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特刊·改革記憶】

　　編者按：“改革開放”四個字，與所有人息息相關；改革開放40年，與你我他深刻相連。40年奮進，那些人那些事，成為彌足珍貴的深刻記憶。本期特刊齊聚改革開放的親歷者，請他們講述自己跨越40年的故事，以此見證改革開放給個人和社會帶來的深刻變化。讓我們面向未來，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

　　青蒿素走出國門影響世界

　　中國中醫(yī)科學院終身研究員、諾貝爾獎獲得者 屠呦呦

　　瘧疾是全球頭號蟲媒傳染病，全球40%以上的人可能感染上瘧疾，其中，惡性瘧的死亡率極高。2000年的統計數據表明，當年因瘧疾死亡83.9萬人，其中72.3萬是5歲以下的兒童。2004年世界衛(wèi)生組織推薦青蒿素聯合療法（ACTs）為一線抗瘧藥，2006年，世界衛(wèi)生組織推薦ACT作為治療惡性瘧的首選一線藥物。根據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統計，2000年至2015年期間，全球可能患瘧疾的人群中，瘧疾發(fā)病率下降了37%；瘧疾患者的死亡率也下降了60%，全球共挽救了620萬人生命。這一成績歸功于瘧疾防治的綜合措施，包括ACTs在內。在這個過程中，青蒿素和它的衍生物走向國際抗瘧臨床，并成為全球抗瘧的一線藥物，體現出中醫(yī)藥寶庫是世界醫(yī)藥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回顧過去的40年，青蒿素首先經歷了一個從化學物質變成藥物的過程，這是全國抗瘧工作者團結協作共同努力的結果。

　　1977年，青蒿素作為化學物質第一次公開發(fā)表于科學通報。1979年在英文版《中國建設》雜志介紹了這種新的抗瘧藥。1981年，在北京召開的國際瘧疾化療會議，系統介紹了青蒿素和它的抗瘧效果，作為一種全新化學結構的抗瘧藥物，青蒿素從此得到越來越多的國際關注。1986年，中醫(y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研發(fā)的青蒿素獲得新藥證書。1992年，雙氫青蒿素獲得新藥證書，北京地區(qū)生產了“科泰新”片劑，即雙氫青蒿素。上海藥物所研制出蒿甲醚，桂林制藥廠研制了青蒿琥酯，并均于1987年獲得新藥證書。軍事醫(yī)學科學院研制了復方蒿甲醚，于1992年獲得新藥證書和國際專利。軍事醫(yī)學科學院還研制出復方磷酸萘酚喹，于2003年獲新藥證書。廣州中醫(yī)藥大學研制了雙氫青蒿素磷酸哌喹片，1997年獲得越南批準，2003年獲我國新藥證書。廣州中醫(yī)藥大學研制出青蒿素哌喹片，2006年獲我國新藥證書。上面這些藥物，在國內外抗瘧臨床得到廣泛應用，并最終影響了世界。

　　人們都知道，青蒿素是從中醫(yī)古籍中獲取靈感發(fā)現的。而在探討中醫(yī)藥的現代發(fā)展時，有一種模式比較常用，即傳承經典+現代多學科創(chuàng)新。這個模式可以做出創(chuàng)新發(fā)現，但這僅是方法學層面的模式，還需要關注精神層面的模式，也就是科學研究的驅動力。人們常說，好奇心和興趣是科學研究的驅動力，這話不錯，這樣的事例也比比皆是。全國523團隊的研發(fā)工作顯示了另一種驅動力，那就是對國家使命的高度責任感與擔當。中國科技工作者肩負著振興中華的時代使命，投身于科技創(chuàng)新發(fā)展，這就是我們當下的責任與擔當。作為一名老科技工作者，僅以此和各位同行們共勉。當然，在全球瘧疾防治的戰(zhàn)場上，個體的力量是渺小的， 只有有組織、有目標的大團隊作戰(zhàn)，才能逐步戰(zhàn)勝瘧疾。

　　除了青蒿素抗瘧研究之外，我們團隊也十分關注青蒿素的抗癌、治療紅斑狼瘡等功效。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創(chuàng)造出更多有價值的中醫(yī)藥成果，更好地造福于人類健康。

　　（光明日報記者田雅婷采訪整理）

　　不忘初心，感恩前行

　　中科院院士、西湖大學校長 施一公

　　改革開放啟航的1978年，我11歲，在河南省駐馬店鎮(zhèn)讀小學四年級。1985年，我第一次邁進清華園，至今記憶猶新。“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號伴隨著我大學生活的每一天，“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融入我的骨髓，給予并構建我一路走來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在這里，我經歷了失去父親的錐心之痛，也感受到學校和師長的溫暖關懷。1990年初，我留學美國，在大洋彼岸學習工作18年。

　　2008年初，我辭去普林斯頓大學終身講席教授的職位，回到了闊別已久的清華園。在學校的大力支持下，我和同事們率先在國內全面實行以國際化和流動性為標志的準聘教師人事制度，從海外引進百余位杰出人才，清華生命學科實現跨越式發(fā)展；成立生命科學學院，創(chuàng)新本科生和博士生的培養(yǎng)模式；創(chuàng)建藥學系和藥學院；在醫(yī)學院創(chuàng)辦八年制醫(yī)師科學家的培養(yǎng)模式；建設一流的生物醫(yī)學科研平臺；在結構生物學等多個基礎研究領域邁入世界一流；過去十年清華生命學科在頂尖期刊《科學》《自然》和《細胞》發(fā)表的研究論文超過80篇。同時，我積極在科技教育領域向國家建言獻策；建議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并撰寫初稿，長期參與并負責評審，為國家延攬人才。

　　受到這些成功實踐的鼓勵，我渴望利用自身所長為國家和民族作更多力所能及的貢獻。改革開放40年以來，我國高等教育取得巨大進步，但國內一流大學在人才培養(yǎng)和科學研究方面與世界頂尖大學的差距仍然很大；這些差距的縮短需要探索機制創(chuàng)新。同時，我國優(yōu)質高等教育資源依然匱乏、發(fā)展很不均衡；400多所民辦大學大多為技術技能培訓型，這種格局與中國在經濟社會領域取得的矚目成績很不相稱。清華校訓的教誨與回國多年的實踐激勵著我，決定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創(chuàng)建一所小而精的新型研究型大學：西湖大學。

　　在黨和國家的關心下，教育部悉心指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區(qū)三級政府大力支持，清華、復旦、浙大及社會各界積極幫助，西湖大學已于今年10月在杭州正式成立，云棲校園已經投入使用，75位教授簽約入職，139位博士研究生入學，教學科研全面展開。通過社會各界捐贈，西湖教育基金會為西湖大學的運行提供了保障。

　　小而精的西湖大學可以靈活地探索人才培養(yǎng)、科學研究、大學管理的創(chuàng)新機制；以培養(yǎng)博士生入手的獨特做法將很快使西湖大學贏得國際學術界的矚目。我期待，十年后，西湖大學的重大前沿科學突破享譽全球，并轉化成生產力推動中國和世界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對人類文明作出重要貢獻；那時，西湖大學也將已經完成本科通識教育的設計和實踐，送出第一批優(yōu)秀的本科畢業(yè)生。

　　我感恩40年的改革開放，讓我和萬千筑夢人可以義無反顧地追求理想。從駐馬店的小學生到西湖大學的校長，我的人生歷程是這個時代無數奮斗者的一個縮影。展望未來，我們但求不忘初心、不辱使命！

　　（光明日報記者豐捷采訪整理）

　　是“喬廠長”自己找上了我

　　天津市作協原主席 蔣子龍

　　1979年春，《人民文學》編輯部派人來找我約稿。而那時我有近三年沒有動過再寫小說的心思，甚至也不讀小說了，因為實在是沒有時間。

　　“文革”后落實政策，讓我當了重機廠鍛壓車間的車間主任。車間有五跨，三萬多平方米的廠房，一千多名職工，相當于一個中型企業(yè)，但缺少一個獨立的中型工廠的諸多自主經營權，千頭萬緒，哪兒都不對勁。有工藝卻沒有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弄來，機器設備又出了故障。多年生產秩序打亂，規(guī)章制度遭到破壞，機器設備不能定期維護，到處都是毛病。等你把設備修好了，人又不給使喚，對待工作的態(tài)度大不如從前。待你磨破了嘴皮子、連哄帶嚇唬地把人調度順了，現行的管理體制不僅不給你加勁，反而處處掣肘，本該由上邊撐著的責任卻撐不起來……

　　我感到自己天天都在“救火”，常常要晝夜連軸轉，有時連續(xù)干幾天幾夜都回不了家，身心疲憊。有一次檢查安裝質量，我從車間的24米熱處理爐上摔下來，暖風擦過我的臉，火光在身邊一閃而過，跟著就失去了知覺。當時處理爐下面有一堆鑄鋼的爐件，如果摔到那上面，肯定就沒有后來的“喬廠長”了……

　　我答應了《人民文學》的編輯，用三天時間寫出了《喬廠長上任記》。小說講述老干部喬光樸在工廠內部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從而扭轉工廠被動局面的故事。當時自己的感覺是酣暢淋漓，幾年來積壓的所感所悟一泄而出……

　　《喬廠長上任記》作為小說，自然是一種虛構。任何虛構都有背景，即當時的生活環(huán)境和虛構者的心理態(tài)勢。并不是我要將自己的虛構強加給現實，是現實像鞭子一樣在抽打著我的想象力。所以我總覺得“喬廠長”是不請自來，是他自己找上了我。

　　《喬廠長上任記》后來被當作“改革文學”的開山之作。我經常被人問起，作為“改革文學”的締造者，您如何如何。這時，我就會實話實說，其實我至今也搞不清楚“改革文學”的概念，作家是不可能按照“改革”的定義去創(chuàng)作文學作品的。而只有當“改革”實際上成為人民群眾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主題時，正在劇烈地搖蕩與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時，才能讓作家把激情和材料融合成創(chuàng)作之火，把虛構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實的生活旋律之中。

　　（光明日報記者饒翔采訪整理）

　　一粒種子可以改變世界

　　中國工程院院士、“雜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

　　我曾經說過，人一輩子做好一件事就足夠了。我這一輩子的生活重心就是水稻，我最愛走的路也就是田埂。

　　1960年，罕見的天災席卷了中國，嚴重的糧食饑荒，讓每個人的臉都變成了蠟黃色。目睹了殘酷的現實，我每天輾轉難眠，腦海里全是佝僂的身影和饑餓的威脅。痛定思痛，那一刻，我下定了決心，一定要培育出高畝產的水稻，讓糧食大幅增產，用農業(yè)科學技術來戰(zhàn)勝饑餓。

　　1978年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元年，注定是億萬中國人要銘刻在心坎上的一年。這一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召開，中國的科學迎來了春天，我參加了這次會議并獲獎。改革開放帶來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新風，我和小組成員研究出的南優(yōu)2號雜交水稻在全國推廣試種，平均畝產達到623斤，超出了原本稻種產量的一倍多。1976年到1986年間，從南優(yōu)2號到威優(yōu)49，雜交水稻比常規(guī)水稻單產提高了20%以上。1986年10月，世界首屆雜交水稻國際學術討論會在長沙召開，我在會上作了《雜交水稻研究與發(fā)展現狀》的專題學術報告，全世界都為中國的雜交水稻技術感到驚嘆。

　　我堅信，一粒種子可以改變世界，我們不但要向土地要糧，更要向科技要糧。為此我?guī)ьI團隊一路奮進、一路攻關。

　　1995年，兩系法雜交水稻研究獲得成功。2014年，超級雜交稻成功突破第四期畝產1000公斤大關。在常規(guī)種植方式取得傲人成績的同時，我開始研究在惡劣條件下種植雜交稻。2016年，我?guī)ьI團隊開始研究耐鹽堿水稻，要知道，全國有十幾億畝的鹽堿地沒種莊稼，還有幾千萬畝的灘涂，如果利用起來，全國推廣一億畝耐鹽堿水稻，畝產達到300公斤的話，將增收300億公斤。三百億公斤是什么概念呢？相當于湖南省全年糧食總產量，可以多養(yǎng)活八千萬人口。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成功解決了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這是中國對世界糧食安全的巨大貢獻。如今，雜交水稻在國外種植面積達700萬公頃，雜交水稻不僅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而且正在造福全世界。

　　我有兩個夢，一個是禾下乘涼夢，一個是雜交水稻覆蓋全球夢，我的心愿是發(fā)展雜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

　　（光明日報記者李慧采訪整理）

　　依然在思索的路上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主要作者 胡福明

　　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tài)》發(fā)表經胡耀邦同志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公開發(fā)表了這篇文章，新華社向全國轉發(fā)，在廣大干部群眾中引起強烈反響，引發(fā)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當時我正任教于南京大學哲學系。

　　1966年開始的“文革”，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舉國歡騰。但不久后，我又變得憂心忡忡起來。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發(fā)表《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提出“兩個凡是”。長期與哲學打交道的我敏銳地捕捉到，破解所有問題的總開關就是破除“兩個凡是”，否定“句句是真理”，否定“天才論”。

　　我開始醞釀寫文章。1977年9月初，我將8000字左右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文章，寄給了曾向我約稿的光明日報哲學組組長王強華。

　　1978年1月19日，我收到了王強華的來信及文章小樣，信中希望將文章做進一步修改。4月，恰巧我到北京開全國哲學討論會，王強華便把我接到報社，討論改稿事宜。我白天參加會議，晚上討論修改文章。后來，光明日報社新任總編輯楊西光看了清樣，表示“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學版可惜了”，于是我和楊西光、馬沛文、王強華，還有中央黨校的孫長江、吳江等人共同參與討論修改，以此增加文章的針對性和戰(zhàn)斗力。所以，我一直強調這篇文章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沖破了“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推動了全國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解放運動，從此，解放思想成為中國人民思想樂章的主旋律；從此，改革開放大潮在中國大地上不斷涌起……

　　經歷了這一場轟轟烈烈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后，我依然在思索的路上：我國建設社會主義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我以為，只要是全心全意為人民著想，為人民謀利益，一心一意搞現代化建設，堅持改革開放，使得國家富起來，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軍隊更強大，那么中國就一定會有更好的前途。

　　（光明日報記者鄭晉鳴整理）

　　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

　　原國家外經貿部副部長、中國復關及入世談判首席談判代表 龍永圖

　　談及我所親歷的改革開放40年中的標志性事件，當然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確實是一場既影響中國對世界看法，又影響世界對中國看法的深刻談判。

　　從1986年開始復關談判，到2001年中國入世，這15年的艱苦談判歷程，總結起來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從1986年到1992年，我們用6年時間解決了4個字——市場經濟；然后，從1993年到2000年，我們用近8年的時間來解決另外4個字——開放市場；最后，我們花了一年時間，起草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法律文件。

　　1992年之前，市場經濟在中國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談話，指出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這是我們改革開放40年中一次重要的理論突破。當年10月，黨的十四大召開，大會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個多月后，我們在日內瓦宣布中國是搞市場經濟的，當時獲得全場一片掌聲。

　　此后，基于開放市場的問題，我們開啟了與每個國家的單獨談判。每個國家關注的重點都不一樣，比如，我們和冰島的談判只花了一個多小時，但是和美國的談判整整花了6年。美國希望中國的關稅水平降到發(fā)達國家的水平，但我們只能降到發(fā)展中國家的水平。經過艱苦的談判，美國人讓了步，我們以發(fā)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

　　經過入世后17年的發(fā)展，我們國家逐漸強起來，老百姓逐漸富起來。中國改革開放得益于經濟全球化的發(fā)展，同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又極大地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的發(fā)展。如今回望改革開放40年歷程，有三個重要節(jié)點：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進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加快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歷史進程；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到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

　　今年，我們舉辦了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意義重大。中國改革開放不能停步，改革開放還要繼續(xù)，我們開放的大門還要更大。

　　（光明日報記者陳恒采訪整理）

　　《光明日報》（ 2018年12月11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