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求是》雜志上發表了署名“同心”的文章——《歷史作證》。小編注意到，“同心”在回望歷史的時候，特別提到了一個很多年不為人注意的思想史上的大人物，他就是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有世界影響的思想家——讓-保羅-薩特。

　　最新一期《求是》發表署名“同心”的文章，提到了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有世界影響的思想家——讓-保羅-薩特。

　　讓-保羅-薩特于1955年與他的終身情人、著名作家西蒙·波娃一起，在當年的9月至11月的時間內，訪問了正充滿蓬勃生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1955年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新中國成立6周年的慶典，毛主席接見了他。這一次在中國的45天行程，給他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

　　回國之后，薩特寫下了《我對新中國的觀感》一文，公開發表在1955年11月2日的《人民日報》上，充分表達了他的中國觀；波娃則專門出版了《長征》一書，肯定新中國的成就，記錄中國之行。

　　薩特在《我對新中國的觀感》一文中熱情地向西方介紹如日初升的新中國。他寫道：

　　“這個偉大的國家正不斷地在轉變。當我到達這里的時候，我那些從中國回到法國的朋友所講的情況已經不再完全正確。”

　　“你們走向社會主義，這不僅是一個偉大的民族為了建立一種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會制度而努力；在中國，社會主義化是一個生死存亡的重要問題。你們也許會說：這在到處都是一樣。不錯，是這樣的。但是，在任何其他地方，社會主義化的客觀必要性也沒有這樣的鮮明顯著。這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千百年來為反對壓迫而進行斗爭的最終目的，對于現在的中國和未來的中國來說，都是一個有關生死存亡的問題。”

　　“中國必須或者滅亡，或者走向社會主義；它必須或者滅亡，或者變成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然而，只要看一看你們如此歡樂的青年和兒童，就會理會出這個國家一定不會滅亡”。

　　波娃也非等閑之輩，才情不在薩特之下。她同樣從中國回到法國之后，收集了大量資料，并結合自己觀感，寫出一部厚達500余頁描述中國的著作《長征》。這部書，對象是西方人士，所以詳細介紹了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情況，書出版后，引起了極大反響，雖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強烈指責，卻給更多人一個了解真實中國的文本和機會，對當時西方世界了解中國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波娃在她的回憶中這樣描述她對新中國以及共產黨領導人的印象，

　　“毛澤東就站在他的畫像下。他像平常一樣，身著灰中帶綠的上裝，戴著一頂帽子，這頂帽子他不時取下，向歡呼的人群揮舞。”

　　她還在回憶錄中寫道，在長達4個小時的活動中，游行的人們展示了各自領域的成就。彩車上是火車模型、發電機、聯合收割機，甚至還有水果和小麥等。隊伍中的人們看起來非常快樂———他們或微笑，或放聲大笑。

　　“在這些臉龐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們眼里，你也看不到空洞的注視，你看到的是情感。”

　　人群中發自內心的歡樂，感染了外國友人，這些各界名流表現得很克制。他們一邊觀看活動，一邊偷瞥其他外國人。當薩特和波娃聽到波蘭物理學家因菲爾德的話時，才知道大家都被感染了，

　　“當你看到這些，你再也不想做一個憤世嫉俗的人了。”“新鮮就是進步中的中國的顯著特點。這種新鮮不時給予人類生活雨后晴空的亮澤。”

　　當天晚上，薩特與波娃被邀請到天安門觀看焰火。因為是作家，他們與茅盾夫婦被安排在同一桌。除去彼此間交談外，他們都注意到正在向大家問候的毛澤東和周恩來：

　　“毛澤東也是一樣地問候每桌的朋友，他信步從容。中國領導人最迷人之處，就是他們毫不做作。”

　　往事并不如煙。新中國自成立以來，70年已成追憶。但我們依然可以通過薩特和波娃留下的這諸多極具穿透力的文字，來一次歷史的穿越，仿佛身臨其境，生動而具體地感受國慶六周年時的盛況，深切體味當時已經“站起來”的中國人民是怎樣的意氣風發、朝氣蓬勃！在這里，我們在向革命前輩致以深深的懷念和敬仰的同時，也必須給對“中國人民的朋友”薩特表示應有的尊敬和感謝！新中國接力以進的輝煌成就，已經充分驗證了薩特當年的所思所言！

　　也因為如此，我們完全可以預言，新時代中國不可阻擋的發展態勢，偉大的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用自己的雙手將要創造的偉大成就，將贏得越來越多的“薩特”們的支持和贊譽！

　　隨小編來看當年薩特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熱情贊美、真誠謳歌新中國的宏文：

　　（人民日報原版）

　　全文在此：我對新中國的觀感

　　【法國】讓-保羅-薩特

　　這個偉大的國家正不斷地在轉變。當我到達這里的時候，我那一些法國朋友們從中國回到法國后所講的情況已經不再完全正確。等過了一個星期，我再說的話，也不會是完全正確的了。我在沈陽住了不到一個星期，等我回到北京的時候，北京的面貌，在某些街道上和某些市區里已經變了樣子：有一些房子已經完工，另外一些又在動工。像我這樣一個人來到這樣一個國家住了四十五天，而這個國家的歷史是那么樣的豐富，它當前的情況又是那么樣富有活力，所以最好的辦法只有不講話。可是，我的中國朋友們卻要我談談對于中國的感想。我認為他們想知道的是，那一些事情引起了一個最不了解情況的旅客的注意。既然是這樣的話，不了解情況倒變成了一種優點，而初步的印象也許會包含一些真理。我所看到的也就是大家都看得到的東西：中國已經顯示了它的無所不包的容貌。至于一些特定的真理，那是下一步專家們的事情。

　　正如你們可以想像得到的，首先令人吃驚的是你們任務的巨大。在幾年以前，照你們的說法，你們的國家還是一個“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國家。在好些地區，你們農民的生活還和一千年以前沒有多大區別。你們現在決定用五十年的時間，來追上一千年的歷史，把你們的經濟制度、社會結構、甚至語言文字，都徹底改變。關于這一事業的偉大性，人們在巴黎讀了你們的書籍，看了你們的報告，也還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可是要真正掌握這個偉大性的尺度，那卻非得要親自來到你們這里，參觀了東北的大工廠，在歸途走過你們的農村，在同一天里面，看到了鞍山的高爐和附近土墻茅舍的鄉村，農民們有的還在徒手耕作。每一天，每看一眼，必定要同時看到古老的中國和未來的中國，才能夠懂得你們當前的情況正是這個了不起的和生動的矛盾所構成的。

　　這就是不管什么時候都可以使人得到的一種最膚淺和最倉促的觀感。一開始，人們就看得到你們事業的多種多樣性：中國必定要能夠自己制造飛機、載重汽車、拖拉機，但也必定要掃除文盲，同時作家也必定要改造自己，然后改造他們的作品，以便適應新的公眾的需要。但是，只要對你們的各種問題做了稍為深入一些的考慮，特別是，只要聽到你們專家的談話，人們就會發現，你們的一切任務都是互相聯系著的，都是彼此鍥合著的，好像在每一件事情里面，任何后果都會反映到原因上來，使原因再起變化。不錯，只有發展重工業才能使農民得到拖拉機來完成農業集體化。但是，反過來說，如果集體化運動不從今天起就在農村中大規模發展起來，那末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就會遇到嚴重的困難。在完全另外一個領域內，你們想用音符來代替漢字，以便簡化漢文的學習，并且在借用或制定新的技術名詞時獲得便利。這樣一來，文字的改革就更可以為生產服務了。然而，反過來說，發音的統一是文字改革的先決條件，而發音的統一又大部分要依靠交通：如公路、鐵路、車輛等等，總而言之，工業生產又反過來變成文字改革的必要工具。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如果你們不耐心地幫助一個外國人來了解的話，那末，他看到了你們一切事業的錯綜關系，也許會弄得迷失路途，白白地轉起圈子來。過了幾天，一個外國人所感到驚訝的，將是你們的遠見。他很快就會察覺到，你們的政府不但不把這種錯綜的關系看做是額外的困難，而且還把它當做是達到目的的最可靠的方法。你們的綜合精神和辯證精神總是全面地來處理問題。你們決不肯孤立地對待問題，你們總是把你們整個社會最不相同的現象結合起來看的。在聽你們談話的時候，人們終于會清楚地了解到，每一個特定部門的進步，怎樣會促進其他一切部門的進步。

　　當我們來到北京的時候，請你們相信吧，我們這些歐洲人也曾讀過許多有關新中國的書籍和文章。但是，這些作家都是你們的朋友，究竟應該采取些什么辦法并不需要他們來決定，所以他們往往不由自主地有一種傾向，即強調你們前進的道路上那些像里程碑似的困難。他們擔心地說：“不過，文字是在中國各個不同地區發生聯系作用的呀。假如我們的中國朋友們把文字拉丁化起來，那末，中國的北部同南部，東部同西部的文化聯系，就會受到破壞的呀。”因此，我們來到貴國，心里面充滿了這一類令人擔心的問題，同時也沉重地帶著許許多多問題，慢慢地向你們提出。我們察覺到，你們對于這些問題是沒有不接頭的，但是你們是從實行方面來考慮這些問題的。你們決不從這里面找一些借口來推拖。你們只在這里面看出，應該依著什么次序來解決問題。因此，我們想向你們提出的問題，就沒有多大意義了。你們的解答就在組織工作和工作方式里面。既然統一發音是文字拉丁化的必要條件，那不要緊，你們就先把語言統一起來。

　　這看起來似乎很簡單，人們也許會說，這不過是一個方法問題。但是，只要稍為想一想，人們就會察覺到，僅僅這一個初步任務就已經需要極大的努力。你們鎮靜地說：“大概需要十五年。”你們使人家不能不肅然起敬的，不僅是你們的遠見，而且還有你們那種無限的耐性。不錯，統一語言需要十五年，然后才能夠處理拉丁化問題。過了十五年，有些主張文字改革最為熱烈的人，也許已經看不見他們的意愿變成現實。沒有關系，他們只要為了實現這個意愿而工作就夠了。既然走向目的地的道路只有一條，那末在這條路上多走一段或是少走一段，是沒有什么關系的。人民是不會死亡的，他們確信自己能夠走到這條路的終點。正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時常非常感動地看到，許多工程師、工人、農民，像未卜先知的人那樣很自然地對我們描繪一個他們自己看不到而要等兒女們來代替他們看到的未來社會。有一位工程師在撫順很安詳地告訴我說：“這個城下面有礦苗，我們要把這個城搬開。”他微微含笑，覺得住在一個臨時的城里也很愉快。這個城固然是臨時的，但是比起這位工程師的壽命來，也許還會長一些。在南方，一位農學家做了一些接種的試驗，他說：“我們要把平原的果樹都移植到這些山坡上去。”他指著那些山給我看：在他眼睛里看起來，這些山坡都已經長滿了香蕉樹和木瓜樹；我似乎也看到了他所看見的景象。這一天，西蒙娜·德波娃對我說：“在中國，一個法國人自己覺得已經是一個死人。”這話是真的，因為，等到香蕉在山上長起來，撫順城搬了地方，我們也已經不在了。但是在中國，直接的現實是未來，所以我們通過你們的眼睛所看到的是我們已經離去了的世界。但是，請你們不要以為這會使我們感覺哀傷，恰恰相反，你們把你們的耐心和虛懷若谷的風度傳給了我們。由于你們，由于你們的勞動，由于你們的信念，未來已經在眼前。我一向覺得，如果所有的人都和我一道死亡，那末，我將死得非常難過。如果，人類在我死后還活著，而且我還能夠清楚地知道人類朝著什么方向前進，那末，我個人的生死問題是無所謂的。

　　我們之所以會這樣地信任你們，無疑是因為你們在談工作的時候，毫不隱諱困難，也毫不掩飾錯誤。尤其是因為中國人民的進步從兩方面給外國人非常深刻的印象，而這兩方面是相輔相成的，同時也是不可分割的。我今天要強調的就是這兩方面。

　　的確，從一方面說起來，你們顯然除了現在所作的也不能有其他的作法。你們走向社會主義，這不僅是一個偉大的民族為了建立一種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會制度而努力；在中國，社會主義化是一個生死存亡的重要問題。你們也許會說：這在到處都是一樣。不錯，是這樣的。但是，在任何其他地方，社會主義化的客觀必要性也沒有這樣的鮮明顯著。這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千百年來為反對壓迫而進行斗爭的最終目的，對于現在的中國和未來的中國來說，都是一個有關生死存亡的問題。假使不提高工業和農業生產，如何能夠從貧困中解脫出來呢？假使不以嚴格的計劃經濟來代替自由資本主義，又如何能夠提高生產呢？中國必須或者滅亡，或者走向社會主義；它必須或者滅亡，或者變成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然而，只要看一看你們如此歡樂的青年和兒童，就會理會出這個國家一定不會滅亡。

　　但是，這種要求非常嚴格，而且中國的歷史和今天的情況都使之成為極其迫切的建設工作，還有另外一方面，這連一個僅僅路過這個廣大國家的游客也會看得出來的。這一方面，由于我找不到更恰當的字眼，就稱之為深切的人道主義吧。在這樣說的時候，我不僅是指一個民族有了非常明確的方向，既不容許開倒車，也不容許停頓不前而表現出來的令人欽佩的耐心，而且是指這個民族不愿意強迫任何人，而是用解釋、說服和講理來代替發號施令。我特別想到這種值得欽佩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精神。這種精神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落在中國的頭上的，而正是你們在前進中產生的果實，也就是你們繼續前進的必要方法。將來，你們一定會用工業生產的強大力量來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但是，你們的重工業還剛剛在開始建設。將近六億的中國人民完全要靠土地來維持生活。當一個外國人穿過中國的大平原時，他看到這種特殊的情況不禁感到惶惑：沒有拖拉機，牲畜不多，樹木很少，很多的人，他們的影子無邊地反映在大地上。目前，除了改變這些人彼此之間的關系以外，別無其他辦法來提高農業生產。首先，他們把自己從壓迫、剝削、饑餓、物質上的欠缺和愚昧中解放了出來。由于他們得到了自由，生產已經提高了。但是，為了使生產更進一步地提高，必須使生產合理化，建立互助組和生產合作社。這樣，如果他們提高了生產，那是由于他們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密切起來了。我知道，你們不喜歡無保留的贊揚。你們曾和我講過某些官僚主義者的命令主義和主觀主義的作風，也有些有錢人從中搗亂。你們曾經告訴我有些地方強迫農民加入合作社，有些地方不顧勞動者的意愿而限制了集體化的發展。這些不可避免的錯誤，你們都不斷地在揭發和糾正。這些錯誤并不能影響那主要之點，即：友愛變成了生產的原動力。今天，中國還是貧困的，而使我們深刻感動的，就是那些貧窮人們的互助。必須向蒼蠅進行斗爭，向老鼠進行斗爭，向細菌進行斗爭，向水災或干旱進行斗爭。每一次斗爭都是像十字軍一樣，全體群眾都動員起來了，而它的成就不僅是消滅了一億兩千萬只老鼠，而是友誼在億萬人民當中建立起來了。我非常欽佩在你們的國家里，群眾不斷地自己影響自己，并且通過一種互相推動而得到解放，這種互相推動不斷地使每一個人和大家都更加密切起來。你們還缺少學校。但這并沒有關系，每一個識字的中國人都可以去教另一個中國人。這就是說，每一個識字的中國人都將成為另一個中國人的朋友。就是因為這種情況，所以社會主義既是一種最嚴格的必要，同時又體現了人與人之間最合乎人情的關系。對我說來——同時我相信對大多數來中國訪問的人也是如此——使我感動得最深刻的就是新中國的這種雙重面貌。

　　難道還需要我在我的國家里在很多其他人士之后去駁斥某些報紙的論調，而證實你們對和平的普遍愿望嗎？這里，我們又遇到一件在兩方面相輔相成的具體事實。一方面，凡是學習要互相友愛的人決不可能企圖發動戰爭。當一個國家變成兇蠻好戰的時候，那是由于它的政治制度使得它困苦到本國人民都彼此仇恨。但是，在另一方面，對中國來說，維護和平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客觀的必要因素：中國所建設的和指出的前途，是中國人民唯一關懷的前途，只有和平能夠成為這種事業的保障。對這個曾經遭受過多少苦難，而且今天又能夠不計較舊日仇恨的偉大國家，法國人民只能抱有一種情感，那就是：友誼。

　　（原載《人民日報》1955年11月2日星期三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