府兩院”負責人2600余名，鄉（鎮）人大主席、副主席和鄉（鎮）長3400余名。

　　目前，西藏自治區有35963名各級人大代表，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占92.8%。

　　先前的《十七條協議》和后來的民族區域自治法，都提到要加快發展西藏地方經濟，西藏人民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享有充分的自治權。比如，改革開放伊始的1984年，西藏實行了“兩個長期不變”政策，即在農牧區實行“土地歸戶使用，自主經營，長期不變”“牲畜歸戶，私有私養，自主經營，長期不變”，極大地調動了西藏農牧民的生產積極性，生活水平也得到明顯提高。又如，在稅收方面，全國只有西藏一直執行比全國低3個百分點的稅收優惠政策，對農牧民則一直免收各種稅費；在金融方面，西藏一直實行比全國低2個百分點的優惠貸款利率和低保險費率政策。此外，還對農牧民實行免費醫療，農牧民子女實行上學免費吃住政策。

　　有了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保障，西藏人民享有繼承和發展優秀傳統文化的自由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在西藏無論是教育領域還是公共場所及社會活動，都采用藏漢兩種文字。在書店，兩種文字的各類出版物，琳瑯滿目，內容豐富。西藏現有55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16處區級文物保護單位，布達拉宮、羅布林卡、大昭寺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藏戲、格薩爾史詩說唱和藏醫藥浴法入選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西藏重視文物保護，但凡重大的文物保護項目我都曾參與采訪報道，例如，中央撥專款維修布達拉宮工程，從開工到竣工，我跟蹤報道了5年。1992年國務院宗教局批準十七世噶瑪巴坐床，1995年按宗教和歷史定制掣簽認定十一世班禪并在日喀則扎什倫布寺坐床，我都參與了報道。我親身經歷并親眼目睹的事實證明，西藏人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目前，西藏有寺廟及其他宗教活動場所1787座，住寺僧人4.6萬人。重大傳統節慶和宗教活動如藏歷新年、雪頓節、望果節、薩嘎達瓦節、傳召大法會等都正常開展。

　　全國支援西藏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56個民族的分布特點是大雜居小聚居，地域廣闊，東西部發展不平衡。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國家憲法明確規定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共同富裕。

　　全國對口支援西藏，是黨中央從黨和國家工作全局出發作出的重要戰略決策。這一決策的實施，使西藏經濟結構、經濟總量和人民群眾生活質量實現了重大飛躍，解決了西藏長治久安問題。

　　長期以來，根據西藏的特點和需要，中央在財政、金融、稅收和物資、技術、人才等方面持續給予西藏各方面特殊的扶持，努力幫助西藏加快發展，提高當地群眾的生活水平。從1980年中央召開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到現在，中央已召開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每次會議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都要出席并發表重要講話。會議的主題均是全國支援西藏，幫助西藏發展，讓西藏各族群眾受益。

　　上世紀80年代，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決定，由北京、天津、上海、山東、廣東、福建、四川、浙江和江蘇9個省市根據西藏提出的需要，投資4.8億元援建西藏43項工程。這是中央首次動員全國援藏進行大規模建設，使西藏現代化建設實現一次大的飛躍。43項工程涵蓋西藏所有地市，大的有水電站、公路、城市上下水、醫院、星級酒店，小的有加工廠、電影院、群藝館等。從投資、設計、施工到培訓均由建設單位負責，被譽為“金鑰匙工程”。

　　上世紀90年代，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確定了“分片負責、對口支援、定期輪換”的援藏方針。決定中央直接投資48.6億元建設62項工程，由29個省、區、市和中央各部委投資31.6億元援建西藏716個項目，這些建設項目覆蓋了西藏所有的地（市）和縣。

　　2001年，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決定進一步加大全國支援西藏的力度，形成經濟援藏、干部援藏、人才援藏、技術援藏的機制。國家的第十個五年計劃期間由中央投資312億元，建設117個項目，同時財政補貼379億元。

　　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進一步加大資金和政策支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援藏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會議提出，“當前西藏的社會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同時，西藏還存在著各族人民同以達賴集團為代表的分裂勢力之間的特殊矛盾。西藏存在的社會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決定了西藏工作的主題必須是推進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42

　　2015年和2020年中央召開第六、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總結了前五次會議精神和60多年來治藏穩藏興藏的成功經驗，形成了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必須堅持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的戰略思想，必須把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作為西藏工作的著眼點和著力點，必須堅持依法治藏、富民興藏、長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實基礎的重要原則，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必須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必須促進各民族交流交融，必須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必須堅持生態保護第一，必須加強黨的建設特別是政治建設。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是做好西藏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須長期堅持、全面落實，43 明確了“中央支持西藏、全國支援西藏，是黨中央的一貫政策，必須長期堅持”。44

　　由于地理、自然、歷史的原因，西藏發展落后于全國其他省區，是全國唯一的省級集中連片特困地區。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過程中，加大了全國支援西藏脫貧攻堅的力度。僅2016年以來，國家就實施產業扶貧項目2984個，建成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點）965個；資助在校貧困學生4.68萬人次；把11萬個建檔立卡貧困對象納入最低生活保障兜底；國家在西藏落地援藏扶貧項目313個，援藏資金達195億多元。2019年底，西藏宣布實現了62.8萬貧困人口脫貧，取得了消除絕對貧困的勝利。45

　　2021年1月，在西藏自治區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西藏自治區主席齊扎拉說：“半個多世紀前，百萬翻身農奴得到解放；今天，西藏徹底擺脫了束縛千百年的絕對貧困問題！”“我們已經實現了從‘跟跑’到‘并跑’，和全國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發展基礎之實前所未有、發展機遇之好前所未有、發展后勁之足前所未有。”46

　　最后，我們再來看一組數字的對比：

　　人口：1953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西藏地方政府上報人口數量是100萬人，1964年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西藏人口為125.1萬人，其中藏族人口120.9萬人；2018年西藏統計人口為343.82萬人，凈增200多萬人，藏族占總人口90%以上。

　　醫療衛生：舊西藏只有3所藏醫機構，沒有一張病床。目前，西藏已形成自治區、市、縣、鄉四級現代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擁有各級各類醫療衛生機構1661個，病床18942張。

　　人均預期壽命：1951年為35.5歲，2020年增加到71.1歲。

　　教育：舊西藏沒有一所現代意義的學校，青壯年文盲率達95%以上。現在西藏有各類學校2995所，其中7所普通高校，在校生84.15萬人，形成了完整的現代教育體系。僅近10年來，國家投入西藏的教育經費就達1656億多元。

　　交通：舊西藏沒有一條正規公路。目前，西藏公路通車里程達到11.88萬公里，青藏鐵路、川藏（部分）、拉日鐵路已通車運營，通航機場5個，開通了130條國內國際航線，通航城市61個，西藏已形成四通八達的以公路鐵路航空為主體的綜合性交通網絡。

　　生產總值：1965年為1.29億元，2020年為1902億元。（作者為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西藏自治區政府參事。曾在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工作過）

　　注釋

　　31《周恩來與西藏》 329頁 中國藏學出版社

　　32《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書 1頁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09年3月

　　33司曹，西藏地方政府“噶廈”主要高級官員，清王朝時稱“攝政”，十三世達賴喇嘛時稱“倫欽”，后來改稱“司曹”，負責協調噶倫與達賴喇嘛的行政工作

　　34《西藏的主權歸屬與人權狀況》白皮書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1992年11月

　　35《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書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09年3月

　　36《偉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白皮書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19年3月

　　37“熱烈慶祝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 《人民日報》社論 2009年3月28日

　　38《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書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09年3月

　　39《西藏地方史通述》 1442頁 西藏人民出版社

　　40《西藏的民族區域自治》白皮書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04年5月

　　41《西藏工作文獻選編》 126頁 中央文獻出版社

　　42見新華社2010年1月20日電

　　43見新華社2020年8月29日電

　　44見新華社2020年8月29日電

　　45“從制度的新生到發展的跨越——寫在西藏百萬農奴解放62周年之際” 2021年3月28日新華社專稿

　　46《西藏日報》 2021年1月20日

　　（文內腳標數字均為注釋標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