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從來（南京大學長江三角洲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貨幣政策不斷適應經濟形勢變化，主動適時靈活調整，實現了物價基本穩定、經濟較快增長的良好局面。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經濟金融形勢穩中有變、變中有憂。為保持經濟穩中有進的態勢，實現高質量發展，需立足既有的實踐經驗，貫徹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同時不斷探索創新，確保中國經濟長期向好、行穩致遠。

　　1.高質量發展階段貨幣政策的重要性日益凸顯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市場經濟基礎薄弱，價格作用機制有限，財政政策相對有效，輔之以貨幣政策，經濟實現高增長的同時物價波動較大。隨著我國經濟不斷發展，金融市場不斷完善，在金融資源的配置過程中，市場日益發揮重要作用，貨幣政策的相對效力逐漸凸顯。

　　首先，市場機制不斷完善，貨幣政策更加有效。具備相對完善市場體系的發達國家，普遍將貨幣政策作為逆周期調節工具，這是因為，貨幣政策作為總量型調節工具，其作用效果取決于市場機制的完善程度。隨著我國宏觀調控的市場機制逐步完善，市場開始在金融資源的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近期中央提出“六穩”工作，“穩就業”位居首位，“穩金融”排在前列。可以看出，貨幣政策的調控空間更大了。

　　其次，經濟開放程度不斷提高，貨幣政策兼顧內外均衡。蒙代爾-弗萊明模型表明，一國匯率制度的安排影響財政、貨幣政策的相對效力。在浮動匯率制度下，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會被本幣升值和凈出口減少所抵消，而貨幣政策可以影響總收入。我國在經過多次“匯改”以后，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增大，貨幣政策作用相應增強。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僅要著眼于國內需求，也要積極應對全球經濟新變化。當前，國內經濟面臨下行壓力，貨幣政策需要保持定力，配合財政政策發力，同時要兼顧內外均衡，減輕外部經濟沖擊。

　　最后，保持適度通貨膨脹水平，確保市場主體預期穩定。2018年年底，我國CPI、PPI同比漲幅有所回落，同時基建投資增速也在下滑，財政政策作用并未凸顯。為防止潛在的通貨緊縮可能引致企業盈利下降，導致企業投資不振，應及時發揮貨幣政策作用，維持物價穩定，向市場釋放積極信號，確保市場主體預期穩定，同時保持流動性松緊有度，為經濟發展提供穩固的金融支持。

　　2.經濟“高穩健”彰顯中國貨幣政策的調控智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貨幣政策并未照搬西方經驗，采取單一通貨膨脹目標制，而是根據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矛盾加以權衡，圍繞深化經濟改革的主線，適時調整貨幣政策目標，實現了物價基本穩定、經濟較快增長�；仡櫄v史可見，我國貨幣政策在不斷轉型的同時，已經積累了豐富經驗。

　　經濟發展階段決定貨幣政策目標次序。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發展經歷了物價、產出高波動到物價、產出雙穩定的轉變過程。1978—1995年，以標準差計算，我國經濟增速波動性為3.4%，通貨膨脹率波動性為7.2%。彼時為盡快擺脫貧困，實現經濟發展目標，高增長與高物價交替出現。1996年至今，經濟運行趨于平穩，經濟波動性明顯縮小。1996—2017年，經濟增速波動性為1.9%，通貨膨脹率波動性為2.4%，產出、物價雙穩定。實現產出與物價雙穩定的前提在于經濟達到充分就業的產出水平。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勞動力市場處于相對過剩狀態，以充分就業為前提的貨幣政策雙目標難以實現，為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往往難以維持物價穩定。隨著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劉易斯拐點出現，勞動力相對過剩的局面發生改變，失業率保持低位穩定，貨幣政策基本實現了物價和產出雙穩定。

　　經濟轉型程度決定貨幣政策目標框架。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開始實施單一通貨膨脹目標制，實現了產出和通脹穩定。1981—2007年，世界經濟平均增長率為3.03％，通貨膨脹率平均為6.45％，被稱為“大穩健”時期，學界普遍認為貨幣政策對此功不可沒。同期，我國貨幣政策根據經濟形勢動態調整政策目標，經濟增長率平均為9.59%，通貨膨脹率平均為4.91%，呈現出“高增長、低通脹”的中國特征，相比之下可謂實現了經濟“高穩健”。與西方發達國家相對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不同，作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經濟體，中國經濟處于動態轉型期，宏觀調控的市場基礎尚待完善，價格信號引導作用有限。我國貨幣政策需要兼顧轉型期的經濟發展要求，絕不能照搬西方方案按單一規則行事，而是要根據經濟形勢需要，相機調整政策目標。

　　總之，不論是國內縱向比較，還是跨國橫向比較，中國經濟都堪稱“高穩健”。這得益于我們能夠科學認識金融發展規律，不斷深化金融改革，積極適應經濟發展階段的動態變化來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這既彰顯了中國貨幣政策的調控智慧，也為轉型經濟體的經濟發展貢獻了中國經驗。

　　3.貨幣政策要服務于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各項要求

　　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貨幣政策的調控經驗來看，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貨幣政策，需要兼顧經濟發展的階段、經濟轉型的程度乃至社會制度三個維度的要求。

　　一是推動形成符合高質量發展的貨幣政策目標。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改變，經濟發展需要更加注重質量和效益，更加著重于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因此，貨幣政策的目標不應過分關注經濟增長的速度，而應以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為落腳點，關注經濟發展的穩定性。

　　二是營造適應經濟轉型升級的貨幣金融環境。首先，貨幣政策的調控方式需要從數量型向價格型轉變，依靠利率價格信號引導金融資源流動，以更好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其次，目前央行通過各種借貸便利工具投放的貨幣資金，并非直接投向實體經濟，容易形成資金空轉，需要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金融機構應對國有與民營企業一視同仁，同時拓寬融資渠道，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最后，要加強對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金融支持力度，形成激勵創新的股權融資模式，推動銀行主導的間接融資體系向市場主導的直接融資體系轉變，提高直接融資比重。

　　三是選擇符合社會制度要求的貨幣政策目標。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要求，是黨和政府關切的大事。就業是最大的民生。據統計，我國民營企業貢獻了80%以上的城鎮就業，是解決就業問題的重要途徑，支持民營企業發展與保障社會就業是相統一的。當前，由于經濟存在下行壓力，部分民營企業經營困難，融資難問題突出。在此背景下，將充分就業納入貨幣政策目標體系既是社會制度的要求，亦是經濟發展的需要。下一步，應不斷強化貨幣政策目標責任意識，實施差別化準備金政策、用好結構性貨幣政策，提高金融對民營企業的支持力度，增加民營企業發展動力。

　　《光明日報》（2019年04月0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