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兩次提出的“301”清單，究竟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值得進一步從數據出發，進行分析。全文約6600字。

　　邁克爾·金斯利（Michael Kinsley），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在介紹偉大的博弈論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的博弈思想時，曾經假想了如下情景：

　　“你站在懸崖邊緣，腳踝上纏著鐵鏈，鐵鏈的另一頭鎖著對手。只要對手認輸，你將獲釋，并且贏得巨獎。情況是：你唯一的手段就是威脅將他推下山崖——但那意味著你也將粉身碎骨。那么，你怎樣才能說服對手屈服？”

　　謝林的回答是：“你開始跳舞，并且離懸崖邊緣越來越近。如此一來，你并不需要讓對手相信你已經瘋了——要把他和你自己都退下深淵。你需要做的，只是讓對手確信你比他更愿意承擔失控落下山崖的風險。假如你能做到這一點，你就贏了。”

　　謝林的思想，影響了一代人對美蘇冷戰的理解。幸運，抑或不幸的是，在冷戰落幕、全球化發展近30年后，我們也許又要翻回故紙堆，去尋找前輩的智慧

　　現實是：在中美雙方互派談判團隊進行了至少兩輪談判并達成“共識”后，特朗普總統又一次打開了中美貿易戰的扳機保險。5月29日，特朗普宣布將繼續尋求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征懲罰性關稅。6月15日，讓市場一直等待的另一只靴子落下，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公布了針對中國進口的價值約500億美元的商品清單。與4月6日公布的初步清單相比，新的清單發生了兩個變化：首先，初步清單列出的1333項8位HS編碼商品中保留了818項，作為最終清單中的第一批商品，已經在7月6日開始面臨美國海關25%的額外關稅，這一批商品大約價值340億美元。第二，最終清單中又新增加了第二批商品，包括價值約160億美元的284項商品，將在走完聽證程序后實施征稅。

　　深諳“交易的藝術”的美國總統并沒有給市場喘息的機會，7月10日，總統宣布計劃對新一批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10%的關稅，并在8月下旬進行聽證。又一只靴子高高掛起，等待落地……

　　幾乎在同一時間，特朗普政府還宣布對歐盟、加拿大、墨西哥輸美鋼鋁產品征稅。特朗普反復無常、全面開花的“作戰風格”讓他的對手（也許還包括他的一些部長們）無所適從。這種反復變化（姑且稱之為“特朗普不確定”）反映的，也許是他履行對選民承諾的堅定信念，也許是他內閣成員中鷹派鴿派兩種力量的博弈，我們不得而知。 但有一點是確定的：特朗普政府的目光，一直鎖定在遏制中國經濟發展的未來潛力上。“中國制造2025”，這一份2015年即由國務院印發各省市、部委的制造業行業發展指導性意見，中國版的“工業4.0”計劃，在2018年隨著中美貿易爭端終于變得家喻戶曉。

　　那么，美國兩次提出的“301”清單，究竟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值得進一步從數據出發，進行分析。

　　征稅清單的分析

　　首先，考慮到3月的鋼鋁制品“232”清單，6月500億美元進口商品“301”清單，以及7月追加的2000億商品“301”清單，目前美國對來自中國商品的征稅范圍已經接近其全部進口的50%。我們使用美國統計局公布的2017年進口數據，因此其涉案實際金額與美國政府公布的目標金額有些微的出入。有意思的是，7月清單涉及價值近2000億美元的商品，涵蓋了6031項HS8位代碼商品，而剩下的還未進入任何清單的商品，價值近2600億美元，占美國從中國進口的一半以上，則只包含了3313項HS8位代碼商品。也就是說，還剩下的沒有卷入“貿易戰”的那一部分，有真正的“大家伙”。從這些商品占美國同類商品總進口份額來看（表1第[6]列），也能夠很清楚地看到隨著“貿易戰”的蔓延，被列入7月征稅清單的中國商品占美國同類進口總額已達23.2%，遠遠超過6月的兩個清單（分別是7.7%和14.7%），而尚未列入清單的這些商品，則占到美國同類進口的38%。可以說，戰略家們要了解什么是美國的“痛點”，什么是中國制造的真正競爭力所在，不妨深入研究下這些不在清單上的產品。

　　從圖1的柱狀圖上能更直觀地看出不同清單商品在不同行業的分布。我們按照海關的定義，將全部商品分為22大類，從動、植物產品，到藝術品和未分類制品。按照6月“301”清單的價值從高到底排序得到圖1。顯然，6月的清單上，機電產品，光學、醫療器械，交通運輸設備等工業中間品、零部件是最受關注的對象。到7月的2000億清單上，機電依然獨拔頭籌。雜項制品特別是一些直接消費品（比如游戲用品、家具、坐具、燈具及照明裝置等等）比例明顯增加。更重要的是：7月清單涉及的產品領域也大幅增加。22個行業大類中，6月清單只涉及8個行業，而7月清單除了武器彈藥領域和未分類商品沒有被波及之外，其余行業都未能幸免。目前還未被列在征稅清單上的產品，主要集中在機電、紡織、雜項制品、鞋帽制品等行業。

　　那么對這些商品進行征稅，多大程度會影響美國國內經濟呢？一個簡易的判斷方法是：如果一個商品的競爭者多，中國出口商市場占有率低，那么對該產品征稅也許影響不大，因為買方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替代品。因此在圖2到圖4中，我們分別將6月清單、7月清單以及不在清單上的產品，按中國海關定義的行業大類進行分類后，計算美國從中國進口價值占同一大類商品總進口額的比例，以此來反映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的依賴程度。可以看到，6月清單波及的8大類商品中，賤金屬制品所占進口份額最高，但也僅為28.2%。其次是陶瓷玻璃制品和機電產品（分別為17.2%和16%）。相比之下，對于7月清單來說，在相當種類的產品上，中國是美國的主要進口來源國。中國出口的鞋帽類產品占美國該類產品總進口價值的73.8%，雜項制品和皮毛類制品的進口份額也高達65.6%和60.4%。

　　在沒有被列入任何清單的這2600億美元商品上，中國占比就更大了。比如草木制品占到了75%，剩余的機電設備占到73%，鞋帽占到72%。有8個大類產品中國在美國的進口比例均超過了50%。

　　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用途也非常重要。根據聯合國統計署的BEC分類標準，我們將商品按照最終用途匯總為消費品、資本品、中間產品和其他四個門類。利用2017年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的價值數據，圖5對比了6月清單、7月清單和不在清單上的商品在各個門類中的進口價值總額。6月兩份清單所針對的產品均以資本品和中間品為主（共占比94.4%和97.6%），清單1的資本品進口價值與中間品不相上下，均為150多億美元，而清單2的中間品價值則是資本品的兩倍，占整個清單2進口價值的65.2%。7月清單在各門類均有所涉及，其中中間品價值高達947億美元，占比最高（48.1%）；資本品位居第二，進口價值累計575億美元，占清單總進口額的29.2%。重要的是：消費品在各清單中的份額上漲顯著。6月兩份清單涉及的消費品分別價值1.63億和3.39億美元，只占各自清單總價值的0.5%和2.4%；而7月清單中消費品占比22.7%，2017年進口價值累計448億美元，是6月兩份清單中消費品價值之和的89倍有余。而未被清單提名的商品主要屬于資本品和消費品，分別價值1207億美元和983億美元，占不在清單上商品進口價值的46.6%和37.9%。另有340億美元的中間品尚未受到征稅清單的影響。可以說，隨著“貿易戰”的激化，美國消費者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價格上漲的直接影響。而美國的制造業企業，也將不可避免地面臨零部件成本上升的壓力，導致競爭力下降，有可能反而會進一步減少美國出口。

　　進一步我們在表2列舉出2017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前10大產品（HS4位碼），并分別統計了這10類產品被各清單波及的金額和HS8位產品數目。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這10類美國對中國需求最大的產品，并不是美方征稅清單的重點目標。6月的兩份清單基本放過了這些產品，而進口排名首位的無線通信設備（比如手機）被7月清單征稅的產品價值236億美元，占該類產品進口總額的32.9%。排名第二、三位的自動數據處理設備（電腦）及零部件產品是前10類產品中為數不多被6月清單征稅的產品，但也僅占各自HS4位產品進口額的2.9%和1.4%。而7月清單則加大了對這兩類產品的征稅價值，征稅產品的進口占比上升到了15.6%和98.6%，有意思的是，電腦零部件產品全被列入征稅清單，是否反而導致出口商進一步將加工裝配轉移到中國，出口成品電腦？此外，進口排名第6位的家具和第8至10位的汽車零附件、照明裝置及衣箱手提包在7月清單中也全軍覆沒。

　　再進一步，從HS8位碼商品來看，表3總結了各清單商品在美國市場占有率的分布情況。根據2017年美國進口數據，我們計算了美國從中國進口各HS8位產品占美國從世界進口同類產品的份額。不難發現，鋼鋁232清單和6月兩份清單所瞄準的中國商品，其在美國的市場份額主要集中在0—25%和25%—50%區間內。而7月清單逐漸將目標轉移到市場占有率更大的商品上來，波及范圍和力度均明顯加大。市場份額位于50%—75%和75%—100%區間內的商品，被7月清單征稅的累計進口金額分別是7月清單總金額的40.8%和24.5%。尚未被清單波及的商品中，有價值1633億美元的商品市場占有率超過75%，占未加征關稅總價值的63%。

　　征稅與“最優關稅”：一個理論解釋

　　從這些分析可以知道，如果美國征稅范圍擴展到其7月清單，甚至進一步擴展至未列入清單產品，將不可避免地打擊到那些中國在美國進口占比較高的產品，包括大量的消費品和種類眾多的工業中間品。這不僅僅會打擊中國的出口企業，也必然傷害美國消費者的福利。從這個意義上說，關稅，實質上是“對國內消費者征收的稅種”（達特茅斯學院經濟學家Douglas Irwin 語）。

　　令人擔憂的是，“特朗普不確定”會給高效運轉的全球價值鏈帶來極大的困擾，并迫使企業家們在考慮全球生產布局時，在考慮效率和成本的同時不得不將政治因素考慮進來。即使我們不考慮這些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顯現的影響，從短期上看，關稅會立刻提高出口商的成本，這些額外的成本，會迫使中國的出口商降低出口的價格，部分地“分擔”消費者所面臨的價格上漲（在中間品貿易盛行的情況下，這里的消費者很多時候是下游行業的生產商）。而不能完全分擔的部分，則會“傳導”至消費者那里，形成稅后進口價格。

　　顯而易見，下游買家（消費者）越強大，就越能夠迫使上游賣家（出口商）讓步，多降低一些出口價格。你我這樣的消費者自然不能通過多買或是少買一些這樣的行為改變市場的價格，用經濟學的術語，我們面臨的是無窮大的供給“彈性”，或者說供給曲線是水平的。而大買家就不一樣，比如沃爾瑪這樣的大超市，就完全可以通過購買量來影響價格。這個時候，供給曲線就是斜向上的。進一步將分析擴展到國家視角也是這樣，小國不能影響世界價格，是價格的接收者，而大國則面臨斜向上的供給曲線，能夠影響世界價格。很顯然，美國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國，是世界第一大市場。因此它就可以通過加征進口關稅的手段來壓迫出口商降低價格。在國際貿易理論里，出口價格與進口價格的比例稱為“貿易條件”，通過加征關稅的手段迫使進口價格降低，就能夠帶來“貿易條件”的改善。

　　因此，對于一個大國而言，加征關稅固然會導致消費者福利損失——因為消費者面臨的稅后價格還是上升了，但從福利的角度，貿易條件的改善意味著：存在這么一個正的“最優”關稅，使得大國的凈收益最大化。這也許正是特朗普敢于揮舞“關稅”大棒的一個原因。具體到每一個產品而言，其“最優”關稅稅率，則取決于該商品的（出口方）供給彈性。供給彈性小的商品，對關稅的反應更激烈，出口價格下降的比例更多，最優關稅就更大一些。于是，國際經濟學家抽象出來一個非常簡單的公式來決定大國情形下不同商品的最優關稅，即：關稅稅率 = 1 / 出口供給彈性。

　　關稅的進一步分析

　　基于此，我們在表4中總結了各清單商品的原關稅水平。大體上，美國進口關稅維持在一個相當低的水平。大部分進口商品的關稅低于5%，而相當部分商品關稅為0。例如：6月清單1涉及的商品中有375件商品原沒有進口關稅，占清單價值的60.9%。這一比例在6月清單2和7月清單中分別為48.6%和54.2%。6月的兩份清單中只有5件HS8位商品的原關稅高于10%，進口價值之和不足0.05億美元，而7月清單中有329件商品的原關稅高于10%，進口價值累計32.28億美元。

　　圖6將美國進口關稅與中國進口關稅做對比。我們分別按照22大類行業將中美雙方進口關稅按照進口價值進行加權平均，得到圖2。圖中每一個點代表該行業的美國進口關稅（橫軸）和中國進口關稅（縱軸）。大部分點位于45度線的上方，說明中美之間的關稅結構確實存在美方關稅較低、中方關稅較高的情況。這毋庸諱言，但是要考慮到美國當今的關稅結構，始于1934年羅斯福總統依據《互惠貿易法案》（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 Act），通過主動降低關稅，尋求其他國家同樣降低貿易壁壘，以促進美國出口。作為從國際貿易中獲益最大的國家，美國主導了倡導自由貿易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WTO的前身）的簽訂。而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才開始真正啟動加入WTO的談判，將進口關稅從1992年的平均43%一路降到2007年9.8%左右。此外，在圖6中，我們并沒有考慮中國進口中普遍存在的加工貿易進口，這一部分進口占中國從美國進口的13%左右，在進口過程中是免征關稅或者先征后退的。

　　根據最優關稅理論，我們利用普渡大學經濟學家Anson Soderbery提供的彈性估計數據，重新估算了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的最優關稅。彈性數據缺失的HS8位商品用其所在的HS6位、HS4位、HS2位商品平均彈性依次替代。表5總結了各進口商品的實際原關稅、新關稅與最優關稅的關系與比例。很明顯，三大清單加征關稅之后，大多數商品的新關稅超過了最優關稅。6月清單1和7月清單中分別有71%和48%的商品，其原關稅低于最有關稅，分別加征25%和10%的關稅之后，這一比例下降到了43%和26%。6月清單2所針對的商品中，有57%的商品其原進口關稅已超過最優關稅。加征25%的關稅之后，超過最優關稅的商品比例將高達75%。

　　最優關稅的博弈困境

　　既然對一個大國而言，存在這么一個“最優”關稅，使得征收關稅帶來的貿易條件改進抵消甚至大于對消費者福利的損失，那么經濟學家為什么又那么積極地倡導關稅減免呢？這是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并不是僅僅只有一個大國，即使是小國，也往往在某些行業或者商品上具備影響世界價格的能力，更別說各國國內政治考量和民族情緒，也不會允許一國在面臨對方加征關稅的同時，不采取任何的反制。設想一下，假如世界上只存在兩個國家，都按照最優關稅的理論，給予對方特定行業上的關稅打擊，雙方都在提高進口關稅的行業獲得了貿易條件的改進，而在出口行業又遭受損失，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其結果是雙方都陷入了一個困境：雙方都通過加征關稅來打擊對手同時獲得收益，但假若雙方都采取減免關稅的措施，則雙方都能夠獲益；然而困難是，任何一方都不能夠也不愿意單方面宣布休戰——因為這意味著更大的損失。這樣，兩國就陷入了博弈論中常見的“囚徒困境”。在這個博弈中，每一方都按照給定條件下的最優策略行動，然而最終的結局卻是“雙輸”。

　　假如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按照最優關稅的策略單邊行動，或是對加稅方進行報復，那么我們就回到了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間，由于美國推出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將美國進口平均關稅從40%推高到近60%。僅僅兩年時間，美國的進出口就同時下跌了40%。世界貿易體系遭受重大打擊。

　　是否存在跳出互筑貿易壁壘的“囚徒困境”的解決之道？歷史早就給予我們答案，在“二戰”之后歐洲重建的過程中，美國人主導了1948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的簽訂，通過一個外部協定的方式，強制性地要求簽約國互相減免關稅，跳出了“囚徒困境”。GATT，以及替代GATT的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定當一國對一個GATT成員國減免關稅時，它也必須對所有其他成員國承擔同樣的關稅減免義務，這就是GATT最首要的“最惠國待遇”原則。這一原則，也最大程度上保護了眾多不具備談判能力的小國分享貿易自由化帶來的福利改進。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全球化發展遠超上世紀50年代的今天，國際多邊經貿體系的主要創始國和推動者，正致力于挑戰甚至摧毀這一體系，而不是去改進和完善它。90年代的美國貿易代表卡拉·希爾斯曾經說過“沒有WTO，世界就只剩叢林法則”。希望中美兩國，乃至全世界的領導人們，能夠有足夠的勇氣與智慧帶領我們遠離那一情景。