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講堂】丁俊發:“多路并進”建立擴大消費長效機制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這是一篇大文章。
講消費問題,主要講居民消費,這是所有國家國民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與出發點,消費影響著國民經濟運行的模式、速度與結構,是一個重大戰略問題。
這里講消費,不是就消費講消費,而是放進國民經濟的全局講消費;既要講促進消費的需求側,更要講保證消費的供給側:不光是講實物消費,還要講服務消費;不是講任何消費都是合理的,而是講科學消費、綠色消費;不是光講消費的一般規律,而是包括消費需求、消費能力、消費結構、消費周期、消費環境、消費熱點、消費心理等內容的一個系統工程;既涉及政府宏觀調控,更涉及市場對資源的優化配置。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對消費從認識到實踐必須有一個新的突破。
話題之一
正確認識消費與生產、分配、流通的關系
解決消費問題,首先應正確認識國民經濟中消費與生產、分配、流通的關系:
(一)消費與生產
馬克思認為,“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系”。生產是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從而創造物質財富的經濟活動,是社會再生產的首要環節。如果沒有生產要素及其創造的物質財富,后續的分配、消費及交換要素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生產的發展與規模決定和影響著分配水平,影響著流通與消費的發展與規模。
但生產的目的是什么?歸根結底,是為了滿足人民的物質與精神需求。也就是說,生產的終點是為了滿足消費,通過分配與流通來實現消費。反過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消費又通過流通決定著生產。因此,生產不能與滿足社會需要相脫節。
(二)消費與分配
分配在社會再生產中,是連接生產與消費之間的中間環節,主要確定社會各成員對社會產品占有的份額和比例。在生產與消費之間,分配和流通這兩個互相聯系又相互區別的范疇相互作用,共同推動著社會再生產的正常運轉。在社會再生產中,除初次分配外,還要進行多次再分配。至于初次分配與再分配是否合理,對生產、流通與消費都會產生很大影響。
但分配的目的是什么?同樣是為了消費,包括生產性消費和生活性消費。消費方式與消費結構影響并制約著分配方式與分配結構。
(三)消費與流通
馬克思認為,流通“是生產和由生產決定的分配同消費之間的媒介要素”。所有商品只有通過流通環節,才能實現商品的價值與使用價值,才能實現財富分配,達到最終消費,滿足生產建設與人民生活的需求。在一般情況下,流通的數量、方式、速度影響著消費數量、方式與速度。但反過來,隨著經濟全球化與個性化消費時代的到來,消費又主導著流通數量、方式和速度。
消費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可以歸納為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在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中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大關系中,消費是生產、分配、流通的目的。馬克思指出:商品只要最終退出流通,不論在生產活動中或在本來意義的消費中被消費,它就在某一個點上被拋出流通,完成自己最后的使命。消費的規模、結構與速度制約著生產與流通的規模、結構和速度。消費實現是整個社會再生產運行的一個最終目標,是影響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狀況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第二,國民經濟的發展要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消費需求成為拉動經濟發展最基本的、最長久的動力。
第三,消費結構的變化引導著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變化,也引導著投資結構的變化。
第四,社會生產的目的,特別是社會主義制度下,是為了滿足居民的物質與文化生活的需要。居民消費是指勞動力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中的生活資料消費,是千家萬戶的微觀消費活動的總稱,居民消費一般可劃分為基本性消費(或叫生存性消費)、享受性消費與發展性消費。所謂基本性消費,就是為滿足人生存的基本必需品消費。居民生活水平處于貧困與溫飽階段時,一般以基本性消費為主;居民生活水平進入小康階段時,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各種享受性、發展性商品與服務品不斷增多,實現消費升級;居民生活水平進入富裕階段時,以享受性、發展性消費為主。
第五,消費是國民經濟運行的晴雨表。PMI(采購經理指數)、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PPI(產品出廠價格指數)、恩格爾系數、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等,反映著社會不同方面的供求關系,更反映投資與消費的比例等。消費也反映了商品市場與要素市場的成熟度,更反映改革開放以來居民得到的實惠。因此,從中去發現并解決一些深層次矛盾,有利于改革與發展的順利推進。
話題之二
客觀分析當前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普遍認為,隨著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提高,消費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但是,對當前消費對國民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不能過于樂觀,一定要實事求是、客觀分析。
第一,多年來,消費體制改革滯后,消費政策不穩定,消費環境不優,對如何形成消費長效機制研究不夠,且沒有形成共識。正如《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 進一步激發居民消費潛力的若干意見》指出的那樣:近年來,我國在擴大消費規模、提高消費水平、改善消費結構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但也要看到,當前制約消費擴大和升級的體制機制障礙仍然突出。重點領域消費市場還不能有效滿足城鄉居民多層次多樣化消費需求,監管體制尚不適應消費新業態新模式的迅速發展,質量和標準體系仍滯后于消費提質擴容需要,信用體系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還未能有效發揮作用,消費政策體系尚難以有效支撐居民消費能力提升和預期改善。
第二,消費拉動的貢獻率大是在投資減速與出口緩增的前提下取得的。分析一段時期的數據可見,消費的高貢獻率是在特定的階段形成的。
第三,一定要高度關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速度逐年下降這一現實。據統計,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幅度下降。有人分析,這與消費升級有關,因為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反映的是實物消費,沒有反映服務消費,老百姓提升了服務消費水平。當然,這也是一種事實。但需要看到的是,中國還沒有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人均GDP還不到1萬美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速度下降現象的出現不能不引起注意。有人還常用網購的火爆來說明中國消費的強勁,但這是互聯網時代催生的零售革命,是用新型的購物方式取代了傳統的購物方式,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消費,但實際上并未促使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快速增長。
第四,影響中國消費的因素很多,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投資與消費結構不平衡、消費體制性約束仍較嚴重等,最終消費中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不盡理想,消費問題已成為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方式轉變的一個重要瓶頸。
話題之三
適度提高消費率是現階段必須解決的課題
根據國際經驗,各國消費率都隨收入水平提高呈下降趨勢,但一般都不會降至70%以下。及時把握國民經濟發展格局中居民消費需求變動趨勢,研究居民消費總量與結構變化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制定符合我國現階段國情客觀需要的居民消費政策,對于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提高居民消費率要處理好以下四個關系:
一是消費率與投資率的關系。國際經驗表明,投資和消費結構的變化與經濟發展階段有關。通常隨著經濟較低水平向較高水平階段推進,消費率將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趨勢,而投資率則呈現先升后降的倒U型趨勢。其中,當經濟體處于中等收入階段時,投資率較高、消費率較低。我國目前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仍處于投資率較高階段。在一定時期,特別是工業化、城鎮化中后期,為了促進經濟的增長,高投資率是必要的,也是許多國家成功的經驗,但不可能持久,也難以形成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
二是城鎮居民消費與農村居民消費的關系。農民消費水平低是影響中國消費率的重要因素。消費是收入的函數,城鄉消費差距是城鄉收入分配差距的反映。在二元經濟結構的條件下,城鄉收入差距屬于自然性差距,不可能完全一樣。但如何加快自然性差距的縮小以及防止非自然性差距的擴大是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這幾年,國家加大了鄉村振興與精準扶貧力度,農民收入明顯加快,農村消費有很大潛力空間。除此之外,農村消費環境改善、消費觀念的轉變、消費政策的調整、消費熱點的培育也十分重要,比如,在某些地區,農村電子商務的發展,就可以極大地促進消費。
三是消費需求與進出口貿易的關系。擴大消費需求必須以國內供應能力作基礎,但任何一個國家不可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來滿足人民的物質與文化生活的需求,這就需要國家之間的商品貿易與服務貿易,以求得國家總體上的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相對平衡。但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商品與服務品進口只能是國內總供給的一個補充。
四是即期消費與儲蓄的關系。收入水平是制約貨幣投向的關鍵因素。收入低時,貨幣主要用于消費,所以消費傾向越高。收入高時,貨幣進行投資、儲蓄為主,所以消費傾向越低。中國雖然收入水平不高,但儲蓄率一直比較高,由于種種原因,居民往往把即期消費的貨幣用于儲蓄,確保未來的孩子上學、醫療和養老消費。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儲蓄率波動較大,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收入分配不盡合理、高商品房價格對居民的消費潛力的制約。
話題之四
建立擴大消費的長效機制需要多策并舉
在中國建立擴大消費的長效機制,需要“多路并進”,包括改革消費體制、調整消費政策、改變消費觀念、提升消費能力、夯實消費供給、創新消費業態、改善消費環境、順應消費周期、抓準消費熱點、遵循消費規律等。這些都是從消費本身來談的,但影響消費的范圍很廣,涉及消費與生產、分配、流通的關系,涉及貧富差別的基尼系數,涉及人口結構,涉及進出口貿易,涉及消費與投資、消費與儲蓄的關系,涉及貨幣政策,也涉及科技進步等。在此重點論述以下幾點:
第一,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在供給側與需求側兩端發力。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從國民經濟全局看,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非常及時,也非常重要。既解決供給側的短板問題,又解決需求側的短板問題,兩端同時發力,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讓老百姓有錢花,確立收入分配合理化體制機制。縮小貧富差距是擴大消費的關鍵一環。需要注意的是,按消費規律,人們收入水平的增長并不能與消費水平的增長畫等號。也就是說,人們的消費行為主要取決于凈收入,一般情況下,消費將隨收入的增減而增減;但隨著收入的增長,往往會出現消費的增加量小于收入的增加量,特別是高收入人群特別明顯。因此,應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第三,讓老百姓能消費、想消費、敢消費,優化消費環境,提升消費結構,創新消費模式,實現消費升級。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 進一步激發居民消費潛力的若干意見》提出了基本原則、配套政策和具體措施,關鍵在于如何貫徹落實。特別是應重點正確處理好以下五大關系:
其一,市場主導與政府監管的關系。
在消費領域,政府要分清“該管什么、不該管什么”,更多地讓市場去優化配置資源。政府應調控供需的動態平衡,穩定物價;明確消費體制與消費政策;創造與改善消費環境,特別是信用體系與標準體系;弘揚科學的消費文化;加強消費市場監管,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改革開放以來,如何兼顧生產與生活、積累與消費始終是經濟生活中的一個大問題。可以說,通過調整消費政策促進居民消費,中國已具備條件,關鍵是調整要得當、要果斷,不要滿足于一些短期行為,做表面文章。
消費環境是一個綜合概念,包括消費業態、消費外部條件、網點布局、誠信體系、通脹與通縮等。消費業態要適應不同消費群體的需求。消費外部條件特別是路、水、電等基礎設施的完善對農村尤其重要;每個城市要有中心商業區,更重要的要建社區便利店與社區服務網。誠信體系的缺失,假冒偽劣商品、虛假廣告、假鈔、欺詐、霸王條款等,會使消費者權益受到嚴重侵犯。通脹與通縮對消費都會產生影響,通脹與通縮一般是由供求不平衡與貨幣供應量不均衡造成的,供不應求會造成通脹,產能過剩會造成通縮。長時間通脹會使消費者產生一種恐慌心理,使消費指數下降;而長時間通縮,又使消費者產生會進一步降價的預期,消費指數同樣會下降。
歷史經驗表明,居民消費必須控制在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合適水平。消費增長過高,將會出現經濟過熱和家庭債務的過快上升,不利于經濟的持續增長。但如果消費停滯,甚至負增長,則會導致國內消費需求不足,投資需求冷淡,同樣對經濟發展不利。
其二,實物消費與服務消費的關系。
居民消費由一般消費品向耐用消費品、再向服務消費品漸次升級,消費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產業結構往往跟隨消費結構的升級而升級。改革開放以來,從20世紀80年代的輕紡工業、90年代的家電工業,到2000年以來的汽車工業和房地產業的發展,正是居民消費升級的結果。一產、二產、三產如何根據居民消費需求提供保質保量的商品與服務品,是進一步促進消費的物質基礎。中國從1978年以來,經過幾次明顯的消費升級,說明消費有一定的周期性,在每一個消費周期內,都會產生一些消費熱點。
在中國式消費中,有兩種現象特別引人關注:一個是,恩格爾系數下降,也就是說生存性的實物性消費支出在下降,各種服務消費支出在上升,所以突出服務消費潛力的挖掘是一個大方向。另一個是,老百姓的消費隨收入水準的不斷提高,區分為基本性消費、享受性消費與發展性消費,中國人均GDP還不到1萬美元,但享受性消費與發展性消費增長很快。
其三,生活性消費與生產性消費的關系。
內需拉動主要靠最終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但絕對不能忽視生產性消費,因為只有通過生產性消費,才能滿足工業生產與基本建設的需要。我們主張正確處理消費率與投資率的關系,并不主張投資率降得越低越好。中國處于工業化中后期、城鎮化發展期、鄉村振興推進期,在一定時段內投資率適度高一些是可以理解的。工業品生產大部分與居民生活消費有關,是保障居民消費的物質基礎。
其四,消費升級與消費文化的關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倡導推廣綠色消費”“推動形成節約適度、綠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我們提出鼓勵消費,促進消費,消費升級,并不是講一切消費都是合理的,要反對鋪張浪費,反對違規消費,提倡勤儉節約,提倡綠色消費。積極培育健康理性的消費理念,大力宣傳倡導豐儉有度、雅俗兼容的消費文化,是提升中華民族素質的重要一環。
其五,消費熱點與消費模式創新的關系。
現在已經明確了不少消費熱點與激發居民消費潛力的重點領域,但各種消費都離不了消費載體,即用什么方式消費和在哪里消費。特別是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改變了傳統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線上線下互動,實體與虛擬并存。供應鏈改變了生產與生活的組織方式和商業運作模式。所以,不斷創新消費模式十分重要。比如,人工智能商場、網上購物、跨境電商、消費金融、租賃市場、個性化設計、體驗式消費、特色街與特色鎮、共享經濟等。(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丁俊發 系中國流通G30成員、商務部特聘內貿流通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