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國際論壇對話】

　　共同命運就是為了共同幸福：

　　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是為了共同命運的善意和互動

　　——從幸福學說看后疫情時代的社會心理建設

　　“幸福的方法可以而且確實會改變生活”

　　肖連兵：沙哈爾先生，您撰寫的《幸福的方法》一書在美國成為暢銷書，您的課程在哈佛大學成為很受歡迎的選修課之一，原因是什么？彭凱平教授，您在心理學領域享有盛譽，幸福學說屬于積極心理學范疇，您對幸福學說如何評價？

　　沙哈爾：人們一直對幸福充滿興趣。關于幸福的課程受歡迎，是因為今天我們有了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這個話題。直到最近，關于提高我們生活質量的幸福話題一直被流行心理學所主導。目前，許多勵志研討會和書籍談到了獲得幸福的五個快速步驟、成功的三個秘訣和找到完美愛人的四種方法，其實大都很空洞。而關于幸福的學術課程是基于證據的研究活動，學生們被此類課程吸引，是因為他們認為幸福的方法可以而且確實會改變生活。

　　我現在的工作圍繞著幸福研究展開，該學說在創立時就牢記兩個問題。首先，我們怎樣才能變得更幸福？其次，我們如何幫助他人變得更幸福？立足于同樣的理論，我創立了幸福研究學院。我很喜歡中國，曾多次到中國，并在大學和公眾中講課。我期待2021年可以再次到中國，把幸福學課程帶給中國的朋友們。

　　彭凱平：沙哈爾教授是一位非常知名的青年積極心理學家，他以其在哈佛大學開設“幸福課”而受到巨大歡迎、享譽全球。他所著的《幸福的方法》一經上市即成為全球暢銷書。在積極心理學界，沙哈爾教授并不是第一個講幸福課的人，但是如果說，把一個專業積極心理學的課程變成全球熱衷的一種積極心態與幸福文化現象，誰作出的貢獻最大，則非沙哈爾教授莫屬。正如沙哈爾教授自己所說的那樣：“積極心理學向學生們闡釋人生真實的價值時，它并不是指金錢或是某方面的成功與名望，而是‘終極財富’，也是所有目標的終點站：幸福。”

　　毋庸置疑，過去20多年里，人類快速進入一個關于幸福的新的啟蒙時代。傳統而粗放的個體感受型幸福觀，正被新時代的科學、進步、人文、理性所定義的共同體認的幸福觀所轉變。而這段時間也是積極心理學從心理學大家庭中脫穎而出的二十幾年。這種關于幸福的變革悄然發生，其影響將極為深遠。它改變了世界看待心理學的視角——從人類的猶豫、彷徨、迷惘、撕裂與習得性無助，轉向成就、意義、投入、良好的人際交往與積極的情緒袒露：既然無助與負面是可以習得的，那么幸福與豐盛也一定是可以習得的。并且，一定有一種更加持久、更加豐盛也更為科學的幸福，可以讓人們得到一種幸福感的升華。這是積極心理學為人類長久地擁有一個“澎湃的福流”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作為一個身處于當代社會的積極心理學家，我相信沙哈爾教授與我有著同樣的情懷，就是不僅把自己對幸福的科學觀察與觀點表達出來，而且追求更深遠的意義。這個意義就是，為推動新時代人們對幸福的理解更加全面與深刻、更有意愿與能力獲得幸福，自己能夠出一份力。通過對話，我們有機會在思考人類歷史與東西方文化心理的異同之余，尋找來自于整體人類思想長河中那種具有共通精神的幸福情懷。沙哈爾教授的幸福課與幸福書之所以成功，除了滿足了這個時代對幸福科學的需求，滿足了人們無比追求幸福的新的文化心理與生命倫理的釋放，可能還有上述原因。

　　泰勒·本·沙哈爾

　　（Tal Ben-Shahar）

　　美國幸福研究學院創始人。

　　“創傷后振作和成長會讓我們更強大”

　　肖連兵：請你們從幸福學說的視角談談，新冠肺炎疫情給人類社會帶來什么影響？幸福學說對后疫情時代的社會心理建設有什么意義？

　　沙哈爾：疫情在全球范圍內是一種創傷經歷。數十億人因新冠病毒而遭受的創傷可能來自許多方面，包括人們自己或親人的健康狀況、當前或預期的經濟競爭、不確定性和焦慮，或持續的孤獨和抑郁。無論是作為精神衛生專業人士還是相關人士，我們很多人都在問：健康危機結束后，抗議活動平息后，會發生什么？從長遠來看，這些創傷對我們有何影響？簡單的回答是，即使是在獲得疫苗和消除系統性歧視的最佳情況下，集體創傷也可能使我們失望或振作，使我們變得更虛弱或更強大。幸福研究的領域是幫助我們——個人以及社會——創造條件，幫助我們從危機中成長。

　　當我問幸福課程的學生是否聽說過PTSD時，大多數人，即使不是全部，都會舉手。當我問他們是否聽說過PTG時，很少有人舉手。PTSD是指創傷后應激障礙，一種對嚴酷經歷的有害而持久的反應。PTG是指創傷后成長，一種對嚴酷經歷的有益和持久的反應。從戰爭和恐怖主義到成為犯罪或自然災害的受害者，各種各樣的情境都可能產生創傷，而每一次創傷經歷都可能導致紊亂或成長。

　　事實上，很少有人知道PTG，也很少有人知道如何從創傷中得到科學的恢復，這令人不安。知道PTG才是真正的選擇，了解其背后的一些科學知識，可以在黑暗的現實中得到一線希望。希望很重要，因為悲傷和沮喪的區別在于，沮喪是沒有希望的悲傷。此外，我們還可以在經歷的過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而不是被動地受創傷的擺布。心理學家理查德·泰德斯基、勞倫斯·卡爾霍恩及其他人的研究，讓我們深入了解提高PTG戰勝PTSD可能性的條件。盡管我們所掌握的知識不能保證人們能夠承受創傷的上限，但作為個人和社會，我們在應對諸如新冠病毒危機這類令人痛苦的局勢時能夠做得更好。

　　以下是PTG研究的一些簡要見解。第一，我們應該擁抱痛苦，而不是拒絕痛苦，讓我們準許自己為人，而不是冷漠的機器。第二，重要的是要與能夠支持我們的人接觸并互動；依靠精神衛生專業人士固然重要，但求助于我們信任并關心我們的朋友、家人和同事也同樣有幫助。第三，創造一種使情境有意義、有含義的敘事方式，可以有效幫助我們變得更強大。

　　彭凱平：新冠肺炎疫情已經肆虐一年多。雖然中國控制住了疫情，但在全球化如此緊密的今天，無論是政治共振、經濟共振還是文化共振，最終都會體現到心理共振層面。我相信，這次疫情會使全球所有人對全球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解更加深刻而直觀。新冠病毒是人類共同的敵人，此時世界需要更多的理解與包容，更多的信任與合作，更多的彌合與守望相助。大災大難雖然會對人類造成無可估量的破壞，但同時也是檢驗與彰顯崇高人性最好的試金石。只有積極的共振才會有共同的勝利與幸福，這是我們積極心理學家在這個時候所極力主張并呼吁的。

　　新冠肺炎疫情是人類面臨的巨大挑戰，也是人類現代文明涅槃再造的一次機會。除了疫情，我們還需要面對方方面面更多的挑戰，這對于人類心理的確是重大的考驗。積極心理學家們以無比堅實的科學實證證明，人類一定會走出困境，迎來更加美好的生活。我對此抱有充分的信心。

　　彭凱平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心理系主任、教授。

　　“幸福的最好來源之一就是給予他人幫助”

　　肖連兵：疫情暴發后，很多中國醫務工作者明知病毒威脅著自己的生命，還是主動報名參加馳援武漢，把搶救患者、防控疫情作為使命。能從幸福學說中找到對這一現象的解釋嗎？

　　沙哈爾：幸福的最好來源之一就是給予他人幫助。在我的慷慨舉動下，當我看到對方感覺好些時，我也會感覺好些。由于慷慨讓我感覺更好，自然而然我會更加慷慨。我們最終的結果是在幫助他人與幫助自己之間形成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我們越慷慨，幫助他人越多，我們感覺越好，越有可能慷慨大方，以此類推。

　　這種“螺旋式上升的慷慨”清楚地表明，幫助自己與幫助他人之間沒有鴻溝。當我幫助自己時，我的慷慨能力會大大增強，因此對他人的好處是真實的。同時，當我幫助他人的時候，我的幸福感也會大大增強，因此對自己的好處也是真實的。

　　彭凱平：心理學有“共情力”，即“同理心”的闡述。事實上，人類有別于動物的最顯著的幾個能力就包括“審美”“創造”與“共情”。所謂幸福，不僅僅是個體心理的一種感受，更是人們對這個世界美好與善意的渴望與擁抱。在疫情危難時節，以醫護人員為代表的很多人都挺身而出，這讓人十分感動。這不僅僅是職業操守，更是一種光輝人性的體現，也是人之為人彰顯共情天性的寫照。

　　肖連兵：命運與幸福有什么聯系？你們二位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有什么見解？

　　沙哈爾：我們都想變得更幸福，也希望幫助別人變得更幸福。如果我們中越來越多的人學會如何幫助自己和他人變得更幸福，那么我們就可以創造一種巨大的力量，來創造世界上的幸福。可以說，共同命運就是為了共同幸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出發點就是為了人類共同的福祉。

　　彭凱平：毋庸置疑，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人類都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人生有三個層面，也是三個階梯：第一是生存，第二是生活，第三是生命。而生存、生活與生命的融合便是我所認為的“命運”。命運是真實的人生，是真正的人性，是真切的體驗。如果一個人以快樂幸福為人生基調，那么他一定會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他的整個人生如果用一條曲線來表示，也會是一條微笑曲線。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向國際社會呼吁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彰顯了中華民族“天下一家、守望相助”的人類情懷。全球公共衛生無疑是保障全球繁榮的最重要的基礎性任務之一，每個國家都對此負有責任，也應當參與其中。心理科學研究證明，人在健康的狀態下，幸福感更強，并因此帶來諸多益處，如更長的壽命、更好的人際關系、更有意義感的生活、更多的獲得感與安全感、個體與群體發展更加和諧。更多的人獲得健康，也意味著有更多的幸福與和諧。因此，習近平總書記的主張不僅體現出對一種良性的全球政治生態的呼吁，也是對一種良性的全球文化發展的呼吁，對一種良性的全球繁榮與和諧的呼吁。

　　肖連兵

　　光明日報社國際交流合作與傳播中心秘書長。

　　肖連兵：沙哈爾先生與幸福學說結緣的經歷表明，人的幸福觀是通過學習、實踐形成的。在后疫情時代，人們如何去重建幸福觀？

　　沙哈爾：我們可以做而且應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讓我們準許自己為人，擁抱任何一種情緒，不管它是多么令人不快、多么不受歡迎。與其否認或拒絕與情境相關的痛苦感受——恐懼、挫折、焦慮或憤怒，不如讓這些情緒順其自然。讓我們準許自己為人，意味著我們不是壓抑自己的情緒，而是通過記錄自己的感受，與我們信任的人交談，或者干脆打開閘門而不是忍住眼淚來表達情緒。自相矛盾的是，要發揮我們的幸福潛能，我們必須容忍不幸福。

　　由于表達感激能幫助我們渡過難關，所以人在醒來或睡覺前，只需花兩分鐘，把感激的事情寫下來。重要的是要記住，即使在困難中，我們也總能找到值得感激的東西。

　　體育鍛煉能讓我們更幸福，也更健康。大量的心理學研究證實了這一點。不幸的是，在壓力重重的時候，我們首先放棄的往往就是運動。在校學生很可能會在考試期間放棄鍛煉，員工在迫在眉睫的最后期限的壓力下也會這么做，誰愿意在新冠病毒恐慌帶來的不適中再忍受劇烈運動帶來的不適呢？不過，事實上，沒有比現在更重要的鍛煉時間了。你即使不能或不想去健身房，也可以出去散步30分鐘；你如果被隔離在家，可以參加網上提供的高強度間歇訓練。運動不僅使我們的身體更強壯，還大大增強了我們的心理韌性。

　　人際關系可能是預測身心健康的第一因素。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在400年前就指出：“友誼使幸福加倍，悲傷減半。”與你關心的人和關心你的人共度美好時光總是很重要的，現在尤其重要。雖然電腦屏幕和其他虛擬世界的誘惑力可能比真實的人更強烈，但它們無法提供面對面互動帶來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好處。如果有可能的話，斷開與技術的聯系，建立與人的聯系吧。如果出于某種原因無法進行實際的聚會，那么虛擬的聚會也可以呀。

　　要擺脫接二連三的壞消息所帶來的壓抑和沮喪，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分散注意力。分心不是否認的代名詞。我們不是埋頭在沙子里；偶爾，我們也會想到一些別的東西，而不是新冠病毒的威脅。事實上，我們會不斷地思考病毒，因為媒體在報道，每個人在談論，但這既不健康，也于事無補。看你最喜歡的電視劇，聽音樂，冥想，或者參加諸多能讓你的大腦拋開病毒的活動，這些都可以構成一種分散注意力的健康方式。

　　有一種說法是有道理的，即我們對自己的理解——并因此而體驗——有很大的控制權。新冠病毒的存在有哪些潛在的好處？花更多的時間和愛人在一起嗎？更注重運動和健康飲食，以增強我們的免疫系統？重構并不意味著你應該，甚至可以為病毒感染我們而歡欣鼓舞。重構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選擇，讓我們可以選擇我們的想法，從而決定我們的感受和行為。事情不一定會做到最好，但是你可以選擇使發生的事情最好。

　　彭凱平：我認為，后疫情時代將更加表現出兩個特征。第一，我們的社會將從物化社會更加迅速地走向感性社會。第二，人們對人格的定位與期待，會更加迅速地從物理化的人，經由社會化的人，走向心靈化的人。這并不是愿望，而是真切的發生。對于后疫情時代人們如何重建幸福觀，我的觀點是，通過奮斗與激勵建立與自己的和解，通過善意與合作建立與他人的和諧，通過參與和信任建立與世界的響應。

　　要追求“澎湃的福流”。事實上，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幸福是比快樂更快樂的一種心理感覺，而福流則是一種比幸福更幸福的心靈感受。如果說幸福是一種有意義的快樂，那么福流就是一種產生靈魂感悟與時代命運共鳴的極樂。處于福流中的人，審美、創造力與同理心達到巔峰體驗，不僅擁有在幸福感里擁有的一切意義，而且還擁有一種更為空靈與宏大的宇宙時空覺醒，擁有一種穿越時空的歷史覺悟，擁有一種個人命運與時代命運相連接的激情燃燒之感。

　　在后疫情時代，如果一個人把“澎湃的福流”作為生命中一個重要追求，那么他將有更多機會沉浸其中，體驗由投入、感動、融合、分享、合作所帶來的理解、寬容、成就與意義。

　　4月28日晚，白俄羅斯藝術愛好者馬爾季涅夫斯卡婭（右）在明斯克的白俄羅斯國立大學孔子學院教授中國繪畫。新華社發

　　“我們研究發現人類進步的DNA是合作”

　　肖連兵：幸福學說對于解決社會問題、推動社會進步有什么作用？

　　沙哈爾：我完全贊成抱負、成功和努力。然而，大多數人都有一種誤解，認為成功會帶來幸福。他們的心理模型是：成功（原因）帶來幸福（結果）。事實證明，大多數人都錯了。我們從大量的研究（以及個人經歷）中知道，成功充其量只會導致一個人的幸福水平激增，但這種高峰是暫時的、短暫的。成功不會帶來幸福，事實恰恰相反：幸福（原因）帶來成功（結果）。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扭轉了因果關系，糾正了很多人犯下的錯誤。幸福有助于成功，因為愉快的情緒體驗會帶來更高水平的創造力、更高的動力、更好的人際關系和更強的免疫系統。幸福對我們的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涯有著重要、有意義和積極的影響。對政府、學校、家庭和組織來說，幸福是一個很好的投資目標。

　　彭凱平：清華大學心理學系從2015年開始進行過一項長達3年的人類文化DNA研究工作。通過對存貯于谷歌公司云端的人類9種文字從公元元年到2000年所有資料進行分析，我們發現人類進步的DNA并不是掠奪、強權、戰爭、沖突、霸凌，而是合作。只有合作才能達成人類切實的進步，任何違背合作的行為——文化與文化之間、種族與種族之間、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事情與事情之間等都將最終走向失敗。

　　這給了我們一個極大的啟發和積極的信息，也傳遞了一個極為簡單的道理：人類的歷史進步與整體進步是來自合作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是人類文化的DNA。因此，無論是創新還是創業，無論是在一國內還是全球范圍內，都遵循著這個規律，也需要遵循這個規律。現在世界上有一些國家和一些人在犯著一個基本的錯誤，他們的存在并不是為尋求合作，而是為尋找霸權與凌駕。從我們的分析來看，這種做法是沒有明天的。

　　多年來，心理學研究從不同角度檢查“幸福基因”的構成要素，并尋找相關證據。這些研究雖然目標不同、方法不同、研究對象不同，但是最底層的結論都體現出一個統一特質，即“對積極的充分渴望”，這就是“幸福基因”。傳統上，世界各國的文化都對“積極”進行過符合自己文化特質與價值觀的解讀，其間有一些細微的差別，但總體上有著“積極”的共通特點。當我們把科研數據和科研結論進行疊加后，看到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圖形。這個圖形顯示：人類歷史上一切行動的指向都是通向終極的幸福。這個研究被我們稱為“永恒的右上角幸福遷移模型”。

　　這個模型向我們展示出以下幾個重要啟示。第一，哲學意義上，人類思想的進步與認知迭代息息相關。第二，社會學意義上，一國的社會結構與社會階層變化與該國的政治經濟政策息息相關。第三，經濟學意義上，人們的絕對收入（而不是相對收入）是決定幸福感的關鍵。第四，心理學意義上，社會心態的變化與個體及群體的存在感息息相關。

　　因此，我們更加有理由相信，一個更大意義上的人類社會的總體進步和發展并不是為了爭端與斗爭，而是為了共同命運的善意和互動。什么是共同命運？就是我們要為了共同的幸福與其他人合作、交往、交流。大規模的文化交流、技術交流、貨物交流、財富更替都是人類社會發展很重要的密碼。這些密碼背后的核心就是人類關于幸福的崇高體驗。

　　我們的研究發現，幸福基因最大限度地推動了人類擺脫蒙昧，擺脫情緒的控制，在自然界中以一種冷靜與超然的姿態成為萬物之靈，為人類追求自身不斷進步的積極天性的發展提供了堅定的保護，讓積極的渴望一步步成為現實的幸福。然后，通過個體的幸福實現整體社會的幸福，把文化與個體經由“文化基因”與“幸福基因”徹底地無縫連接起來。

　　今天，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這個時代釋放出的一個強烈信號對所有人都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人類幸福意識與生存意義的崛起。幸福不再僅僅是停留在人們意念中的感受，而是被賦予與時代、國家及民眾生活緊密相關的多元化的現實考量。人類社會真的變得越來越幸福了，人類社會也已經意識到了幸福對于社會發展與民生進步的積極作用。人類正迎來尋求幸福的最好時光。

　　（光明日報社國際交流合作與傳播中心王培堯翻譯）

　　《光明日報》（ 2021年05月01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