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魯夫-奧赫恩還是陷入了永久的沉默。

　　2019年8月19日，這位荷蘭裔澳大利亞籍老人的生命走到盡頭。這一年，她96歲，她的聲音還沒有得到足夠的回響。

　　在生命最后的幾十年，努力發出聲音是她最重要的事。作為一名日本“慰安婦”制度受害者，她曾與來自韓國、朝鮮、中國、菲律賓的受害者一同出席“日本戰爭罪行國際公開聽證會”，去美國國會“保護慰安婦人權”委員會聽證會上作證，去悉尼的日本領事館外參加抗議示威活動，也去各個大學做講座。

　　她是第一個站出來講述自己故事的歐洲“慰安婦”。她的挺身而出也帶來更多受害者的證詞。在她的作證被各國媒體報道后，曾同樣身為“慰安婦”的荷蘭人中，有3人和她聯系，其中一位對她說，“我一直沒有把這個秘密告訴我的孩子們，我覺得我必須保護他們。但是，保護他們不受什么樣的傷害呢？”

　　“慰安婦”是日本侵略戰爭中的受害者，她們不僅來自中國、韓國，也來自菲律賓、印尼，甚至歐洲國家。有學者估計，這個群體有20萬人，她們大多在沉默中度過戰后的時光。

　　對她們來說，重新站出來面對那段時光是一件困難的事。一位來自中國的慰安婦在日本軍營懷上身孕，生下的孩子因為外人偏見至今未婚；一位來自朝鮮的慰安婦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敢回家，在中國的吉林延邊生活了幾十年。

　　除了偏見，時間也是她們的敵人。截至目前，中國還有17名慰安婦幸存者，韓國曾經238名登記在冊的受害者也已減至20人。

　　2007年7月30日，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了第121號議案，譴責日本在二戰期間強征年輕女性充當日軍“慰安婦”。2007年11月29日，加拿大國會通過決議案，要求日本為二戰期間強迫婦女充當軍妓一事道歉。

　　但直到現在，她們仍未獲得日本政府公開的道歉。

　　“我的母親這幾年很少參加公共活動，但她仍然會接受媒體采訪。她發現自己作了那么多努力，依然沒有等到日本政府的一聲道歉，她感到十分傷心。”9月3日，女兒卡羅爾·魯夫在電話中告訴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但即使她去世了，我們仍然會繼續為此奮斗，依然抱著希望。”

　　這希望來得并不容易。揚·魯夫-奧赫恩曾度過沉默的黑暗時光，她從一個出身荷蘭殖民者家庭的少女，淪落為日本集中營的囚徒，每日反復被毆打、強奸、虐待，還曾被強行墮胎。但當她被解救出來，其他不明真相的同胞指責她和同伴是“妓女”“兔子（水性楊花的女人——記者注）”，她們因為羞恥感而無力反駁。

　　戰后她曾試著向親人傾訴。母親、父親和她的丈夫分別聽完她的傾訴后，沉默不語，再也不提起這件事。

　　她知道另一些幸存的同伴回到家人身邊，只得到一句“到底發生了什么，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嗎？”或是“我知道你的遭遇”，她們感覺到父母已無法再承受更多，于是之后再未提起。

　　但沉默并不能消弭她們內心的恐懼和恥辱感。在結婚后，揚“從未能享受性生活的快樂”。接連流產3次后，她動了一次大手術，才終于擁有了自己的孩子。

　　而始終彌漫在她心中的恐懼，常常會突然襲來。她害怕黑夜降臨，“因為天黑意味著我們會被集中強奸”；拒絕接受鮮花作為禮物，因為她曾被日本人用一種花命名；當帶著孫女出去玩，遇見上了歲數的日本男游客請求合影時，她很想遠遠躲開，但結果卻是“禮貌地微笑著滿足了他的要求”，因為她在集中營時已習慣“服從”。

　　她保留著一條手絹，上面繡著和她一起被關進那間慰安所的7位荷蘭姑娘的姓名。當女兒發現這塊手絹時，她總是一把奪過，小心翼翼地藏起來，然后一言不發。

　　要把深藏心底50年的故事公布給全世界，就要先告訴兩個女兒。猶豫多次，她還是沒法說出口。為此，揚花了一周時間，把那些最痛苦的回憶寫在日記本上，復印后交給女兒們。

　　“我們沒有得到過任何人的精神疏導，也沒有得到過任何人以任何方式給予的幫助，我們只能默默生活下去，在他人面前，那一段悲慘的遭遇似乎根本沒有發生過。”在自傳《沉默五十年》一書中，她這樣寫道。

　　她最終決心打破沉默，緣于1992年在電視上看到的新聞：時年67歲的韓國籍“慰安婦”金學順首次揭發日軍殘暴的“慰安婦”制度，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賠償。

　　聽到被翻譯成英文的“慰安婦”這個詞語后，揚憤怒到無法接受，“它聽起來柔和、溫順，完全無法代表我們曾受過的痛苦。”

　　她更無法接受的是，當時日本政府拒不承認甚至完全漠視這一問題。她決心作為歐洲的受害者站出來，以引起日本政府的注意。

　　再次開口，她不再害怕說出自己的故事：“我必須站出來，把我的故事講述給世人聽，希望有助于阻止類似暴行的發生。”

　　揚意識到，“慰安婦”制度不只是一個日本二戰中的歷史遺留問題，更是一個“保護戰爭中婦女權益的問題”。

　　“婦女為什么總是在戰爭中成為無辜的犧牲品？”她說，“強奸好像天生就是戰爭的一部分，好像戰爭使強奸變成了合理合法的事情。戰爭中發生的強奸是一種權力游戲，被當權者當成了慰勞士兵的獎品。強奸還被當成一種武器來使用，成為種族滅絕的工具。這種行為是對人權的極大犯罪。”

　　那次舉辦于東京的聽證會上，她全程“十分平靜”，可是當來自澳大利亞的媒體采訪她時，揚突然有些害怕家鄉的朋友看到，會作何反應。

　　那時，她已定居澳大利亞。她是一位優雅的退休小學教師、一個慈祥的祖母、一個總是笑臉相迎的好鄰居、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沒有人把她和“慰安婦”這個詞聯系在一起。

　　但是她知道，那段黑色的記憶是始終躲不過的。在日軍的慰安所，她試著搬出《日內瓦公約》抗議被強奸的命運，也想辦法在各種地方躲藏，甚至剪去全部頭發做一個“禿子”。這些掙扎最后換來的是更嚴厲的毆打、威脅，甚至求助前來檢查的“醫生”，也只換來又一次的侮辱。那時的她始終堅信，“不做任何反抗而輕易就范，就是一個彌天大罪”。

　　揚·魯夫-奧赫恩是在女兒和女婿的陪同下去東京參加聽證會的。來自韓國、中國、菲律賓和荷屬東印度群島的受害者相繼上臺，雖然語言不通，但她們團結一致。來自韓國的受害婦女擁抱住在作證的朝鮮婦女，哭著說，“竟不知北方姐妹們也遭受了同樣的苦難”。

　　在自己發表證詞時，揚一字一頓地說，“我并不是帶著仇恨和憤怒來這里作證的，而是帶著寬恕的態度來的。”

　　那年，揚69歲，她在臺上說：“我能寬恕那些曾經折磨過我的日本人，但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犯下的罪行。”

　　她去過3次日本，見過“原子彈受害者——廣島幸存者”組織的婦女，也見過一些日本老兵。多年后，那些老兵中已有人是世界和平組織的成員，在她面前背誦懺悔詩，這些都讓揚感覺到，“過去在戰爭中犯下的罪行同樣折磨著他們許多人的心靈”。

　　但日本官員在“慰安婦”問題上的反復態度，讓她怒不可遏。1993年8月4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承認日軍在二戰期間強征慰安婦，但此后日本官方始終態度模糊。2007年3月，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示，當年日軍“強迫亞洲婦女充當慰安婦”之說“缺乏證據”。

　　她在澳大利亞參加的活動也遭到一些日本民間右翼分子的攻擊。卡羅爾向記者回憶，在悉尼參加反戰游行活動時，一些人稱“慰安婦”問題仍是個“有爭議的問題”，把揚·魯夫-奧赫恩稱為“反日分子”。“我的母親對此很生氣，我們從來沒有仇恨日本，我們只是希望世界沒有戰爭，強奸不再是戰爭的固有產物。”揚的女兒說。

　　在東京女性戰爭與和平資料館，120平方米的資料館里堆滿了慰安婦的證言、法庭審判的記錄、訪問調查的影像，等等。這家資料館沒有日本媒體報道，訪客寥落，多次被右翼分子沖擊，館員的人身安全也遭受過威脅。館長池田惠理子的父親是一名參加過侵華戰爭的日本士兵，她堅持將這些長期被故意忽視的歷史證據積攢起來，“我們想通過這個資料館告訴人們，日本應該如何承擔責任，而被傷害的女性們又是如何克服苦難、堅強勇敢地生活下來的。”

　　在韓國，自1992年來，民間團體和慰安婦受害者每周三都會風雨無阻地在日本駐韓國大使館門前集會抗議，要求日本政府正視歷史，對受害者作出正式賠償。一尊“和平少女”銅像被民間組織放在日本駐韓大使館前，提醒日本政府道歉。每天都有幾名韓國學生在少女像周圍守護。有時候天冷了，人們還會給“少女”套上圍巾、戴上帽子。

　　2015年12月，在美國的施壓下，日本時任首相安倍晉三向“慰安婦”表示道歉，并提供數百萬美元的賠償，但也提出韓國撤走日本駐韓大使館前的“和平少女”像等要求。這項道歉僅限于對韓國的受害者，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受害者仍在等待。

　　但留給她們的時間并不多了，和揚一起作證的“慰安婦”制度受害者一個個相繼離世。在揚去世兩天后，中國的“慰安婦”幸存者楊桂蘭老人也離開人世。

　　在整理母親的遺物時，卡羅爾發現母親依然保持寫信的習慣，收到世界各地的來信都一一回復，其中有許多來自日本朋友。

　　在揚去世后，一位曾經拜訪過她的日本學者田中熊喜在悼詞中寫道：我們日本人，特別是日本政界人士，應該把日本的軍事性奴役問題視為“危害人類罪”，因為有許多具有不同種族背景的婦女受害。

　　“我們雖然年事已高，但我們并不會被人們忘記，我們向世人傳達的信息將繼續傳播開去：強奸堅決不能再被視為戰爭的必然產物；我們的故事將有助于防止針對婦女的更多丑惡罪行發生。我們誓將為正義吶喊。”揚在2014年為中國出版的自傳寄語中寫道。

　　“他們正在等待我們所有人死去，但我不會死去，我將永遠活著。”在生前的一次訪談中，她對來訪者如此說。她始終相信，從她打破沉默的那一刻起，她的講述將繼續為那段歷史作證。

　　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 江山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