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前，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成為中國文藝發展史上劃時代的里程碑。我軍是黨絕對領導下的人民軍隊，軍隊文藝工作作為軍隊政治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對部隊進行宣傳教育、調節部隊生活、提高戰斗情緒、擴大我軍影響具有重要作用。在《講話》精神的指引下，文藝工作者積極深入部隊、深入基層，熟悉了解官兵情況，著手創作反映部隊現實生活的作品，掀起了“文藝入伍”的熱潮，直接推動了延安時期我軍文藝工作的發展。

　　走出“小魯藝”，奔向“大魯藝”

　　抗戰以來，大批知識分子參加到人民軍隊中，文藝工作方面，也有許多新的知識分子參加進來，壯大了軍隊的文藝工作隊伍。但《講話》中談到的文藝界中存在的一些混亂與錯誤的觀點，在當時我軍文藝工作中也存在著，受演“大戲”、演外國戲的影響，我軍文藝工作也走過一段教條主義的彎路，產生了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形式主義弊病。

　　《講話》發表后，5月30日，毛澤東又到橋兒溝的魯藝，對全體師生說：“你們快畢業了，將要離開魯藝了。你們現在學習的地方是小魯藝，還有一個大魯藝。只是在小魯藝學習還不夠，還要到大魯藝去學習。大魯藝就是工農兵群眾的生活和斗爭。廣大的勞動人民就是大魯藝的老師。你們應當認真地向他們學習，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點逐步移到工農兵這一邊來，才能成為真正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廣大文藝工作者開始從思想上真正懂得為人民服務、為人民的主體——工農兵服務的極端重要性，懂得了生活是藝術創作的唯一源泉，因此下定決心，走出“小魯藝”，奔向“大魯藝”。他們紛紛深入部隊到官兵中間去，積極創作出具有“戰味”“兵味”的文藝作品。

　　在“文藝入伍”的過程中，塞克、陳荒煤、劉白羽等分赴各部隊了解情況，他們和戰士們在一個鍋里吃飯，在一個炕上休息，在一個行列里行軍和戰斗，一起度過艱險和困難，逐漸擺脫了過去那種脫離部隊實際、與部隊存在隔閡的狀況，創作的戰爭題材作品越來越多，如陳荒煤的《我們的指揮部》、成蔭的獨幕劇《打得好》、丁里的《子弟兵和老百姓》和部隊藝術干部學校的活報劇《保衛邊區》等。數量上較以前增多，質量與藝術水平顯著提高。這一深入基層、到連隊去的文藝新風，不僅對提高我軍文藝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也促使文藝工作者在與干部戰士的近距離接觸中升華了自己的思想感情。

　　形成“兵演兵、兵寫兵、兵畫兵”的特色

　　《講話》發表后，文藝工作者積極探索“如何根據部隊特點、創立部隊作風，實現為兵服務”的要求。時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宣傳部長的肖向榮提出，我們應該把握軍隊的特點，把它反映和表明在我們的文藝工作上來，創造適合于兵這個對象的文藝，創造軍隊的形式和軍隊的作風。

　　在“文藝入伍”的過程中，文藝工作者一方面把自己的創作普及到官兵中去，同時他們又向官兵學習，吸取新鮮的東西豐富自己的創作，還有意識發現、培養了一批軍隊基層文化人才，形成了我軍文藝工作“兵演兵、兵寫兵、兵畫兵”的鮮明特色。

　　在陜甘寧邊區“詩歌大眾化”的活動中，戰士們的詩歌創作特別亮眼，連識字不多的戰士都能參加創作，他們的詩作吸收了民歌、快板和順口溜的形式，語言樸實，被稱為“槍桿詩”“快板詩”。影響很大的作品如《手榴彈》：別看我是生鐵蛋/我的用處不一般/不喝水來不吃飯/沖鋒陷陣我當先/大家好好把我練/投得準，打得遠/轟隆聲冒黑煙/能頂幾架輕機關。

　　戰士們踴躍參加部隊群眾性文藝活動，出現了一批戰士詩人、戰士藝術家。他們不僅能寫詩，而且能畫墻報、單幅畫和連環畫，有的戰士畫作被選入領導機關出版的畫報里。戰士也寫歌曲，搞大合唱活動。有的連隊集體創作劇本、自己演出。《田家會戰斗》《探監獄》等劇的創作者就是“幾個看護員、通訊員、司號員、理發員”，他們使用的創作手法及表現角度，有的就連專業的文藝創作者都難以做到。這批根植在部隊、對部隊熟悉的士兵藝術家的出現，使我軍文藝工作更加貼近官兵，更具有戰斗力。

　　提高部隊政治質量和軍事技術的一把鑰匙

　　“文藝入伍”不僅活躍了我軍的文藝生活，而且也為我軍文藝工作創造出更加多樣的內容和形式。

　　在一年多的時間里，部隊的秧歌隊就創作演出了300多個反映部隊和戰爭生活的新秧歌劇，觀眾達8萬人次。由聯防軍政治部宣傳隊集體創作的《張治國》獲得廣泛肯定。1943年11月，中央宣傳部提出，文藝工作各部分中以戲劇工作與新聞通訊工作為最有發展的必要與可能。在黨的提倡和重視下，這一時期軍事通訊報告好作品層出不窮，如吳伯簫的《黑紅點》、楊朔的《鐵騎兵》和劉白羽的《記左權同志》等，形成了我軍通訊報告緊貼戰場創作的獨特藝術風格。軍歌創作成果豐碩，主要有《中國共產黨怎么樣》《新四軍進行曲》《八路好》《前進，子弟兵》《團結就是力量》《八路軍大合唱》等。

　　“兵演兵、兵寫兵、兵畫兵”的廣泛開展，官兵群眾性文藝活動水平的提高，不僅進一步活躍與豐富了廣大干部戰士的生活，而且對于提高廣大指戰員的軍政素質、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等都具有重要意義。正如《山東畫報》的創辦者康矛召所說：“文化活動的浪潮在沖洗著愚昧、笨滯、枯燥與消沉，它給我們的部隊灌輸著青春的活力、蓬勃的朝氣和發揚勇敢的戰斗精神。它是提高部隊政治質量和軍事技術的一把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