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與徐特立同志的合影。徐特立（1877—1968），無產階級革命家、教育家。1937年1月30日，毛澤東同志為徐特立60歲生日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賀信。信中說：“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卻是出風頭第一，休息第一，與自己第一。你總是揀難事做，從來也不躲避責任，而在有些人則只愿意揀輕松事做，遇到擔當責任的關頭就躲避了。”

　　2014年4月18日，時任福建省政和縣縣委書記廖俊波（中）在該縣鐵山鎮東澗村向花農了解花卉生產情況。廖俊波同志生前是福建省南平市委常委、副市長，武夷新區黨工委書記，2015年6月被中央組織部授予“全國優秀縣委書記”稱號。2017年3月18日，廖俊波同志在趕往武夷新區主持召開會議途中不幸發生車禍，因公殉職。廖俊波同志任職期間牢記黨的囑托，盡心盡責，帶領當地干部群眾撲下身子、苦干實干，以實際行動體現了對黨忠誠、心系群眾、忘我工作、無私奉獻的優秀品質。 新華社發 徐庭盛/攝

　　2017年3月9日，贛南采茶戲《永遠的歌謠》在北京上演。“蘇區干部好作風，自帶干糧去辦公，日著草鞋分田地，夜打燈籠訪貧農……”這首膾炙人口的山歌《蘇區干部好作風》，生動地記載了當年蘇區干部艱苦奮斗、密切聯系群眾、真心實意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的感人事跡，表達了蘇區人民對蘇區干部好作風發自內心的贊揚。　新華社記者 陳曄華/攝

　　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

　　習近平總書記一貫高度重視歷史的經驗，反復提示我們，歷史記述了前人的成功和失敗，重視、研究、借鑒歷史，了解歷史上治亂興衰規律，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明天的啟示。

　　2018年11月26日，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專門就中國歷史上的吏治舉行第十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并發表重要講話，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深邃視野以史鑒今，深刻闡明新時代加強和改進干部管理工作、造就一支忠誠干凈擔當的高素質干部隊伍的內在規律，對實現黨和國家事業興旺發達、長治久安，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嚴把德才標準，最主要的是政治標準

　　干部標準是選人用人的衡量尺度，是干部工作的首要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歷來強調德才兼備，并強調以德為先。”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干部標準，是我們黨90多年來干部隊伍建設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是黨的性質和宗旨、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在選人用人上的集中體現，是選拔任用干部的根本標準。

　　這一標準是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逐漸形成和不斷深化完善的，也內含著中國古代選人用人的經驗智慧。中國古代對德和才的認識經歷了不斷發展的過程，形成了豐富深刻的思想觀念。比如，提出“既知且仁”、“才行俱兼”、“才行兼備”、“才德兼優”，等等。這些思想中關于“德”和“才”的具體內涵，帶有那些時代的鮮明烙印，特別是政治烙印，本質上是為維護少數剝削階級利益服務的。但也表明，古人清醒地認識到，鞏固政權，謀求長治久安，需要有一支既可靠又能干的官吏隊伍。他們宣揚封建綱常倫理，用經、史、子、集，甚至“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這樣的蒙學讀物，來反復灌輸，反映了對國家治亂興衰與選人用人之間的關系，達到了一些規律性認識。這些規律性認識，今天仍然值得重視。

　　中國共產黨人是站在廣大人民的立場上，來深化和升華古人對選人用人規律的認識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中國共產黨從誕生那一天起，就以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初心使命，以對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為崇高目標，除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黨沒有任何私利。黨結合時代條件，汲取有益歷史經驗，把德才兼備作為選拔任用干部的一個大原則、大政策、大方針，同時又根據不同時期的歷史任務，提出相應的好干部標準。新時代的好干部標準，是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這一標準，與我們黨在不同歷史時期一貫堅持的干部標準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黨建學說關于干部隊伍建設的理論，是培養選拔黨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的根本遵循。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嚴把德才標準關，首先是把好政治關，把政治標準作為衡量干部的第一標準。政治標準最本質的要求，是忠誠，要忠于黨、忠于人民、忠于祖國、忠于社會主義。忠誠，不是空喊口號，而是要落實到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上。對黨的忠誠，就必須講對黨的性質、使命、任務的忠誠，對黨的綱領、章程、紀律的忠誠，對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忠誠。黨員干部要把忠誠作為最根本的政治品質，這是擺正自己同黨的關系，擺正自己同黨的組織的關系，擺正自己同黨的工作的關系最基本的黨性素養，也是不斷校正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以及政績觀、權力觀、利益觀的基本尺度。沒有政治上的忠誠這一條，在“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兩個維護”上就根本不可能真正合格，根本不可能終身踐履。在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職位越高越要自覺按照黨提出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越要以堅強黨性和高尚品格，為全黨帶好頭、作表率。如果忠誠上出了問題，必然導致職位越高，危害越大。

　　忠誠的黨性素養，要靠黨的紀律來維護。黨的紀律，核心是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是規范黨的立場和方向的，也是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能夠得到執行的剛性要求，要求所有黨員無一例外地遵守，沒有變通的余地。即使是西方國家的政黨在政治上也是有嚴格約束的，政黨的重要成員必須擁護本黨的政治主張、政策主張等，對那些在政治上行動上與本黨離心離德的重要黨員照樣要執行紀律。忠誠的黨性素養，還要靠黨員個人的修養來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性是歷史規律造就的，但共產黨員的先進性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會一成不變、終身守恒。共產黨員的先進性要靠純潔性來維護，這就需要不斷地加強黨性鍛煉，提升黨性修養境界，抵御形形色色錯誤思想的侵蝕。共產黨員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現實社會中，大千世界紛繁復雜，只有保持黨性修養的定力，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做忠心耿耿的黨員，才能夠涵養浩然正氣，煉就金剛不壞之身；只有把遵守黨的紀律和加強黨性修養緊密結合起來，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才能努力做到忠誠干凈擔當。

　　嚴把政治標準關，就要堅決反對政治上的兩面人。政治上的兩面人，對黨和人民事業危害很大，必須及時將之辨別出來、清除出去。這種人往往“口言善、身行惡”，裝得很正，藏得很深，隱蔽性和迷惑性很強。有的表里不一、欺上瞞下，說一套、做一套，臺上一套、臺下一套，當面一套、背后一套；有的公開場合要求黨員、干部堅定理想信念，背地里自己不敬蒼生敬鬼神，篤信風水、迷信“大師”；有的張口“廉潔”、閉口“清正”，私底下卻瘋狂斂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隱藏得再深，總有露出馬腳的時候；識別起來再難，也總是有辦法的。“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只要全方位、多渠道觀察，總能讓這些政治上的兩面人現形。要善于透過現象看本質，看政治忠誠，看政治定力，看政治擔當，看政治能力，看政治自律；要多到基層干部群眾中、多在鄉語口碑中了解干部，既在“大事”上看德，又在“小節”中察德。要全面、歷史、辯證地看干部，既聽其言、更觀其行，既察其表、更析其里，既看顯績、又看潛績，既看一地一時，更看長期表現、甚至看一輩子；既看平時，又注重了解干部在完成急難險重任務、處理復雜問題、應對重大考驗中的表現。

　　強調以德為先，不等于只講德，不重才，而是既要強調政治過硬，又要注重本領高強。那些青史留名的人，像漢代的蕭何、張良，三國時的諸葛亮，唐代的房玄齡，宋代的岳飛、文天祥，明代的海瑞，清代的林則徐等，無一不品德高尚、才能杰出。今天，我們黨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近14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執政，面對復雜嚴峻的國際形勢，面對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黨的干部隊伍沒有過硬本領，就難以戰勝各種風險和困難，難以不斷前進。黨的各級干部都要有本領不夠的危機感，以時不我待的精神，努力提高各方面的知識素養，主動加快知識更新、優化知識結構、拓寬眼界和視野，一刻不停地增強本領。要不斷增強學習本領、政治領導本領、改革創新本領、科學發展本領、依法執政本領、群眾工作本領、狠抓落實本領、駕馭風險本領，全面發展，不斷成熟，努力進步。

　　二、堅持公正用人，要公在公心、公在事業、公在風氣

　　選人用人事關黨的事業興衰成敗，事關人民群眾福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公正用人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在組織路線上的體現，應該成為我們選人用人的根本要求。”堅持公正用人，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組織保證，是做好干部工作的關鍵環節。選什么人、用什么人就是風向標，就有什么樣的干部作風，也就有什么樣的黨風。“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這句古話，深刻揭示了堅持公正用人在治國理政中的極端重要性。歷史和現實證明，用人導向正確，就會對干部形成正向激勵，吸引更多的人才脫穎而出，更好推動事業發展；用人導向出現偏差，就會打擊干部積極性，帶壞黨風政風，危害黨的事業。

　　堅持公正用人，核心是堅持公道正派。“為官擇人者治，為人擇官者亂。”如果公道正派上出了問題，再好的制度也難以落實，再好的干部也可能選不出來。堅持公正用人，首先要求強化黨組織的領導和把關。一段時間以來，一些地方和單位（黨組）沒有很好地履行選人用人責任，有的簡單以票取人、以分取人，有的領導干部從自己的利益和意圖出發選人用人，搞親親疏疏、團團伙伙、小圈子，劃線的標準就是對他們本人忠不忠，能不能給他們輸送利益，能不能為他們所用。結果是帶壞了一批干部，也害了一批干部。事實證明，只要堅持公道正派，很多看似復雜的問題都會變得簡單起來。要及時大膽使用那些敢于負責、勇于擔當、善于作為、實績突出的干部，讓干部看到只要真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組織上是不會埋沒的。要堅決糾正唯票、唯分、唯生產總值、唯年齡取人等偏向。要敢于堅持原則，有那么一種只問是非、不計得失的氣節，不為人情關系所縛，不為歪風邪氣所擾，不為個人得失所困，敢于為好干部說公道話，讓好干部真正受尊重、受重用，讓那些弄虛作假、不干實事、會跑會要的干部真正沒市場、受懲戒。

　　堅持公正用人，要著眼事業發展，科學合理使用干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從黨和人民事業出發選干部、用干部，堅持事業為上、依事擇人、人崗相適。”這是堅持正確選人用人導向十分重要的方面和根本出發點。“駿馬能歷險，犁田不如牛。堅車能載重，渡河不如舟。”用什么人、用在什么崗位，一定要從工作需要出發，正確把握事業發展需要和干部成長進步的關系，做到事業需要什么樣的人就用什么樣的人，崗位缺什么樣的人就選什么樣的人。古人早就認識到“量才授官”、“人事相宜”的用人原則。洪武元年，朱元璋調翰林學士陶安為江西參政，陶安答道：我知識淺陋，擔心不能勝任。朱元璋說：我用人是用其所能，而不強求其所不能。你的才能適合擔任這一職務，我才將這一職務授予你。豈能為了照顧偏向一人，而不愛惜一方百姓？“凡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適，任之欲專”，這個道理是清晰明了的。選用干部，必須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大局出發，看誰更優秀、更合適、更利于推動工作，而不是只看資歷、看輪到誰了，論資排輩、平衡照顧。否則就會用非所長，干部干得很吃力，問題堆了一大堆，工作也難以打開局面。要始終抱著對黨和人民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選用干部堅持事業為上，使事業在優秀干部推動下興旺發達，讓干部在推動事業發展中健康成長。

　　堅持公正用人，要堅決杜絕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用一賢人則群賢畢至，見賢思齊就蔚然成風。用人風氣好壞，直接影響用人行為和黨內政治生態。用人風氣好，干部選拔任用工作就能嚴格按照黨性原則和用人政策辦事。反之，整個用人秩序就無法維持，真正的好干部也難以選出來。前些年，有的地方和部門，正派能干的干部不被重用，踏實干事、不跑不要的干部沒有進步機會，那些做樣子、混日子、要位子的“官油子”得勢得利，那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人如魚得水，那些德才平平、投機取巧、說謊邀功的人得到提拔和重用，那些背倚權勢、締結“關系”、阿諛逢迎的人大行其道。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現象，嚴重敗壞黨的作風，損害黨的形象，挫傷干部隊伍積極性，人民群眾深惡痛絕。要大力整治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以用人環境的風清氣正促進政治生態的山清水秀。

　　三、拓寬用人視野，以更高的站位和更寬的視野去發現人才，使用人才，配置人才

　　神州遍人才，行行出狀元，關鍵是要有用人的胸襟，識人的本事，聚人的環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把方方面面優秀人才聚集到黨和人民事業中來，需要打開視野、不拘一格，充分盤活干部資源，把干部隊伍和各方面人才作用充分發揮出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人才隊伍規模不斷壯大，創新能力顯著增強，創新成果大量涌現，創新活力競相迸發，在全球創新版圖中位勢節節攀升，人才對經濟社會發展引領支撐作用越來越強。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也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求賢若渴。

　　不拒眾流，方為江海。“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古人求賢的最高目標是“野無遺賢”，這是古人從歷史事實中得出的一條經驗。歷史上，劉邦、曹操、李世民、朱元璋等都曾下詔廣泛求賢。李世民說：“明君傍求俊乂，博訪英賢，搜揚仄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房玄齡、魏征等人能夠被委以重任，成為宰輔重臣，與唐太宗這種選人用人理念有很大關系。毛澤東同志曾經贊揚曹操“懂得用人之道，招賢納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90多年來，我們黨帶領人民勝利走過千山萬水，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始終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廣納一切人才，從而“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要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需要出發，以更高的站位、更寬的視野發現人才、使用人才、配置人才。要堅持干部工作一盤棋，拓寬人選來源渠道，從各個行業、各條戰線選拔優秀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拓寬用人視野，要堅持在實踐中發現干部，在實踐中培養歷練干部。實踐是干部成長的課堂，也是干部經受考驗和展示才華的舞臺。中國歷史上，許多名人志士為官從政是從基層實踐起步的。孟子從舜、傅說、管仲、孫叔敖、百里奚等人的經歷中總結道：“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北宋政治家王安石，27歲擔任浙江鄞縣知縣，任職3年，“治績大舉，民稱其德”，為以后革新變法打下基礎。把實踐鍛煉作為提高領導干部基本素質的重要方式，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觀點。列寧說過：“管理的藝術并不是人們生來就有，而是從經驗中得來的。”我們黨歷來強調在干部選拔任用上要樹立重視實踐經歷、重視基層的導向，把基層一線作為培養鍛煉干部的基礎陣地，注重選拔長期在條件艱苦、情況復雜、工作困難地方努力工作的優秀干部。現在，有的干部最缺的就是實踐經驗，特別是缺少在重大斗爭中經風雨、見世面的經歷，導致在大風大浪的考驗面前驚慌失措，沒有主見。必須強化實踐磨煉，把火熱的實踐作為最好的課堂，創造更多機會讓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在實踐中經風雨、見世面、長才干、壯筋骨，保持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實踐鍛煉不是去“鍍金”，更不是去走過場等著提拔，而是要真正深入基層、深入實際、深入群眾，在改革發展的主戰場、維護穩定的第一線、服務群眾的最前沿砥礪品質、提高本領。要有組織、有計劃地把干部放到重大斗爭一線去真刀真槍磨礪，強弱項、補短板。

　　實踐鍛煉對于干部的成長，既是增長才干的必修課，同時也是提升黨性修養境界的必修課。共產黨人的黨性修養，不是古人囿于時代局限所認知的“閉門思過”，而是要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偉大社會革命實踐中改造主觀世界。政治上的忠誠、執著、堅毅，歸根到底是實踐問題，在實踐中形成，在實踐中鑄牢，在實踐中經受檢驗。

　　四、激勵干部積極性，在選人用人上體現講擔當、重擔當的鮮明導向

　　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共產黨人要有進行偉大社會革命和偉大自我革命的精神。物質可以變精神，這叫唯物論；精神也可以變物質，這叫辯證法。毛澤東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講過這樣的道理，習近平總書記也向全黨講過這樣的道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激勵干部增強干事創業的精氣神”，這是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迫切需要。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之所以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與廣大干部改革創新、干事創業、擔當奉獻是密不可分的。當前，落實好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戰略安排，更加需要廣大干部積極作為、主動擔當，尤其需要把干部隊伍建設得更有理想、更有力量、更有干勁。

　　干部的積極性從哪里來？既從自身的黨性修養中來，也從組織上的激勵和嚴格管理中來。好干部是選出來的，更是管出來的。嚴管就是厚愛，就是對干部真正負責。“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歷史反復證明，治國必先治吏。我國歷史上的“盛世”都是順應時勢、嚴格吏治所帶來的；我國歷史上的衰亂之世，無不與吏治腐敗、吏治廢弛有著密切關聯。以唐朝為例，在貞觀之治、開元之治這樣的“盛世”，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文治武功，離不開強化吏治的監察體制。這種監察體制對監督各級官吏的作為，維護政令的上通下達，緩解官民之間的矛盾，發揮了重要作用。以一臺三院（御史臺和臺院、殿院、察院）為核心的全國性的監察網絡，以魏征、張九齡等為代表的敢于犯顏諫劾的監察官，以《監察六法》為主干的監察法系，以及以皇帝對御史出巡的監察重點作出“因事而發”的制詔為輔助手段，這一系列監察制度、法律和人事的安排，大大強化了吏治的有效性，促進了社會的良性運行。同樣，唐朝的衰落，從吏治角度看，映證了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的，“吏治腐敗更是我國歷代王朝走向衰亡覆滅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共產黨是執掌全國政權的黨，這就決定了治國必先治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黨要管黨，首先是管好干部；從嚴治黨，關鍵是從嚴管理干部。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加大從嚴管理監督干部力度，反腐倡廉取得歷史性成就，推動政治生態持續改善、黨風政風明顯好轉，凝聚起了干事創業的磅礴偉力。“為官避事平生恥。”黨的干部是人民公仆，自當干字當頭，既廉又勤，既干凈又干事。如果組織上管得嚴一點、群眾監督多一點就感到受不了，就抱怨“為官不易”，還能叫共產黨的干部嗎？只有從嚴管理，才能讓干部懂得權力的來源與邊界，把準奮斗的方向和重點。當然，黨要管黨、從嚴治黨不是把干部管死，而是為干部干事創業劃出“安全區”，激勵干部擔當作為，更好促進事業發展。對干部身上出現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早提醒、早糾正，這是愛護干部，而不是苛求干部。要堅持嚴管和厚愛結合、激勵和約束并重，抓住影響干部干事創業、擔當奉獻的關鍵癥結，強化正向激勵，加大治庸治懶力度，狠剎歪風邪氣。要把嚴格管理干部和熱情關心干部結合起來，既要求干部自覺履行組織賦予的各項職責，嚴格按照黨的原則、紀律、規矩辦事，又對干部政治上激勵、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關懷，讓廣大干部安心、安身、安業，推動廣大干部心情舒暢、充滿信心，積極作為、敢于擔當。

　　激勵干部干事創業，就要為真干事、真創業的干部營造大有作為的廣闊空間，使他們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即使是失敗了，也要分清原因，正確對待。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難免出現瑕疵和失誤。寬不失法，嚴不失德，寬嚴相適，穩中求進，這是歷史留給我們的寶貴經驗。2018年，黨中央專門就激勵干部擔當作為印發《關于進一步激勵廣大干部新時代新擔當新作為的意見》，就是向廣大干部發出攻堅克難、奮發作為的動員令、集結號。要鼓勵探索創新，寬容探索創新中的失誤，滿腔熱情地幫助干部成長成才，如果一味求全責備，干部的積極性就會遭到傷害。要把干部在推進改革中因缺乏經驗、先行先試出現的失誤和錯誤，同明知故犯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把上級尚無明確限制的探索性試驗中的失誤和錯誤，同上級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把為推動發展的無意過失，同為謀取私利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保護那些作風正派又敢作敢為、銳意進取的干部，最大限度調動廣大干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當干部因敢抓敢管、敢闖敢試而遭遇挫折失誤、受到非議時，當干部因不實舉報受到委屈、被人誤解時，組織上要為他們說公道話，為他們加油鼓勁、撐腰壯膽，該澄清的及時澄清，該正名的公開正名，使他們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心情暢快投入到工作中去。要在選人用人上體現講擔當、重擔當的鮮明導向，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為識別干部、評判優劣、獎懲升降的重要標準，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群眾認不認可作為選拔干部的根本依據，激勵各級干部擼起袖子加油干。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干部從無謂的事務中解脫出來。這句話既有明確的指向性，又有微言大義在深處。現在，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檢查考核名目繁多、頻率過高、多頭重復；“文山會海”有所反彈；一些基層干部忙于填寫各類表格，甚至沒有時間深入基層調研辦實事，等等。特別是一些“痕跡管理”重“痕”不重“績”、留“跡”不留“心”，簡單以留痕多少、上報材料多少來評判工作好壞，干部忙于“造痕跡”、“湊業績”，疲于奔命、苦不堪言。這些無謂的事務既占用干部大量時間，耗費大量精力，又助長了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必須堅決杜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強調的，要把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為重要任務。要講究科學、講究方法、講究效率，把各方面信息集中起來，建立信息庫，實現信息資源共享。要控制各級開展監督檢查的總量和頻次，減輕基層負擔，讓基層干部把更多時間用在抓工作落實上。

　　回望來路，歷史始終如一盞明燈，照亮中國共產黨人“趕考”的道路。當年，毛澤東同志曾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今天，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重視、研究、借鑒歷史，在如何建設一支忠誠干凈擔當的高素質干部隊伍方面創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要求，為打造一支政治過硬、本領高強、適應新時代要求的干部隊伍指明方向，激勵我們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