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長沙6月26日電題：記住我們從哪里來——重返紅軍長征先遣隊誓師地

　　新華社記者袁汝婷、張瑞杰、柳王敏

　　76歲的黃維忠經常到家附近的廣場散步。他抬頭就能看到一座6米多高的紀念雕塑——戰馬嘶鳴，旌旗獵獵，紅軍指戰員威風凜凜。

　　雕塑的深色石磚上雕刻著巨幅《紅六軍團長征路線圖》。黃維忠驕傲地指著它說：“就是這，我們寨前。”

　　湖南郴州市桂東縣寨前鎮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上的一個光榮名字。紅軍戰略轉移的先遣隊85年前曾來到這里。

　　“他們不肯驚擾老百姓”

　　黃漢尤今年75歲，他說，父親黃先謹時常向他講述一個情景：一天晚上，鎮上來了很多紅軍，當時沒有大路，他們是從江西那邊走小路過來的。

　　“紅軍穿著草鞋，有年紀大點的，有年紀小的，就這樣住下來了。”他說。

　　這支隊伍來自——井岡山。士兵們都是些貧苦的農民，平均年齡不到20歲。

　　1934年夏，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由于局勢日益惡化，7月23日，中共中央及中革軍委命令紅六軍團撤離湘贛蘇區，轉移到湖南中部去發展游擊戰爭及創立新的蘇區。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說，與紅七軍團的北上一道，這應被視作紅軍實施戰略轉移的準備。

　　8月7日，紅六軍團9700余人，由江西遂川的橫石和新江口出發，突破國民黨軍多道封鎖線，于8月11日進到湖南桂東縣城以南的寨前圩。

　　新華社記者再走長征路近日來到桂東，此地路途高險，山嶺奇絕，云霧繚繞。縣志這樣形容位于羅霄山脈腹地的桂東：“山開八面，水匯雙溪，雖彈丸之地，卓有金湯之固，環山以為城。”

　　毛澤東在這里頒布《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后發展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疲勞的紅六軍團在寨前圩稍事休整，用銀元向村民們購買食物。黃維忠說，他的岳父陳祥文那時還是孩童，好奇地跑到紅軍的駐扎地，看見部隊從老百姓那里買回一頭豬，殺了給傷病員們煮肉。傷員很多，但紅軍招呼岳父過去，把肉分給他和村里孩子，又把剩下的肉分給村民。

　　“岳父總跟我說，紅軍好像家里的親人。”黃維忠說。

　　黃漢尤說，六軍團軍部駐扎的地方，在他家街對面的藥鋪。“他們不肯驚擾老百姓。在征得主人同意后，他們把門板拆下來鋪在街上，睡在上面過夜。早晨起來，他們又把門板原封不動裝回去，并將地掃得干干凈凈，然后擔起水桶，到河邊幫老百姓挑水。”

　　探路者要有犧牲精神

　　“紅軍突圍的消息，震驚了敵人。國民黨軍展開圍追堵截。”桂東縣黨史專家羅健東介紹，紅軍決定放棄在桂東發展游擊戰爭的計劃，以強行軍越過耒陽、宜章公路，經過新田等地，搶渡湘江，繼續西進。

　　8月12日，部隊在寨前圩的河灘上召開連以上干部會議，誓師西征。任弼時正式宣布成立紅六軍團領導機關。任弼時、蕭克、王震組成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

　　“那天，就在那個河灘上，站著許多荷槍實彈的紅軍，有的還帶了傷，但個個精神抖擻。”黃漢尤站在紀念廣場，講述父親對他重復過多遍的場面。

　　當日，紅軍踏上了艱苦卓絕的西征之路。作家王樹增在《長征》一書中寫道，后來中央紅軍從中央蘇區出發后，就走在紅六軍團走過的路上。

　　蕭克曾回憶說，紅六軍團突圍西征，比中央紅軍長征早兩個月，為中央紅軍長征起到了偵察、探路的先遣隊作用。

　　石仲泉說，紅軍長征，最初叫“戰略轉移”“西征”“遠征”。使用“長征”一詞，最早是在1935年2月下旬中央紅軍二渡赤水發布的《告黔北工農勞苦群眾書》中。他說，紅六軍團作為先遣隊西征，帶有探路性質。

　　“當時要戰略轉移，肯定要有人先犧牲先探路，探路的隊伍是冒著很大風險的，前方的千難萬險都不知道，要講大局、講紀律，要有不畏犧牲的精神。”羅健東說。

　　紅六軍團千里轉戰，與圍追堵截的國民黨軍血戰，損失很大。羊東坳一次戰斗后，當地400名農民用了整整一天，才把紅軍遺體全部掩埋。

　　紅六軍團終于10月抵達貴州北部與賀龍、關向應領導的紅二軍團會師。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的《紅軍長征史》“長征的序幕”一章記載，“至此，紅六軍團勝利完成轉移任務，并為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起到了先遣隊的作用。”

　　后來，二、六軍團主力北上長征，被編入紅二方面軍，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完成長征的中國工農紅軍，成為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王樹增寫道。

　　6月桂東，山風習習。金色陽光灑在紅六軍團誓師西征的舊址上，年輕母親牽著學步的孩童從雕塑邊走過。

　　黃漢尤說，去年有一些學生重走長征路，來到桂東，聽他講紅軍故事。“我要讓孩子們記住，我們是從哪里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